禮儀與好生活的關系及其后現(xiàn)代重構論文

　　禮儀是自古以來人類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一種規(guī)范現(xiàn)象。它之所以一直存在并為人們普遍認可，是因為它既是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xiàn)好生活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近代以來，整個社會生活的日益世俗化和市場化導致了禮儀的日益表面化和商業(yè)化，以禮儀為標志的道德逐漸喪失了它的好生活意蘊，對好生活的理解也變得片面化。在人類社會從現(xiàn)代向后現(xiàn)代轉換的今天，我們需要理清禮儀與好生活本原的真實關系，反思近代以來禮儀與好生活的分離，并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后現(xiàn)代的重構。

　　一、禮儀與好生活的關系

　　禮儀是最常見的日常現(xiàn)象。在漢語中，“禮儀”指禮節(jié)和儀式，是“禮節(jié)”和“儀式”的復合詞，因此這個漢語詞被英譯為“ceremony and propriety”。按《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禮節(jié)”表示尊敬、祝頌、哀悼之類的各種慣用形式，如鞠躬、鳴禮炮等；“儀式”指舉行典禮的程序、形式，如授銜儀式。顯然，禮節(jié)與儀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區(qū)別僅僅在于儀式是更正規(guī)的禮節(jié)。就其實質而言，禮儀是一種社會規(guī)范，是一種應當對他者表示友善和尊重的具有道德意義的要求。禮儀不適用于自我，只適用于他者。這里所說的“他者”既指他人，包括生活中遇見的各種人，以及歷史人物，如孔子；也指各種群體，如各種國際組織、國家等；還指事件，包括現(xiàn)實事件和歷史事件，如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 周年的慶典。禮儀的形式各種各樣，從最常見的握手、對他人的善意微笑到開國大典之類的莊嚴隆重的慶典，但其本質是相同的，即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對他者表達禮儀表達者（禮儀主體）的友善和尊重態(tài)度。

　　在這里，友善是前提，它表達對友好善意的關切；尊重是核心，它表達對他者尊嚴的承認和尊重。單純的友善態(tài)度尚不成為禮儀，只有在友善的前提下對他者表示尊重，才構成禮儀。而且，這種尊重有一些社會約定俗成的形式，如握手、擁抱、鞠躬和各種儀式等，就是說，禮儀是通過社會認可的禮儀形式表達對他者的尊重的。

　　二、禮儀與好生活分離的原因和后果

　　無論在西方傳統(tǒng)社會還是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禮儀都被看作是與好生活內在關聯(lián)、密不可分的，甚至把禮儀看作是好生活的內在規(guī)定性和外在標志。在西方的古希臘羅馬社會，人們似乎不太重視禮儀問題，但是非常重視“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生活？”“一個人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問題。人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并不相同，但一般認為好生活是德性之人過的生活，因而這兩個問題實質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做德性之人，過德性之人那樣的生活。那么，德性之人的德性意味著什么？古希臘認為，德性之人的德性是一個整體，具有統(tǒng)一性，其實質是對德性的本質有所把把握，或者說獲得了有關德性的本性的知識。這即是所謂的“德性是智慧”、“德性是知識”。德性雖然是統(tǒng)一，但它體現(xiàn)在許多方面，其中得到普遍公認的是智慧、勇敢、節(jié)制和公正。這四種德性被稱為“四主德”。

　　亞里士多德更在諸德性之上提出了一種特別的德性，他稱之為megalopsuchia。英文中沒有與之嚴格對應的詞，通常譯為magnanimity（高風亮節(jié)）。這種德性不是一個與其他德性并列的德性，而是其他德性的“王冠”或“裝飾物”，它能使其他德性更偉大。它是非凡行為者的德性，他在一種非凡的程度上具有所有德性，因而獲得了這種成為非凡地有德性的進一步的德性。對于亞里士多德來說，“這樣一個非凡的人不會去做平常的、無聊的、不引人注目的德性行為，因為他不像平常人那樣從事引起這些平常行為的非道德的生活事務。因而他的德性行為被限定在更輝煌的類型”。

　　這種人也許就是亞里士多德和希臘人心目中的典型意義的“德性之人”。

　　三、禮儀與好生活關系的后現(xiàn)代重構

　　應當承認，近代以來的市場經濟社會的歷史進步意義，它使人從過去的各種束縛中解放了出來，獲得了人身自由；它也使人類擺脫了過去的貧窮苦難，獲得了物質上的富足。市場經濟雖然給人類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但人類至今尚未找到取而代之的更好經濟形態(tài)，因而在可預見的歷史時空內，市場經濟將仍然會是人類的主要經濟形態(tài)。因此，當代人類面臨的主要任務也許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扼制整個社會日益市場化的態(tài)勢，使以禮儀為標志的道德重新回到人類生活之中，成為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使禮儀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并不是要傳統(tǒng)社會那樣禮儀道德生活與好生活等同起來，一味推崇值得欽佩的生活，而貶低甚至否認值得欲望的生活。傳統(tǒng)社會對好生活理解的最大問題在于，雖然它一般來說肯定好生活是作為整體的人的生活，但它把這種整體生活理解為主要由道德構成的生活，物質生活要么完全被否定，要么被看成是無足輕重的。這樣，對一個人應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回答，就成了要成為道德之人；而對一個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的回答，就成了要過道德生活。

　　今天看來，這種理解顯然也是偏狹的。沒有富足的物質生活作為基礎，人們很難普遍地成為真正有道德的，生活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為整體的好生活。其結果出現(xiàn)的不是普遍有道德的人和有道德的社會，而是道德越來越成為無人信奉的空洞說教，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則利用這種道德的虛偽性謀取私利。

　　正因為如此，傳統(tǒng)社會無法繼承存在下去，最終為現(xiàn)代社會所取代。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xiàn)代社會的最大貢獻是使社會和人們普遍獲得了物質生活的富足，這就為構建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那種不人道的道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F(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構建一種與富足的物質生活相一致同時又能提升整個生活的質量和層次的新禮儀，這種禮儀能克服和防范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能使人精神充實，精神需要獲得充分滿足。這就是我們提出的禮儀與好生活關系的后現(xiàn)代重構問題。最后，禮儀在好生活中的定位問題。前面已經談及對好生活有三種不同的理解，顯然后現(xiàn)代社會的好生活是那種既是值得欲望的又是值得欽佩的生活，是這兩種生活的有機統(tǒng)一。

　　后現(xiàn)代的禮儀所代表的是人的整體生活中值得欽佩的方面，這個方面不是否定好生活的值得欲望的方面，而是以之為基礎、為前提的。它是對值得欲望方面的提升和超越。根據(jù)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禮儀生活大致相當于人的自我實現(xiàn)需要滿足的層次。這種需要的出現(xiàn)和滿足是以基本需要的滿足為前提的。按照這種理論，重建禮儀與好生活的關系，需要努力解決人們的基本需要的滿足問題。從社會的角度看，重建這種關系既需要大力發(fā)展經濟，又需要不斷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

　　從歷史的經驗教訓看，這個問題不解決好，不可能使禮儀真正回到人們的生活。當然，在追求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也需要引導人們不局限于物質需要的滿足，而要同時追求精神的滿足，追求人格的完善。特別是對于社會中的那些比較富足的人群，更要通過各種途徑（如教育、政策、措施等）推動他們追求禮儀生活，追求作為整體的人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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