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的詩壇翹楚余光中

　　余光中是個復(fù)雜而多變的詩人，他變化 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臺灣整個詩壇三十多年來的一個走向，即先西化后回歸。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歲時離開祖國大陸到臺灣，64歲時終于踏上故土，結(jié)束了對祖國母親“白發(fā)上頭的海外遺孤，半輩子斷奶的痛。”的呼喊。在臺灣，余光中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歷經(jīng)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老前輩。在他諸多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移居海外的游子，一個思想透徹的智者，一個作為果敢的勇者，雖然少年起便經(jīng)受動蕩，而個性卻日趨溫和厚道，老得漂亮，老得可愛。

　　帶著對“鄉(xiāng)愁”的印象，記者見到了余光中先生。他滿頭銀發(fā)，身材瘦削、著粉紅色襯衣，完全出乎了許久以來我心中為他精心勾勒的畫像。他沒有我想象中的憂郁，更沒有我想象中的嚴肅深沉。相反，余先生和藹可親、精神矍鑠，我們整個訪談過程都談笑風生，其睿智和真誠處處可見。

　　這位用郵票和船票表達了自己濃郁思鄉(xiāng)之情的詩人，以勢不可擋的氣勢，占據(jù)了詩壇一席之地。他膾炙人口的《鄉(xiāng)愁四韻》曾被七八個音樂界人士譜過曲，包括羅大佑、李海鷹等也唱過這首詩。作為一個詩人來講，詩比人先還鄉(xiāng)是對詩人最大的安慰了。

　　余光中先生生于1928年的重陽節(jié)，所以他自詡為是茱萸的孩子，生在這樣一個有詩有酒的日子里，他的一生也的確與詩文相伴。余先生稱他的生命有四度空間，即寫詩、寫散文、寫評論和翻譯，它們共同為余先生構(gòu)成了一個立體的美感世界。

　　幽默的詩人

　　凡是和余光中先生對過話的人無一例外地會有同一種感受――快樂和愉悅，余先生的幽默隨處可見。

　　他說，詩與散文不一樣，詩是專業(yè)文體，專門用來抒情。而散文的任務(wù)很雜亂，可以用來應(yīng)付生活中很多事情，比如寫書信、記日記、寫報告等。他打了個比喻說，詩是情人，專用來談情說愛;散文是妻子，一會兒要進廚房，一會兒要管小孩子。

　　當我們問到余先生的作品入選教材，有何感想時，余先生如是說，這是一個鼓勵，讓他感到光榮，感到責任重大;同時又覺得這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他舉例說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婚禮，一位中學生認出了他，奇怪地說“這個人不是早死了嗎?”。原來這位學生的課本里有余光中的詩，而余先生的詩位置介于孟子和諸葛亮文之間，所以學生才會疑惑，這位和孟子、諸葛亮“同行并作”的人怎么可能坐在這兒喝喜酒呢?”而余先生作為一個古稀老人，拿自己的死當笑話來講，讓我們感到，他不僅是一個詩人，也是一位哲人了。談到舊體詩和新詩，他說自己在美國高速公路上開車，寂寞時，就會吟誦中國古典詩詞。“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最好吟詠李白的詩;而若是騎著馬，那么最好吟詠王維的詩――他們的速度是有區(qū)別的。”

　　這次到山東，余光中和夫人范我存有時間去了一家書吧，吸引了很多讀者都擁過來與他簽名、合影，再加上現(xiàn)場還有眾多媒體采訪，場面有點兒亂。當大家一個接一個地，挨在他身邊與他合影留念時，他不失時機地、從容地說了一句，“這是換湯不換藥”，本來緊張的氣氛被他這么一句話潤澤開來，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許多。

　　余光中一向認為，“一個真正的詩人應(yīng)該保持民族的想像力和表達力。一個民族要產(chǎn)生一個大作家，必須保持想像的活力，能夠敞開心扉，接納萬物，能夠跟萬物交流。真正的詩人他的本領(lǐng)在哪兒，他應(yīng)該能在一個混沌不清的世界中理出一個頭緒來，并把它表達出來。”以此看來，想像的活力不但成就了他在詩壇上的造詣，更凸顯了他幽默風趣的本色。

　　夫妻情

　　余先生說他一生的際遇可以用“女性”來說明，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這位藝術(shù)上的“多妻主義者”，在生活上卻是一夫一妻，白頭偕老。

　　據(jù)聞，余光中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自小就青梅竹馬，這次采訪使我們有機會對這一說法進行求證。余先生更正說，“其實這種說法不是很準確，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已經(jīng)是初中的學生了，真正的認識是到了臺灣。”原來，范我存女士是余先生三四十個表兄妹中的一個表妹，雖然這樣，但他們從小只在南京見過一次面后就失散了，一直到臺灣之后，他們才認識。說起和夫人的那段戀愛史，原本在人們想象中情感奔放、浪漫、灑脫的詩人卻顯得羞澀拘謹。范女士在一旁解圍說，“他一直都是這么內(nèi)向的，一般在人們想象中詩人的浪漫應(yīng)該是一天到晚找女朋友，不停地戀愛，還要抽煙喝酒什么的。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詩人也不一樣，有的詩人從外表上看可能會給人那種感覺，但余先生的浪漫是你從他的詩里讀到的。”

　　與我們的交談中，余光中和他的夫人都是用嫻熟的普通話交流，但在家里，他們用的卻是標準的四川話。原來，抗日戰(zhàn)爭時候，范我存女士整個小學階段都是在四川讀的，而余先生整個中學段也都是在那里完成，四川話可以說是他們的第二個母語。所以在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以后他們在臺灣見面時，就很自然的用四川話來對談。我們于是追問他們第一次見面時是如何用四川話來交談的，范女士立刻將這個難題拋給了余先生，余先生認真地回憶說，“第一個反應(yīng)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先是相對一笑，然后她就用四川話說‘原來你是我的表哥呀?’余先生純正的川話惹得眾人大笑。正當大家疑惑倆人竟然相見不相識時，旁邊范女士的解釋卻讓我們更覺這位老人的可愛之處，“我當然知道他是我表哥，剛才是他編出來的，這也正是他機智的表現(xiàn)。”余先生面對余夫人的不近人情抗議說：“哎呀，你怎么可以當面揭穿我的謊言呢?!”眾人哄堂大笑，無一不深切體會到他們相濡以沫、琴瑟和諧的感情生活。

　　可能是余先生對祖國長時期的眷戀與鄉(xiāng)愁，使他對旅游情有獨鐘。余先生說過，如果要旅游，他一定會請?zhí)K東坡，像杜甫太嚴肅了，李白有點不負責任。在古代的這些文人里面，只有蘇東坡是最多才多藝的一位，既有儒家的執(zhí)著，又有道家的豁達，而且他的個性又非常地親切、幽默，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人。當然，這只是想像中的愜意，不過眼前能夠彌補這一憾事的倒有一人，那就是他的夫人范我存女士，他說“她是一個地圖宣讀員，還是一個導(dǎo)游，記性又好，還是一個記憶庫，同時還是一個攝影者、攝像者，偶爾還可以用來公關(guān)……”在場者無一不開懷大笑，自此也發(fā)現(xiàn)了余先生除了做學者之外的另一個長項――知人善任，是一個好的領(lǐng)導(dǎo)者。

　　父女情

　　余先生除了有一位非常心愛的夫人，同時還有四個非常可愛的女兒。名字分別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余先生稱，在家里，這些“珊”簡直可以排出一個珊瑚礁了。

　　他對自己的女兒非常疼愛，有時甚至唯恐自己孩子長大了，翅膀硬了飛出去控制不了她們。這種憂慮和不安在女兒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就通過一篇叫《我的四個假想敵》的文章顯現(xiàn)無疑。在里面他把四個未來女婿想成自己的對手和敵人，想盡各種辦法和他們搞斗爭，對付這些外來侵略者。那么今天，當這些假想敵都已經(jīng)成為真的敵人了，余先生早早設(shè)下的那棵“盤地的樹根”絆倒敵人的腳了嗎?余先生如是說：“那也沒有，可以說虛驚一場，這四個假想敵還沒有完全出現(xiàn)，現(xiàn)在女性很多都很獨立，晚婚的很多，四個女兒只出嫁了百分之五十而已。以后我還得全身戒備，雖然有一點為時已晚了。”對于這些“偶爾路過，卻一伸手就來摘果子”的小子，范女士卻不是那么討厭，因為她覺得“家里頭多了一個男人，比較不一樣，他(余光中)每次洗車的時候都抱怨沒人來幫忙，因為女孩子比較不幫忙，男孩子比較會來幫助洗車。”即便如此，余先生卻顯得并不買賬，他怨言“她(范我存)當然不一樣，她本來就是里應(yīng)外合，她是幫著那些人的，我在家里的地位是岌岌可危，腹背受敵。”

　　盡管余先生有諸多“怨言”，但他在家里還是很受照顧的。他常常形容自己住在家里是住在女生宿舍，而且自封為“舍監(jiān)”。雖然這位“舍監(jiān)“并沒有盡到職責，放進來了兩個“壞小子”，但余先生對女兒們的表現(xiàn)還算基本滿意。“她們倒是沒有那么乖，不過呢，女孩子是比較文靜，不會那么吵鬧，而且比較護家，在晚餐桌上也沒有人跟我爭酒喝。”這位有著淵博學識的老人，卻總掩飾不住天真性情的流露。

　　故鄉(xiāng)情

　　“怔對水和田壯闊的鏡頭，一剎那劇烈地感受，白發(fā)上頭的海外遺孤，半輩子斷奶的痛。”余光中這首30年前在香港藝術(shù)中心看到水和田黃河攝影展后創(chuàng)作的《黃河》，曾經(jīng)讓朗誦者童自榮潸然淚下，在雄渾的音樂中，仿佛聽到了黃河的咆哮和一個游子對祖國母親深情的呼喊。

　　這樣的呼喊直到1992年，終于喚起了祖國母親的回應(yīng)。應(yīng)中國社科院外研所之邀，余光中回到了魂牽夢繞的中國，講演《龔自珍與雪萊》，緊接著請柬紛至沓來，他回鄉(xiāng)的步伐自此越來越頻繁，近乎一年一趟。令他難忘的是1995年，他回母校廈門大學參加校慶并講演，與老校長汪德耀先生在慶典會上重逢。余光中回臺后寫下了絕唱《浪子回頭》，“鼓浪嶼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節(jié)終于有岸可回頭，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fā)，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一百六十海里的海峽，為何，渡了近半個世紀才到家……”另一次要數(shù)1997年，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7卷本“詩歌散文集”，他足遍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和北京，為他的詩迷們簽名。余光中回憶說“我小時候就是個南方人，長江以北就沒有來過。來到東北，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但我不覺得陌生，因為到關(guān)外，我就想起抗戰(zhàn)時候唱過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萬里長城萬里長》的歌。每次唱這些歌，都覺得很親切，甚至有的時候要流淚。無所謂華南、華北還是關(guān)外，全是中國，那是同樣強烈的民族感情。”“2003年海峽詩會――余光中詩文系列活動”在福建常州永春等地舉行。當演員與余光中交流他的作品該如何朗誦，余光中回想起《黃河》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背景時，聲音哽咽了，“我是在下游飲長江水的孩子，黃河的奶水沒有吮過一滴。”余光中說，那時他除了寫詩，不知道還能以什么方式感覺到與“中國”有聯(lián)系。

　　如今的余光中，在歷經(jīng)半個世紀后終于跨過了空間帶來的“鄉(xiāng)愁”，在旁人看來，古稀之齡能經(jīng)常回故鄉(xiāng)一探是幸福的，但余光中明白，其實那濃濃的鄉(xiāng)愁，并不是回幾趟故鄉(xiāng)就能消解的，面對著悠遠而豐滿的中華文化時，深深沉浸在心頭的是一種時間與文化的鄉(xiāng)愁。假如生命是一條河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源頭，人的一生中無論你怎樣的輾轉(zhuǎn)漂泊，最后都將漂流入海，我們共同期待著，余先生的鄉(xiāng)愁與海峽兩岸人民的鄉(xiāng)愁能早日結(jié)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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