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婚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

　　在現代作家余光中的眼中，婚姻是怎樣的呢?余光中有著怎樣的婚姻觀呢?他為什么說婚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呢?

　　小袋鼠媽媽

　　1956年，余光中終于和表妹范我存結婚。這時他們來往已近6年了，彼此早已認定對方是自己惟一的選擇，于是決定在9月結婚。快樂的準新娘開始籌劃他們的婚事，這對心靈相契的人，一致反對鋪張庸俗的婚禮和吵鬧的喜宴，并且向往電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禮，安靜，圣潔，簡單，隆重。雖然他們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過范我存倒是經常陪著同學去做禮拜，參加唱詩班。她向衛理公會的牧師提出請求，牧師答應為他們主持婚禮。

　　9月2日，一對新人在衛理公會完成了婚禮，并在中山堂擺了15桌喜宴，賓客中包括了梁實秋、夏濟安和藍星詩社的詩友及余光中的同學。

　　結婚為女人一生的分界線，對于范我存來說，應該更是清晰。婚前的嬌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練成自信堅強。她住進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那棟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協助婆婆一同持家。身體素弱的她，在生下長女珊珊后，竟然漸漸強壯起來。從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間，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嬰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媽媽，然后是兩個三個，以至于一窩雌白鼠的媽媽……她已經向雷諾阿畫中的女人看齊了。(《四月，在古戰場》)

　　范我存回憶當年，經常是門鈴、電話鈴齊響，她一手挾著孩子，一邊先搶接電話，要對方等一下，再奔下玄關去開大門;要不就是在廚房，把孩子放在推車里，忙著做飯。婚后兩年婆婆去世，她開始主掌家務，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飯。余家全盛時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驚人，還得兼顧營養可口。這對范我存是一大考驗，但漸漸她也從中學到了講求實際，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暫放一邊。

　　不過丈夫的文學活動，她始終堅持參與。藍星詩社的成員把余宅當作總部，眾詩人經常進出。后來余光中在師大教書，交游更廣，家里又經常有學生來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廈門街余宅，簡直人文薈萃。

　　為他騰出片寫作空間

　　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幾乎都是女性。婚前他有母親，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個女兒，八條小辮飛舞。母親去世后，岳母又搬來和他們同住。他身邊的女人都愛他，寵他，敬他，讓他，一切以他為中心。

　　外表嬌柔的范我存，也許是深受母親的影響，其實內心是極有主張的。她兼具傳統與現代女性的優點和特質，雖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獻自我，不但是賢內助，更是賢外助。從內務大臣到外交部長，全由范我存一手擔綱。

　　“她幫我摒擋出一片天地，讓我在后方從容寫作，我真的很感謝她。”余光中不止一次這樣說。

　　“他忙起來，可以幾天關在書房中，對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來都要由我自己去擋。當然剛開始我也不能適應，后來覺得他的創作的確很重要，我們都以他為榮，為他犧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這樣從新婚的嬌妻，一下子變成了四個女兒和一個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為他們的支柱。

　　婚姻之道

　　余光中的朋友們都一致推崇他的人格和德行。有一次林海音跟范我存數落男人的不是，最后的結論是:“沒有像光中這么好的丈夫了。”余光中反問:“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我就是知道。”林海音信心滿滿地說。

　　丈夫好不好，當然只有范我存最清楚。“結婚后，他百分之百相信我、依賴我，雖然他不是常會說甜言蜜語體貼的丈夫，但是他以行動來表示對我和孩子的愛。”

　　“她的優點很多，”余光中說，“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們能契合，而且她能充分和我的事業、我的朋友融成一片。我們不但有共同的興趣、嗜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婚姻怎么會不穩固呢?”

　　做夫妻40年了，兩人鮮有吵架。余光中脾氣雖急，但從不遷怒，而且脾氣發過就放下了，心胸非常開闊。“家是講情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方，夫妻相處是靠妥協。婚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一對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這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余光中的情詩又多又動人，其中寫給妻子的歷歷可數。范我存淡褐色的雙眸和象牙白的肌膚，早年在《咪咪的眼睛》、《靈魂的觸須》、《當寂寞來襲時》等詩中，都一再浮現，那是年輕時期的熾熱戀情;晚年的《珍珠項鏈》、《三生石》、《東京新宿驛》、《停電夜》、《私語》、《削蘋果》、《風箏怨》等，已轉化成相依相偎的不渝之情。

　　《風箏怨》一首寫于1992年底，當時詩人先在英國和湯婷婷、張戎、北島巡回演講、朗誦，繼而去香港擔任新亞書院“龔氏訪問學人”，終了又和高天恩、彭鏡禧、歐茵西同去巴西開國際筆會。一連在外兩個月，非常想家，乃寫此詩寄給咪咪，把自己比喻為一只風箏，飄零在海外，幸有長線裊裊，由妻在家掌握:

　　只因有你在地上牽線

　　才能放我到天外飄浮

　　這樣的一念相牽，鳥所不見……

　　沿著裊長的北緯或東經

　　彼端的一提一引，即便是最輕

　　都會傳到脆薄的游魂

　　云上孤飛的冷夢，何時醒呢?

　　風太勁了，這顆緊繃的心

　　正在倒數著歸期，只等

　　你在千里外收線，一寸一分

　　四個女兒四個假想敵

　　余光中和四個女兒的關系，也是云淡風輕。看著她們逐漸成長，童話變成了現實，余光中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拿這幾個大女孩怎么辦。早年，他以詼諧的筆調寫了《我的四個假想敵》，寫自己長期住在“女生宿舍”，看來似乎輕松，其實有點驚悵于女兒的成長。

　　“小時候，爸爸喜歡捏我的下巴，”佩珊說，“有一天突然發覺爸爸很久沒有這動作了，才意識到父女疏離了。”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很敬畏爸爸，幾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個女兒當中比較頑皮的一個，“現在我比較不怕他了，有時候還敢去撩撥撩撥他，譬如生日時在他臉上抹奶油，開開他的玩笑。”

　　其實余光中對女兒的態度，在不知不覺中，多少也承襲了他和父親的關系。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說對女兒的關愛與思念，往往靠電話線來傳遞。

　　“每次我打電話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總是問‘你們那里天氣怎樣’?要不就是‘你們校長如何如何’。奇怪了，他為什么不問問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沒辦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說，“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像的天地，很少跟我們閑話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總喜歡談文論藝。”

　　長女珊珊在堪薩斯大學修完藝術史后，久住紐約，已是一對兒女的媽媽;次女幼珊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返回中山大學，留在父母身邊;三女佩珊是營銷學博士，返臺后應聘在東海大學授課;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學廣告設計，常住溫哥華。

　　四個女兒沒有一個繼承父親創作的衣缽。對余家的女兒來說，有一位文豪爸爸，壓力自然十分沉重。潛意識里避開文學之途，該是很自然的發展。“我們再怎么寫也寫不過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寫。”這是幼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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