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詩論中的“人性”

時間：2024-08-22 04:01:12 梁實秋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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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詩論中的“人性”

　　導語：梁實秋把“模仿說”引入詩歌理論批評，在論及詩與畫的關系問題時，從表現對象和題材的不同這個角度主張二者的分界，指出“詩是人類活動的模仿”，而作為空間藝術的繪畫則由于不能表現人的動作而無法進入詩的世界。以下是小編整理梁實秋詩論中的“人性”，歡迎大家閱讀!

　　綜觀梁實秋的文藝理論批評，“人性論”是其中最為核心的概念。不論從文學、審美，還是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他的這種建立在“人性論”基礎上的文藝思想體系都有其獨特的成就，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界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同時，由于個人觀念和時代特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他的理論體系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和不足，由此也使他成為當時文壇上頗有爭議的人物。但是，不管外界的評價怎樣，梁實秋在自己的文學生涯中始終堅持這樣一個觀點：文學的根基在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文學發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122。

　　對于“人性論”的是非偏頗，歷史的發展自會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判，作者在此不想做過多的討論。本文只是試圖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從文藝批評領域一個常見的話題――詩與畫的關系談起，從“模仿說”以及“理性節制情感”原則兩個方面，探尋人性觀點在梁實秋詩歌理論主張中的體現，希望這種探索能從歷史發展和詩歌精神重建的角度對當下中國新詩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點小小的啟示。

　　關于詩與畫的關系問題，古今中外的文藝理論家們歷來都有較多探討，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宗白華、錢鐘書以及法國的萊辛等。在《詩(文學)和畫的分界》一文中，宗白華先生從他的“意境”論出發并以此為宏觀參照系，主要從表現力和表現領域兩個角度論述了詩和畫的關系，并且著重強調了二者的區別，認為詩和畫畢竟是兩回事。在文章的結尾宗白華先生是這樣說的：“詩和畫各有它的具體的物質條件，局限著它的表現力和表現范圍，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對方盡量吸進自己的藝術形式里來。詩和畫的圓滿結合(詩不壓倒畫，畫也不壓倒詩，而是互相交流交浸)，就是情和景的圓滿結合，也就是所謂‘藝術意境’。”[2]13錢鐘書先生對詩和畫關系的論述，主要是從流派發展以及中國詩與中國畫的評判、鑒賞角度，闡明中國傳統批評對于詩和畫的比較估價，指出“舊詩或舊畫的標準分歧是批評史里的事實”[3]28。萊辛對詩和畫關系問題的闡述主要集中在他的詩學理論著作《拉奧孔》一書中，從這本書的名稱“拉奧孔或稱論畫與詩的界限”以及書前所引用的普魯塔克的那句話――“它們在題材和摹仿方式上都有區別”，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萊辛主要是從題材和表現方式兩個方面論述詩和畫的分別。他反對“詩畫一律”，認為詩畫是“絕不爭風吃醋的姊妹”，詩歌和繪畫各有獨到，而詩歌的表現面比繪畫“愈廣闊”。

　　從上文可以看出，雖然論述的目的和出發點各有千秋，但是他們三人都著重從藝術表現的角度強調詩和畫的分界，認為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領域、表現手法和評判標準，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類型。而梁實秋對于詩與畫關系的論述，則主要從描寫對象入手，強調因為反映的題材不同，詩與圖畫是不能混雜的。因為詩是人類活動的模仿，圖畫既然不能描繪人的動作，“那么，圖畫的質素，又怎樣可以闖進詩的范圍里來呢?”[4]45

　　在《詩與圖畫》一文中，為了說明何瑞士(今譯賀拉斯，羅馬著名的詩人和文藝批評家)所謂“畫既如此，詩亦相同”這個詞并非暗示給我們詩與圖畫的密切關系，梁實秋指出，現代的文學藝術最顯著之象征就是“型類的混雜”，所以自何瑞士以來，一般批評家往往喜歡引用“畫既如此，詩亦相同”這個成語，賦予一種新意義，以為何瑞士就是主張把詩與圖畫混為一談的人，其實不然。按照梁實秋的觀點：“詩與圖畫原是截然二事，其模仿之對象，其模仿之工具，其模仿之方法，均各有不同。”[4]44

　　那么，詩與圖畫到底因何不同呢?梁實秋以為：“詩是以人為中心的，因為宇宙即是以人為中心的。人性的表現不在靜止的狀態里，而在其活動的狀態里。” [4]45詩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的動作。人的動作是詩的靈魂。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詩是一種時間藝術，以表現人在時間里的動作為最終指歸，當然，這里的動作不僅包括物質的實體的動作，更包括精神的心靈的動作。這就和從屬于空間藝術的繪畫有著本質的不同，一山、一水、一座房子、一片藍天，這些物質的實景都可以在一幅畫的空間里盡情地鋪展，但是它們只能是靜止的，繪畫的平面特征決定了它不可能表現對象的動作。

　　從以上梁實秋對于詩與畫關系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把文藝起源上的“模仿說”引入到了詩歌理論批評中。但是這里的“模仿說”不同于傳統的現實主義關于文學本質的經典看法，他把現實主義的“再現”和浪漫主義的“表現”都歸入到“模仿說”的范疇，進而提出第三種模仿――“古典主義模仿說”。他說：“所謂模仿者，其對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與人生，乃超于現象之真實;其方法乃創造的，想象的，默會的;一方面不同于寫實主義，因其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現實，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跡;一方面又不同于浪漫主義，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約束的而非擴展的。故模仿論者，實古典主義之中心，希臘主義之精髓。”[5]64這是梁實秋所總結的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之精髓，其實也就是梁實秋本人所主張的、以他一貫堅持的“人性論”為出發點的文學之本質。

　　之所以說梁實秋的“古典主義模仿說”不同于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模仿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認為模仿的最終目的在于表現恒久的普遍的人性，這一點從他所論述的詩與畫的關系中同樣也能看得出來。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梁實秋主要是從題材和表現對象的角度強調詩與畫的分界，所以他并沒有完全否認二者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的相互借鑒與融合。在談到王維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時，梁實秋也贊同這種做法。他認為：“畫里充滿一些詩意，便可令人覺得趣味幽遠，詩里參加一些圖畫的色彩，便可令人覺得意態逼真。這是文學藝術的融會貫通，非大家莫辦之處。實在講，圖畫的質素在詩里并不能完全免除。”[4]45但是，藝術手法上的相互借鑒，并不能彌合詩與畫的界限。在一首詩中，圖畫是沒有獨立的價值的，它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是占次要地位的、為了表現詩中的人性主題服務的一種藝術因素。詩人描寫一幅風景，或是形狀一個物件，這些風景物件的描寫之所以能在詩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是因為它們或多或少與詩的題旨有關聯。如果我們拋開人而只專注于風景物件的描寫，不論描寫得如何栩栩如生，結果都不是詩，起碼不是一首成功的好詩。因為“詩若沒有人的動作做基礎，就等于一座房子沒有棟梁，壁畫油飾便無從而附麗” [4]46。同樣是以“人性論”為出發點，梁實秋在說明詩與畫所反映的內容不同的時候也指出：“在圖畫里，題材可以不拘，一山一水一樹一石，無不可以入畫，只要懂得參差虛實，自然涉筆成趣。文學則不然，文學不能不講題材的選擇，不一定要選美的，一定要有意義的，一定要與人生有關系的。”[6]207

　　我們之所以要如此詳盡細致地解讀梁實秋對詩與畫關系的論述，是因為這個問題鮮明地體現了他的“人性論”，這不僅是梁實秋詩歌理論的核心和基石，也是他一生堅持的文藝思想。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軔以來，周作人第一個喊出了“人的文學”的口號，這一聲猶如石破天驚，震動了當時整個思想文化界。十年后，梁實秋又一次把“人性”二字鮮明地寫在了文學的旗幟上，提出把“人性”作為一切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由于時勢各異，周作人“人的文學”和梁實秋“人性論”的內涵可能不盡一致，但是他們在對待一個根本問題的態度上是相同的，那就是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間那個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人!

　　雖然文學的本質在于表現恒久的普遍的人性，但是人性何其復雜!它不亞于我們身外的宇宙，既是不可窮盡的，也不會被人們徹底認識;況且，人性還有善惡之分，各種各樣的情感作為人性最重要的構成因素，都要在文學作品中明白地表現。正是基于這一點考慮，梁實秋在“人性論”核心的基礎上又提出“節制說”，指出：“文學的力量，不在于開擴，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縱，而在于節制。”[1]117這就是文學的紀律，而“所謂節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象”[1]117。這樣，以模仿人的動作為根本目的的“模仿說”以及“理性節制情感”的原則成為梁實秋文藝理論批評的雙翼，同時也作為兩塊基石，共同構成梁實秋詩歌理論主張中的核心觀念――“人性論”。

　　在“救亡壓倒了啟蒙”的20世紀30年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這種“以人為本”的觀念的提出引起了左翼革命勢力的極力批判，也給梁實秋本人贏得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罵名。且不說梁實秋的文藝思想在當時到底存在多么嚴重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距離有多么遙遠，在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如果跳出30年代那種獨特的歷史文化語境，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他的 “人性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梁實秋堅持了從文學本身出發談文學、從藝術和審美角度出發進行文藝理論批評的原則。這種原則的堅持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當時并不多見的彌足珍貴的良好文風。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作為一位文藝批評大家，梁實秋的文藝思想反映出一個訓練有素、有良好理論素養和人格涵養、有良好藝術鑒賞力的人的藝術思維具有極大的合理性、獨創性和系統性”[7]73。

　　對于當前中國新詩的現代化建設問題，高舉“二次革命”大旗的呂進先生曾經說過：“文化的本質是人化。作為心靈藝術的詩歌理應在這個大的時代背對嘲弄意義、反對理性、解構崇高、取消價值的思潮，承擔起自己的美學責任，創造中國詩歌的現代版本和現代詩歌的中國版本。”[8]131從這個意義上看，梁實秋傾其畢生精力所努力建構的以“人性”為核心的詩學理論對于存在價值判斷失衡等諸多問題的當下詩壇、對于中國新詩的二次革命更是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梁實秋：《文學的紀律》[M]，《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2]宗白華：《詩(文學)和畫的分界》[M]，《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國畫》[M]，《七綴集》，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

　　[4]梁實秋：《詩與圖畫》[M]，《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5]梁實秋：《亞里士多德的<詩學>》[M]，《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6]梁實秋：《文學的美》�[C]，徐靜波：《梁實秋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出版。

　　[7]宋益喬：《梁實秋評傳》�[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出版。

　　[8]呂進：《三大重建：新詩，二次革命與再次復興》�[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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