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詩意

　　一般說來，解讀古典文本有兩大障礙：一是古今語言隔閡，二是寫作背景晦暗。有時，二者又往往互相糾結。對中學語文傳統篇目《師說》的解讀就面臨這些困難。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韓愈的師說詩意，希望對你有幫助。

　　《師說》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寫給求學者“李氏子蟠”的。對他們兩人而言，文章針對性不言自明。而對于后代讀者，卻隔著一層歷史帷幕。要想掀開帷幕，就需下一番知人論世功夫，結合唐代教育史、思想史、語義史，以及作者全人、全書，盡量復原其規定情境。這對準確把握文章主旨至關重要。

　　對《師說》最早的釋義，大約為康熙時期吳調侯、吳楚材《古文觀止》篇末簡評。其文曰：“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總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學也。”[1]總之，認為該文主旨，就是批評“時人不肯從師”，倡導后學“能自得師”，將《師說》之“師”理解為一種泛指而非特指。稍后乾隆時代的史學大家章學誠，批評《師說》“未及師之究竟”，認為“授業”、“解惑”實“與傳道有間”[2]，也是基于這種泛指理解。這表明他們均未能揭開那層歷史帷幕，從而自誤誤人。以致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將《師說》視為泛論“尊師重教”之文。如此以來，將“傳道授業解惑”釋為“傳授真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將“古道”解為“求師重道”傳統，也便順理成章。

　　然而，這種泛指性的闡釋，是否符合韓愈本意呢？

　　古代教育史證明，唐朝尤其是前期，學校教育長足發展，甚至早于西方一千多年設立了實科學校，被譽為“達到了世界上和中國空前的昌盛程度”[3]。安史之亂后，官學教育雖有些衰落，但經學、文學大家的私人教學和鄉村私學，反而有較大發展。韓愈就曾從獨孤及、梁肅等學者游學，李翱、李漢、皇甫湜、孟郊、張籍等則均師從過韓愈。韓愈的好友柳宗元遭貶柳州，“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4]。可見，當時并不存在一種普遍厭學、“恥師”風氣。《師說》不也承認童子“擇師而教之”、“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嗎？那么，《師說》所謂“恥學于師”，究竟針對何人？

　　這就牽涉到文中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相對照的“士大夫之族”。在在韓愈的時代，雖然仍有魏晉南朝以來的“士族高門”、“公卿大夫”一類用法，但在韓文中， “士大夫”除了與官位相聯系外，卻更多地與科舉進士背景相關聯。中唐以來，由于科舉取士弊端叢生，得舉者趨利忘道，攀附權貴，多 “以京兆同華為榮，而不入學”[5]。這也波及其子弟。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狀》就慨嘆：“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致使公卿子孫，恥游太學。”[6]我們由此可以判定，韓愈所謂“恥學于師”者，就是指那些有進士背景的當朝權貴及其子弟。

　　眾所周知，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儒學獨尊、權威地位屢受佛、道沖擊。唐王朝為擴大統治基礎，整合、重構意識形態，佛、道地位交替提升，儒家道統不斷削弱。憲宗朝學者劉肅就曾哀嘆：“圣人遺訓幾乎息矣。”[7]唐代官學雖也設有儒家經典課程，但由于 “（科舉）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8]，遂出現“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的“取士之失”[9]，致使“生徒不以經學為意”[10]。如此一來，儒學經師地位自然每況愈下。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稱“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11]，就是指這一思想史背景。韓愈的《進士策問十三首61其十二》也曾明確指出：“由漢氏以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12]這正是《師說》發出“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感嘆的深遠歷史背景。

　　但當中唐社會矛盾加劇，禮教秩序紊亂，統治者又不得不重振儒家倫理。 “崇儒尚學，以正風教”[13]。于是，韓愈便師從“古學”大師獨孤及、梁肅，“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14] “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15]）。恰當此時，青年李氏子蟠問學于韓愈，韓愈便寫出《師說》褒獎之。

　　說明寫作緣起的末段，實際上就是本篇的小引，堪當文章導讀和開啟作者立意之門的鑰匙。韓愈之所以認同李氏子蟠，就因他“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能行古道”。所謂“不拘于時”的“時”，就是指“古之道不足取于今”[16]的時風。

　　讀罷末段，再倒回去細讀全文，其真義便極易索解。“余嘉其能行古道”，正與開篇“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的“傳道”前后呼應。“傳道”之“道”，不應望文生義，解為“道理”、“真理”、“知識”等常用義，而是特指“古道”，也即韓愈《原道》所論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荀、揚所倡導的“先王之道”[17]。韓愈曾反復申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18]。在韓文中，“道”字確也多屬此義。至于韓愈之“道”的利弊得失，姑且存而不論。

　　而贊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又與開頭“授業”相應和。“授業”之“業”，也非指一般學業、專業，而是指“六藝經傳”之業。前引《策問》，就明確將“授經” 與“傳業”相提并論。“解惑”，自然也與此相聯，非指回答一般疑難問題，而是“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19]，以使生徒“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20]。

　　從篇章結構看，首段提出并簡論基本論點——“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師”的職責就是弘揚“古道”，人們應該向一切有“道”之士學習。“授業”、“解惑”不過是“傳道”的途徑、手段而已。此語乃是通篇文眼。

　　第二段在與圣人、百姓對比中，批判士大夫之族由于“官”、“位”等級觀念作怪而“恥學于師”，致使“師道不復”。其隱含之正面義，則如韓愈好友柳宗元《師友箴》所論：“道茍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21]。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此句不是一般地慨嘆人們不愿從師，而是抱怨時人尤其是士大夫權貴對儒家道統的冷淡與背離，失去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其中特予強調，所論之“師”非指“授之書”、“習其句讀”之“師”，正是針對前述科舉“末學馳騁”弊端而發，與柳宗元蔑棄“章句師”[22]義同。因為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23]，而不屑于那些“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識形勢”[24]之徒。韓愈三次應試吏部“博學宏詞”落敗的坎坷經歷，更強化了他這一觀念。但韓愈并不否定習句讀，只是要求習句讀要為傳承、踐行“古道”服務，所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25]。

　　第三段由“圣人無常師”，提出應以“聞道”之“先后”為準，“師”與“弟子”互相學習。

　　末段贊揚青年“李氏子潘”學習并踐行“古道”，鼓勵他向一切有“道”之“師”學習。此與柳子厚嘉獎后學陳秀才“志于道”[26]相似。

　　由以上梳理可知，《師說》所謂“師”，并非泛指一般專業教師，而是特指學習、掌握并踐行儒家道統的儒師。其《策問十二》也曾明示：“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韓愈之所以認為趙德秀才“可以為師”，就是因為趙秀才“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27]。可見，韓愈之謂“師”，實乃特指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導師，所謂“教”，不過專指儒家“德禮”教化，與我們今天講的“師”和“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當然，我們完全可以借用“傳道、授業、解惑”一語，表述現代教師職責，但應明確僅是一種古為今用，而非原作本意。否則，就會導致對經典和歷史的雙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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