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鑒賞
在平時的學習中，我們總免不了跟文言文打交道，其實，文言文是相對現今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而講的，古代并無文言文這一說法。你還記得哪些經典的文言文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韓愈·師說鑒賞，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分句賞析】
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的理解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目的就是要恢復自孟子后已“失其傳”的儒家道統。正因為如此，他把“傳道”視為教師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務。“受業”“解惑”，都與此有關：“業”即“道之文”，指以“六藝經傳”為代表的儒家經典；而“解惑”也是為了“明道”。由此可見，“師道”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個判斷就是上述內容的高度概括。
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的理解。
有人認為這句話反映了韓愈輕視勞動人民的階級偏見。但有人認為不能這樣看，因為這句話所在的第2段，都是貶斥上層“士大夫之族”，褒揚“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齒”句的主語“君子”，是指韓愈貶斥的上層“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韓愈自己。韓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對比，貶前者，褒后者，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所謂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齒”只是對恥于從師的君子的諷刺，而沒有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輕視。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評析：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的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做為全文立論的出發點和依據。然后句句頂接，推論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同時，一開頭鄭重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為第二段埋下了伏筆。本句翻譯時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義和作用。
運用：(翻譯)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交授學業、解答疑難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評析：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師的職能作出了理論論證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實論證之后，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學于師的進一步批判。說明了師生關系是相對的，教與學是可以相長的。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結尾，化繁為簡，既顯見解的深辟透徹，又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運用：(翻譯)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賞析】
《師說》是韓愈的一篇著名議論文，有著卓越的見解和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本篇議論文中，作者運用流利暢達的筆觸，通過反復論辯，申明了為師的性質與作用，論述了從師的重要意義與正確原則，批評了當時普遍存在的不重師道的不良習俗。此文是為李蟠而作，實際上是借此抨擊那些自恃門第高貴、不肯從師學習甚至譏笑別人從師的士大夫階層，有著鮮明的針砭時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文章體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推動了樂于從師善于學習的社會風氣。
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于師”的壞風氣寫的。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在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可以為官。因此，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普遍存在著尊“家法”而鄙師的心理。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并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是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主張“文以載道”，并且培養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原文】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韓愈在文學上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提倡古文，主張文以載道，與柳宗元同 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導，形成了唐代古文運動，開辟了唐宋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他的古文眾體兼備，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 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志乃至傳奇，無不擅長，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氣勢雄渾，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名篇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記敘文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名篇如《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后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韓文雄奇奔放，風格鮮明，語言上亦獨具特色，尤善錘煉詞句，推陳出新，許多精辟詞語已轉為成語，至今仍保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韓詩成就雖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對宋詩影響頗大。后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甫)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
韓愈·師說鑒賞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三十五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作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作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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