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全文及譯文

時間：2024-04-23 11:11:44 文圣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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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全文及譯文

　　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作者為許慎。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說文解字全文及譯文，一起來看一下吧。

　　原文：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明）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也。

　　其后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

　　是時，秦滅書籍，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而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草書。尉律：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

　　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鄙夫俗儒，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

　　譯文：

　　往古的時侯，伏犧氏治理天下，（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形象和大地的脈理，近的取法自身，遠的取于它物，在這個基礎上，才創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兇。到了神農氏的時代，使用結繩記事的辦法治理社會，管理當時的事務，社會上的行業和雜事日益繁多，掩飾作偽的事兒也發生了。（到了黃帝的時代，）黃帝的史官倉頡看到鳥獸的足跡，悟出紋理有別而鳥獸可辨，因而開始創造文字。（文字用于社會之后，）百業有定，萬類具明。倉頡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說，臣子應當輔佐君王，使王政暢行。這就是說，倉頡創造文字是為了宣揚教令、倡導風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運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澤，而臣民應以立德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撈取爵祿。

　　倉頡初造文字，是按照物類畫出形體，所以叫做「文」，隨后又造出合體的會意字、形聲字，以擴充文字的數量，這些文字就叫做「字」。叫它為「字」，是說它來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數量增多。把文字寫在竹簡、絲帛上，叫做「書」。「書」意味著寫事像其事。（文字）經歷了「五帝」、「三王」的漫長歲月，有的改動了筆畫：有的造了異體，所以在泰山封禪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體各不相同。

　　《周禮》規定八歲的士族子弟進入初等學館學習，學官教育他們，先教「六書」。《「六書」的名稱，）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義是：字形、結構看起來認得，但須經過考察才能知道它所體現的字義，上下二字即屬此例。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義是：用畫畫的辦法畫出那個物體，筆畫的波勢曲折同自然物的態勢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屬此例。第三叫形聲，形聲的含義是，按照事物的性質和叫法，挑選可相比譬的聲符和義符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屬此例。第四叫會意，會意的含義是：比聯起事理有關的字素，構成文字；摻合字素的意義，可以得知新字的字義或旨趨，武信二字即屬此例。第五叫轉注，轉注的含義是：立一字為頭、為根，創制類屬字，類屬字對根字的形音義有所承襲，與根字意義相通，考老二字即屬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義是：沒有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個同音字代表它，令長二字即屬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異。（不過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寫「六經」，左丘明著《左傳》都還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體、意義仍為學者們所通曉。再往后（到了戰國），諸侯們依靠暴力施政，不服從周天子；他們憎惡禮樂妨害自己，都拋棄典籍（各行其是）。中國分為七雄并峙，田畝的丈量方法相異，車子的規格尺碼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規定，說起話來方音分歧，寫起字來相互乖異。

　　秦始皇初滅六國，丞相李斯就奏請統一制度，廢除那些不與秦國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負賈規范文字，）李斯寫了《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寫了《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寫了《博學篇》，（它們）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體，有些字還很作了一些簡化和改動，這種字體就是人們所說的「小篆」。這個時候，秦始皇焚燒《經書》，除滅古籍，征發吏卒，大興戍衛、徭役，官府衙獄事務繁多，于是產生了隸書，以使書寫趨向簡易，古文字體便從此止絕了。

　　從這個時候起，秦代的書法有八種體勢，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蟲書，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書，第七叫殳書，第八叫隸書。漢朝建國以后有草書。

　　漢朝的法令規定，學童十七歲以后開始應考，能夠背誦、讀寫九千個漢字的人，才能做書史小吏；進一步是用書法「八體」考試他們。通過郡試之后，上移給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試，成績最優的人，被用為樞秘處的秘書。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寫得不正確，「尚書史」就檢舉、彈劾他們。如今條令雖在，卻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講習，士人不通漢字之學很久了。

　　漢宣帝時，征召到一位能夠讀識古文字《倉頡篇》的人，宣帝派張敞跟著那人學習。（在這以后）涼州的地方官杜業，沛地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也能讀識古文字。漢平帝時，征召爰禮等一百多人，要他們在未央官講說文字，尊奉爰禮做「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集大家的解說著了《訓纂篇》。《訓纂篇》總括了《倉頡篇》以來的十四部字書，計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該書了。

　　到了王莽執政攝行王事的時候，他要大司空甄豐等人檢校書籍，以標榜自己盡力于制禮作樂之事。這期間對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動。那時有六種字體，第一叫古文，這種文字出自孔子住宅墻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過字體又同古文有別：第三叫篆書，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書，即秦朝的隸書，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創制的；第五叫繆篆，是用在璽符印鑒上的文字；第六叫鳥蟲書，是寫在旗幡等物上的。

　　魯恭王拆毀孔子住宅，（無意中）得到了《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還有北平侯張倉所獻的《左傳》。一些郡縣、諸侯國也往往從地下發掘出前代的寶鼎和器物。它們的銘文就是前代的古文。（這些古文字資料）彼此多相似，雖說不能再現遠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況卻能知道大概了。世人無知，極力否定、詆毀古文，認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變現行文字的寫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墻壁，偽造出來的不能知曉的文字；（認為古文）是詭變正字，攪亂常規；（認為擁護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

　　很有一些儒生（喜歡憑著臆斷）爭著搶著解說文字和《經》義。他們把秦朝才有的隸書當做倉頡時代的文字，說什么「文字是父子相傳的，那里會改變昵」？他們竟然瞎說：「馬字頭作一人字是長。」「人握十是斗。」「蟲字是屈寫中字的一豎。」掌刑官解說法令，竟至于憑著拆析字形來臆斷刑律，比如「苛人受錢」（原義是禁止恐嚇人犯，索取賄賂，「苛」是「訶」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說，「苛」字（上為「止」，下為「句」），意思是「止句」。類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這些解說）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體相違。粗俗淺薄的人，欣賞自己習見的東酉，對于少見的事物則格格不入，（他們）沒見過宏通的學問，不知道漢字的規律、法則，把古文典籍看成異端，把無稽之談當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東西看得神妙至極。（他們）探究圣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倉頡篇》中有「幼子承詔」一句，便說《倉頡篇》是黃帝時代的時候寫的，說那句話寓有黃帝仙去，讓幼子承嗣的深意。他們迷誤不通，能不違背事理嗎？

　　《尚書》記載，舜帝說；「我想看看古人繪制的圖像。」這話表明舜帝制訂制度，必按舊典行事，而不穿鑿附會。孔子說：「我還能看到史書存疑的地方。」又說：「（這種「存疑精神」）現在的人沒有了啊！」（「存疑」）不是作者自己不懂就不聞不間，（而是擔心）人若憑著自己的猜想去解釋古史古事，那就會弄得是非沒有定準；巧言詭辯將給世上的學習、研究者造成疑團、困擾。文字是經史百家之書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條件，前人用它記述自己的經驗傳示給后人，后人依靠它認識古代的歷史。孔子說「本立而道生」，這是因為（確立了根本）能使人懂得世上最深奧的道理，而不會再受困擾。現在我敘列篆文，參照古文、籀文，博采諸家之說，做到出言無論大小，都確鑿有證，在考稽的基礎上撰寫出自己的說解。我想用這部書總編萬物，剖辨謬誤，使學習的人了悟（文字的本原），通達文字的妙意。我采用分立部首、以部首系聯字頭的辦法編排文字，使它們不相錯雜。萬事萬物都能從本書里見到，沒有哪一樣不涉及、不記載的。遇到讀者不易明了的事物，我就援用可資說明的東西比喻它。書中提到孟喜的《易經》，孔安國的《尚書》，毛亨的《詩經》以及《周禮》《左傳》《論語》《孝經》等，都指古文版本。遇到我不知道的事物，就告缺不論。 ……

　　《敘》文開列了十四篇五百四十部的目錄。（本書收編漢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解說詞總計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本書在部首排列上，把「一」部放在開頭，編排漢字按照「類」相同則相聚的原則進行，使事物按照群體分開；「同條」者牽屬一處，「同理」者貫連一起，排字有序，不相雜亂，依據字形逐個地系聯字頭；從「一」字起頭，申引、系聯開去，探究了上萬個漢字的造字本原；把「亥」字列在篇末，從而可知變化至于窮極而復歸于「一」。

　　時在漢朝，圣德熙熙，燦如日明，光武皇帝上承天命，躬行堯帝之道創建了大業，中華內外盡受漢皇之恩，這恩澤如雨如潮極大極盛。（皇家）隆興學業，選拔人才不遺細民百姓；學士們知道治學之要，研討（文字非常）精深，他們的見解可以傳示后人（所以我采編以成此書）。這時是漢和帝永元十二年正月初一。

　　我是許氏的苗裔，祖宗應從炎帝、神農算起。遠祖縉云氏輔佐過黃帝，遠祖共工氏的帝位被高辛氏接替，遠祖太岳氏輔佐夏禹，太岳氏的后人呂叔護衛周朝，被周天子分封到許，托庇祖宗護佑，許氏世代相繼。自那以后許家又從許地遷到汝南，從此我的嫡宗就住在汝水邊。

　　我仰慕圣人，不揣冒昧想挨近圣人之門。圣門高大得怎樣？像南山一樣崔巍。我想中途作罷，但又不能。我已經用盡了魯鈍之才，可惜「道味」未通，聽到「疑」也只能記個「疑」。我推演圣人造字之意，編述了自己的淺薄見解。我對這門學問懂得不多，倘若有明顯錯誤，希望通家糾正它。

　　說文解字相關擴展

　　釋義原則

　　《說文》是一部古文字字典，它按照文字學的要求解釋本義，努力做到兩個統一，即：形和義的統一，文字和語言的統一。所謂形義統一，是說《說文》全面分析了小篆的構形體系，根據字形來解釋文字的本義。所謂文字和語言統一，是說《說文》的釋義是直接從文獻語言中概括出來的，是與文獻語言相符合的。

　　古人說：“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江沅《說文解字注后敘》）所謂本義，指的就是體現在文字字形上的字義，它一方面反映出表彰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圖，另一方面又確實是在古代典籍中被使用過的詞義。

　　小篆的字形反映的是文字的造義，古籍中的用例反映的是詞的實義，在《說文》中二者大多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由于文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盡管造意是以實義為依據的，但是它有時僅僅是實義的具體化、形象化的說明，語言中被使用的實義要概括、抽象得多。因為《說文》要緊密結合字形說解字義，限于體例又只能用極簡單的話來訓釋，所以就難免遷就造意。我們在理解《說文》的這種訓釋時，只需要除去那些形象的具體因素而加以進一步的概括，就能把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一致起來。

　　由于拘泥于字形，《說文》對造義也有解釋得不夠確切，甚至迂曲荒謬的時候。

　　總的來看，盡管《說文》對于字義的訓釋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絕大多數釋義是有文獻語言作為根據的，是可信的。《說文》雖然沒有自覺地在每個字下都引用書證，但是這并不是說對這些字的訓釋沒有文獻的根據。

　　由于《說文》的絕大多數訓釋是有文獻做根據的，所以對字義的解釋比對字形的解釋可靠性要大。往往有這種情況，《說文》把字形解釋錯了，但釋義并不錯。

　　我們說《說文》中的絕大多數訓釋有文獻根據，并不是說就可以迷信《說文》。由于時代的局限，《說文》的語言資料只能取自周秦文獻，所收的文字不過是晚周、秦皇以至漢代的字體綜匯。至于甲骨文，因為出土很晚，許慎當然無從看見，就是金文也見的極少。這些都限制了他的眼界，在寫作《說文》時遺漏和謬誤之處自不能免。

　　我們要在讀《說文》時堅持形義統一的原則，首先要了解、掌握小篆的構形體系及六書理論，此外還要注意學習一些古文字的知識，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補充、糾正《說文》。

　　我們要在讀《說文》時堅持《說文》與文獻相結合的原則，掌握古人提倡的“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訓詁方法。

　　我們要學會利用《說文》的材料去解決文獻閱讀中遇到的問題，更準確更深入地解釋詞義，這就是“以字考經”。

　　漢字規律

　　“漢文字的一切規律，全部表現在小篆形體之中，這是自繪畫文字進而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階段，它總結了漢字發展的全部趨向，全部規律，也體現了漢字結構的全部精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因為有了《說文》，后人才得以認識秦漢的小篆，并進而辨認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與戰國的古文。

　　利用《說文》考釋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較法”，即通過已識字和未識字的字形對比來考釋古文字。宋人釋讀金文就是從“比較法”開始的。“因為周代的銅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釋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這種最簡易的對照，就是古文字學的起點。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165至166頁，齊魯書社1981年版）

　　“比較法”在運用過程中被逐步發展完善，一開始只是籠統粗略地對照未識字和已識字的字形，以后認識到應該從文字可以分解為偏旁的角度去進行字形的分析比較。這種偏旁的比較不僅使字形的對比變得精密合理，而且在釋讀古文字時能夠起到舉一反三以簡馭繁的作用。如果要進行“偏旁分析”，就必須熟悉小篆的形體結構，就必須熟悉《說文》，因為《說文》的旨趣就在于“說文”、“解字”，即一方面闡述每個獨體字的字形的含義，一方面解析每個合體字的構成情況，指明合體字由哪些偏旁構成，以及第個偏旁在記錄語詞匯的音和義中起什么作用。

　　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有《說文》的正篆或重文可資對照，那么釋讀起來就確鑿可信。如果是《說文》中沒有的字，哪怕已經認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結構，甚至已經可以確定它的意義，比如說是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讀不明，還不能說完全認識了這些字。

　　如果說，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更能體現原始的造字意圖，這是《說文》的劣勢的話，那么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響的文獻語言做根據，而《說文》的字義說解來自古代的經傳典籍，這又是《說文》的優勢。所以，如果要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或者進行古漢語詞匯研究，還要把《說文》作為主要依據。

　　《說文》之學是根柢之學，它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詞典學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顯著的地位。它與詞義的關系尤其密切。我們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之所以離不開《說文》，因為《說文》訓釋的是詞的本義，而本義是詞義引申的起點。我們了解了詞的本義，就可以根據本義的特點進一步了解引申義、以及和本義毫無關系的假借義。我們了解了哪個字是本字，就可以進而確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變。

　　編排體例

　　《說文解字》四個字告訴讀者，這部書由“文字”和“說解”兩部分組成。對于文字部分，我們需要了解兩個問題：一是《說文》收了哪些字，二是怎樣把這些字編排起來的。

　　許慎之所以把小篆作為收字和注釋的對象，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因為小篆是一種經過系統整理的文字，是“書同文”的產物，它比籀文和古文都規范、完備；因為小篆從籀文脫胎而來，與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處僅僅在于有些字在籀文基礎上稍加簡化；因為小篆同六國古文雖然有不同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同的一面，拿出土的石刻儒家經典中的古文和《說文》中的小篆相對照，相同的占35%（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所以把小篆作為字頭也就涵蓋了那些與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許慎在《說文·敘》中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指明的是所收的正字，而非指重文。據統計，《說文》重文中指明古文的有500字出頭，指明籀文的有219字，遠遠少于許慎所能見到的古文和籀文。這說明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決不在少數。

　　把兩處（《說文·敘》、《漢書·藝文志》）記載參照起來看，可以肯定，許慎講的“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指的是漢初整理的《倉頡篇》（55章）及揚雄所作的《訓纂篇》（34章），共14篇，89章，每章60字，正5340字。如果再加上班固所作的《續訓纂篇》13章，總計102章6120字。那時六藝群書當中所能見到的文字大抵在這五六千字的范圍之內。

　　作為供人查檢的字典，《說文》收字全面、系統，不僅包括難懂的字詞，而且包括常見的字詞，《說文》收正字及重文共10516個，可謂集漢代文字之大成。《說文》也有一些常用字沒收，甚至在《說文》的說解中出現的一些字也不見于《說文》的正文。其中有些字沒收并非是由于疏忽，例如“劉、由、希、趾、銘、志”等字。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證明《說文》收字盡善盡美，而只是說明許慎的收字原則。事實上，由于許慎輕視后起的俗字，所以盡管在說解中隨俗，使用這些字，但是堅持不把這些字作為正字收進《說文》。另外，由于疏忽或見聞不及，《說文》也遺漏了一些字。

　　《說文》的重文即異體字，包括古文、籀文、篆文、秦刻石、或體、俗體、奇字、通人掌握的字、秘書中的字，共九類。《說文》以小篆作為字頭，與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則作為重文。這是正例。有時為了立部的需要，把古文作為字頭，把篆文列為重文。這是變例。秦刻石即秦朝時在石頭上刻的文字，也是小篆。或體指另外的形體，多為小篆。俗體指在民間流行的字體，限于小篆。奇字指古代某種特殊的字體，屬于古文。通人掌握的字，指來源于專家的特殊的字。秘書中的字，指那些講陰陽五行、秘密而不公開的書里所用的特殊的字。這兩類字也限于小篆。在以上九類重文中，古文、籀文、或體三類占了絕大部分，其他六類為數很少。

　　重文列在正字下面，不產生編排問題，而9353個形態各異的正篆怎么編排，確實是一個難題。人們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已經對漢字的分部有了一定的認識。許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說文·敘》）的編排漢字的原則。

　　許慎把眾多的漢字按形體構造分成了540部，創造了一套成體系的“偏旁編字法”。

　　這540部又是怎樣編排起來的呢？據《說文后敘》，是“立一為專”、“畢終于亥”，“雜而不越，據形系聯”。540部按“始一終亥”編排，表現了許慎的哲學思想，這是時代風尚所致，不必苛求古人的。

　　“據形系聯”指的是根據字形相近來安排次序。

　　部首排列也有“以類相從”的情況。

　　除了“據形系聯”和“以類相從”之外，部首排列也有亳無道理可言的情況。南唐徐鍇曾專論《說文》“部敘”，試圖把每一部的次序都講出點道理。其實，在嚴格的檢字法部首問世之前，部首的排列不管從形體出發，還是從意義出發，必然具有不確定性，我們既不必苛求許慎，也不必強作解人。

　　每部當中列字的次第，大致來說是按照意義排列，把意義相關的字排在一起。按照《說文》列字的體例，凡是與部首形體重疊或相反的，都列于該部之末，所以“禁”、“禫”二字或者是被后人顛倒了次序，或是是后人附益的字。

　　許慎對于各部中字的排列都有一些安排，不過部與部之間因內容而異。

　　總而言之，《說文》的“部敘”和部內收字次第雖然有一定的安排，但是并沒有嚴密的體例。初學《說文》，要查檢某個字，往往不知道它屬于哪一部。《說文》的部首是文字學的部首，與后代的檢字法的部首不同。要想順利地翻檢《說文》，必須逐步熟悉《說文》的540部及漢字的構形。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連刊定《說文》的徐鉉也感嘆說：“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示一字，往往終卷。”好在中華書局影印的大徐（鉉）本《說文》后邊附有部首檢字和正文的檢字，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不少問題。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通過《漢語大字典》來查檢《說文》。凡是《說文》所收的字、所作的說解，這部大型詞書都收錄了，并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可供讀者參閱。

　　作者簡介

　　許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縣（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區）人，中國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

　　許慎少博學經籍。曾為郡功曹，后被舉為孝廉，又為太尉府南閣祭酒，當即丞相府屬下之令史。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其與劉珍、馬融等于東觀校書。許慎屬于古文經學派，師從名儒賈逵問學，通籀篆古文。因鑒于當時俗儒說字解經多與文字古義不合，所以許慎“博問通人，考之于（賈）逵”，作《說文解字》15篇，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遣子許沖上之于朝廷。

　　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以小篆為主，并采錄見于秦國所使用的籀文和六國古文，是中國最早最權威的分析字形、考究字原的字典，對后代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的形音義和文字發展的歷史貢獻極大。人們把對許慎和《說文解字》的研究稱之為“許學”或“《說文》學”。許慎在中國文字學史上占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被譽為“字學宗師”“字圣”。許慎還“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著有《五經異義》（《后漢書·儒林傳》），另有《淮南子注》，已散佚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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