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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離騷》作品鑒賞
《離騷》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詩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首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屈原《離騷》作品鑒賞，歡迎閱讀。
作品簡介
《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是我國最長的抒情詩。《離騷》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詩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首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首長篇抒情詩。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詩人從自敘身世、品德、理想寫起，抒發(fā)了自己遭讒被害的苦悶與矛盾，斥責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與朝政日非，表現了詩人堅持“美政” 理想，抨擊黑暗現實，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斗爭精神和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
為什么叫“離騷”?
“離騷”二字，古來有數種解釋。司馬遷認為是遭受憂患的意思，他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里也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曹憂作辭也。”王逸解釋為離別的憂愁，《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主要是這兩種。因司馬遷畢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辭中多有“離尤”或“離憂”之語，“離”皆不能解釋為“別”，所以司馬遷的說法最為可信。
《離騷》的創(chuàng)作年代?
《離騷》的寫作年代，一般認為是在屈原離開郢都往漢北之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讒而被懷王疏遠，“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也認為《離騷》創(chuàng)作于楚懷王疏遠屈原之時。
寫作背景
《離騷》關于《離騷》的創(chuàng)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chuàng)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tài)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fā)憤以抒情”而創(chuàng)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
作品鑒賞
宋代著名史學家、詞人宋祁說：“《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guī)。”這就是說，《離騷》不僅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域，而且是中國詩賦方面永遠不可企及的典范。
《離騷》作于楚懷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漢北后的兩三年中。漢北其地即漢水在郢都以東折而東流一段的北面，現今天門、應城、京山、云夢縣地，即漢北云夢。懷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擬憲令、主張變法和主張聯(lián)齊抗秦，被內外反對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職。后來楚國接連在丹陽、藍田大敗于秦，才將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齊國。至懷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黃棘，秦歸還楚國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漢北。
漢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遠。《離騷》當是屈原到鄢郢拜謁了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后所寫。詩開頭追述楚之遠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臨睨舊鄉(xiāng)”而不忍離去，中間又寫到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節(jié)，都和這個特定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有關。
《離騷》是一首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是一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杰作。詩中的一些片斷情節(jié)反映著當時的歷史事實(如“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傷靈脩之數化”即指懷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對屈原態(tài)度上的幾次反覆)。但表現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義的方法：不僅運用了神話、傳說材料，也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寄托情意，“以情為里，以物為表，抑郁沉怨”(劉師培《論文雜記》)。而詩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對喻體的調遣，又基于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因而總給人以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由于詩人無比的憂憤和難以壓抑的激情，全詩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蕩蕩，不見端緒。但是，細心玩味，無論詩情意境的設想，還是外部結構，都體現了詩人不凡的藝術匠心。
從構思上說，詩中寫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由天界、神靈、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風、雷、鸞風、鳥雀所組成的超現實世界。這超現實的虛幻世界是對現實世界表現上的一個補充。在人間見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樣見不到天帝;在人間是“眾皆競進以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樣一事無成。這同《聊齋志異》中《席方平》篇寫陰間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經過由人到鬼的變化才到另一個世界，而《離騷》中則是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這種構思更適宜于表現抒情詩瞬息變化的激情。詩人設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傳說中的神山昆侖之上，這是與從原始社會開始形成的一般意識和原型神話相一致的，所以顯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學作品中通過死、夢、成仙到另一個世界的處理辦法更具有神話的色彩，而沒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詩人所展現的背景是廣闊的，雄偉的，瑰麗的。其意境之美、之壯、之悲，是前無古人的。特別地，詩人用了龍馬的形象，作為由人間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間的工具。《尚書中候》佚文中說，帝堯繼位，“龍馬銜甲”。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動物龍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駿馬。《周禮》中說“馬八尺以上為龍”，《呂氏春秋》說“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在人間為馬，一升空即為龍。本來只是地面與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駿變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則高空便成了天界。詩人借助自己由人間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間的情節(jié)變化，形成了這首長詩內部結構上的大開大闔。詩中所寫片斷的情節(jié)只是作為情感的載體，用以外化思想的斗爭與情緒變化。然而這些情節(jié)卻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長篇抒情詩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從外部結構言之，全詩分三大部分和一個禮辭。第一部分從開頭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自敘生平，并回顧了詩人在為現實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斷自我完善、不斷同環(huán)境斗爭的心靈歷程，以及慘遭失敗后的情緒變化。這是他的思想處于最激烈的動蕩之時的真實流露。從“女媭之嬋嬡兮，申申其詈予”至“懷朕情而不發(fā)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為第二部分。其中寫女媭對他的指責說明連親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獨是無與倫比的。由此引發(fā)出向重華陳辭的情節(jié)。這是由現實社會向幻想世界的一個過渡(重華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賢，故向他陳辭便顯得“虛”;但詩人又設想是在其葬處蒼梧之地，故又有些“實”)。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宮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掙扎與不斷追求的頑強精神。從“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為第三部分，表現了詩人在去留問題上的思想斗爭，表現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讀之令人悲愴!末尾一小節(jié)為禮辭。“既莫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雖文字不多，但表明詩人的愛國之情是與他的美政理想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是全詩到高潮之后的畫龍點睛之筆，用以收束全詩，使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使詩中表現的如長江大河的奔涌情感，顯示出更為明確的流向。詩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詩人所處的環(huán)境和自己的歷程。而后兩部分則以色彩繽紛、波譎云詭的描寫把讀者帶入一個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現出無比廣闊、無比神奇的場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雖然不能不說是一首飽含血淚的杰作，但還不能成為浪漫主義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兩部分而沒有第一部分，那么詩的.政治思想的底蘊就會薄一些，其主題之表現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既含蓄，又明確;既朦朧，又深刻。
《離騷》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著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顑頷亦何傷。”很多屈原的畫像即使不寫上“屈原”二字，人們也可以一眼認出是屈原，就是因為都依據了詩中這種具有特征性的描寫。其次，他具有鮮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進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張法治(“循繩墨而不頗”)，主張舉賢授能。第二，他主張美政，重視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反對統(tǒng)治者的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陳辭一段可見)。第三，他追求真理，堅強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個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兩千多年來給了無數仁人志士以品格與行為的示范，也給了他們以力量。
《離騷》的語言是相當美的。首先，大量運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強自身修養(yǎng)，佩帶香草喻保持修潔等。但詩人的表現手段卻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來，是照應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來形容“情”的。所以雖然沒有用“如”、“似”、“若”之類字眼，也未加說明，卻喻意自明。其次，運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稱來象征性地表現政治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比較抽象的概念，不僅使作品含蓄，長于韻味，而且從直覺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自屈原以來，“香草美人”就已經成為了高潔人格的象征。(有柳宗元的“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
再次，全詩以四句為一節(jié)，每節(jié)中又由兩個用“兮”字連接的若連若斷的上下句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韻，使全詩一直在回環(huán)往復的旋律中進行，具有很強的節(jié)奏感。最后，運用了對偶的修辭手法，如“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fā)乎洧盤”;“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等，將“兮”字去掉，對偶之工與唐宋律詩對仗無異。
《離騷》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 (趙逵夫)
從屈原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來說，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創(chuàng)作成就來說，他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yōu)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chuàng)作，個性的表現甚少。而屈原的創(chuàng)作，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志了中國古典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lián)系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并不能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但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于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后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于《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并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贊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chuàng)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fā)。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fā)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艷麗的辭藻。他還發(fā)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云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chuàng)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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