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九齡之文章了解其“大手筆”

時間：2020-08-27 20:46:40 張九齡我要投稿

從張九齡之文章了解其“大手筆”

　　張九齡是開元名相是張說政治與文化事業的繼承人又是一代直臣和著名詩人，稱張九齡為“大手筆”是什么原因?

　　現存文獻中直接稱張九齡為“大手筆”的記載較少，唐代文學史中關于張九齡的“大手筆”之稱也僅以“其文、賦有一定成就，是繼燕、許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筆”而一語帶過。學界歷來認為張說之文勝于詩，張九齡之詩勝于文，對張九齡文質兼勝的詩歌研究居多，對其文關注較少。但是，縱觀張九齡的文章，不難發現其承繼了張說的范式風格，也極具“大手筆”風范。本文擬梳理張九齡之文在內容題材、創作風格、藝術魅力等方面的特征，闡明張九齡是繼張說之后，在初唐漸盛時期引領盛唐氣象的“大手筆”。

　　一

　　“大手筆”之稱最早見于《晉書・王歡傳》，經歷代延伸發展，其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指文章體式，可分為朝廷詔令、碑志以及“記功稱伐”的碑文。無論是發布政令還是記功傳德，“大手筆”因要施之于廟堂，須文辭穩健;又因題材意義重大，立意高遠，境界相應雄渾開闊。其二指工于辭令，長于朝廷文誥的專職撰寫者。其三還可指文章作者的才華雄厚，文筆雍容雄闊。

　　張九齡撰寫的“大手筆”文章主要是指視野宏闊、篤實切要、上書言政的敕文、狀表、碑志、祭文等。其各類文章現存261篇，其中應制公文213篇，其他散文48篇。作為“大手筆”，其倡導文質并重的理論主張，文章構思精密、剪裁得當，以渾融自然、雄壯宏麗、深湛博大的風格反映開元盛世的恢宏氣象。紀昀評論日：“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玄宗曾贊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可見張九齡之文深厚的藝術功力及深遠的影響。

　　敕書是皇帝用以諭勉公卿、警策眾臣的詔書，涉及內容都為朝廷政事，對于實際撰制者來說，便是代擬王言。因此撰寫者除具備出色的文筆外，還要有充分領會旨意、熟知治國方略的本領。《曲江集》中敕書數量最多，涉及內容最廣“頌”、“贊”文章數量較少，張九齡的公文可以說多為發布王言。作為一代文宗，在“代擬王言”的撰制上，已形成簡練勁健、收放自如的'風格。《敕突騎施毗伽可汗書》一文長達八百字，詞句精當，對毗伽可汗提出嚴正警告：“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本文所引章句皆出自董誥著《全唐文》中華書局1982年版)使人感受到理氣充直、義正辭嚴的沖擊力。《敕吐蕃贊普書(四)》一文，思維縝密、文辭暢達、筆鋒犀利，申明朝廷意圖張弛有度、恩威并舉。

　　另外，《敕處分十道朝集使》之一中曰“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中曰“君子為邦，動必由禮”;《敕河西節度牛仙客書》中曰“時不可火，兵貴從權”等，這些語句勁健精煉、宛若珠璣，讀來氣勢磅礴，鏗鏘有力，極具感染力。除此之外，張九齡撰寫的內容豐實、極具思想的敕書，可使學界在《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書之外，更翔實地了解到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進程及影響，從文史價值上來看，也可稱“大手筆”。

　　張九齡參與國事謀議決策，撰寫了許多言事議政的章疏狀表和嚴謹細密的策書，不僅內容廣泛，且在指陳時弊、籌劃大計等方面常不避利害而勇陳先見之明。“《進金鑒錄表》和《金鑒錄》本文，以樸素的語言，講尋常的道理;用駢散兼行的文體，借古鑒今的經驗教訓，娓娓諄淳，顯示出政治家的卓識和風度。”《上姚令公書》、《上封事書》、《論教皇太子狀》等，邏輯嚴密、論證有力、見解深刻，也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曲江集》中收集碑志和祭文近三十篇。就祭文而言，有公祭的《祭洪州城隍神文》和《祭舜廟文》;有代撰的《為王司馬祭妻父文》、《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等;也有發自內心的哀悼，如《祭張燕公文》、《祭故李常侍文》和《追贈祭文》等。以《祭洪州城隍神文》為例：張九齡任洪州刺史時，當地遭遇洪災，在《祭洪州城隍神文》中云：“谷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不福。闔境山川，能致云雨。”其忠于職守、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為王司馬祭妻父文》敘述了王司馬岳丈生前所遭受的盛衰之變，并從王司馬的遭遇中引出傷感之辭，蘊含同情理解之情，失意人悼不幸人，倍顯其哀，由此也體現了張九齡洞明世態、善解人意的特質。

　　張九齡所撰寫的序文涉及內容廣泛，文學色彩最濃。《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是一篇觸景生情、借古喻今之作。先引出所登臨地點，再展開遙想，失意人薛道衡當年登臨此地的情形呈現，最后寫今日登臨的王司馬不遇于時的種種情懷：“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緊扣題旨加以生發，敘議結合，描寫生動，并能“以個人性靈入文詞中”。《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寫官場失意之人宴飲于王少府東閣的情形，以理性分析及歷史比照，勸解眾人要效法圣賢養和以待時的處世之道。如此沉穩持重、淡然遠視的手筆，是其文贏得“大雅之遺”贊譽的原因之一。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等贈送宴集等序文也都體現了“隨事以序其實”的特點，緊扣題旨加以生發，描寫生動，并能“以個人性靈入文詞中，遂開韓柳古文風氣之先”。《獅子贊序》、《鷹鶻圖贊序》是歌頌孤高獨立的猛禽猛獸形象的贊序，從客觀事物中提煉本質予以概括評價，且能不拘泥一事一物，凡古今中外的典章文物皆可為文，文筆宏博典雅。

　　二

　　張九齡的“大手筆”不僅體現在撰制了數量眾多的實用性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呈現的格調恢弘、典雅富贍的風格，莊重整飭、駢散交融的文法技巧以及情真意切、據實而發的感情色彩等，展現其藝術魅力，傳達格調雄渾、清新剛健的氣息，為其贏得“大手筆”之美譽。

　　張九齡之文沿襲張說，“運散體之氣于駢體之中”，將散文素簡流暢、渾融自然的語言與駢文精巧的對偶所致的華麗文采相結合，以錯落有致之語撰寫氣韻暢達之文，很少用典，盡去浮詞，不以文害意，推動唐文的健康發展。　　《韋司馬別業集序》中云：“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靄下連，溪氣中絕;此皆節公之有也。”以簡潔樸素之語言尋常之事，駢散結合，娓娓道來。《上姚令公書》中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理直情真，駢散結合，一氣呵成。《荔枝賦》摹寫荔枝形狀和果實之豐美，遣詞精美，蘊含深意。其序以荔枝喻人，指出對人才之認識如識荔枝之品性，須切入了解才是。用詞工整，駢散并行，讀來氣暢韻達且平實自然。

　　張九齡之文如同其詩歌，“情真”為可貴之處。《曲江集》收錄的《敕金城公主書》凡三篇，雖是奉敕之作，卻流淌著真摯情感。金城公主原是雍王之女，以中宗養女身分許嫁吐蕃贊普，旨在修好唐番關系，在吐蕃生活了整三十年，張九齡受命寫信慰問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敕書在懇切的牽念中道出對公主的勉勵與期望，很少程式化的官方語言，如同充滿關愛之情的家書，語言平易暢達，風格樸素真摯，親切感人。

　　從張九齡的狀表中也可見識其剛直不阿、坦誠磊落的性格特質。《荊州謝上表》為張九齡被貶荊州后向玄宗呈遞的一道謝恩表文，抒寫對玄宗的滿腔忠忱與無辜被貶的悲憤：“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披肝瀝膽，大膽申辯因“周子諒事件”牽連被貶的冤屈，坦陳自己磊落處世卻遭小人乘隙詆毀的境遇，名為謝恩，實為申訴，是歷代朝士謝恩狀表中最見情性的一篇。《請誅安祿山疏》、《劾牛仙客疏》的文字簡暢、語氣斬絕、態度鮮明，表現其率真坦蕩、直言敢諫的性格。

　　《曲江集》中的祭文和序記都寫得情致感人，如《祭張燕公》《祭故李常侍》等。張說是九齡得以升遷發展的最重要的提攜者，張說的逝世令其悲慟無比，《祭張燕公文》就是一曲情發于中、感人至深的挽歌。在祭文中，把對恩公的感激景仰之情及無盡悲慟化作綿綿哀思：“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墜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文辭精辟，哀慟之情呼之欲出。祭文書就不久，九齡又為其撰制了墓志銘并序，開始以朝廷訃告的形式，將一代文宗張說逝世的消息沉痛地告之國人，文筆莊重肅穆，接著交待舉國齊哀，再詳述其才氣個性、不平凡的一生，突出張說對盛世文明的貢獻及提高文儒地位的歷史功績。

　　張九齡最有見解及特色的是其上書論政的文字，在這類文章中，不再炫辭耀藻，而是針對現實直抒胸臆，是對張說文風的一種繼承。《上封事書》是講縣令刺史任命問題的，刺史縣令是民生之本，卻多非其任，徒有其名，朝廷選官勞民傷財，揭露當時的弊政，此書言辭懇切、全無虛飾、指陳時弊，表達了深沉的政治遠慮。

　　綜上所述，張九齡的“大手筆”不僅體現在撰制了數量眾多的實用性文章，而且筆力恢弘、意高氣盛，昭顯盛世蓬勃氣象;莊重凝練、駢散交融，開啟清拔宏麗文風;情真意達、據實而發，融會文思兼重理論，以“大手筆”影響著盛唐文學家的寫作風格及技巧，成為后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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