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詠柳》賞析
《詠柳》是北宋文學家曾鞏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這首詠物詩通過描繪楊柳在東風相助之下，柳枝狂飄亂舞，柳絮遮天蔽日的猖狂得志的形象，提出警告：秋天清霜降臨后，正是柳葉凋零之時。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曾鞏《詠柳》賞析，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譯文
雜亂的柳枝條還沒有變黃，在東風的吹動下狂扭亂舞。
把它的飛絮想蒙住日月，但不知天地之間還有秋霜
注釋
①倚--仗恃，依靠。狂--猖狂。這兩句形容柳樹在春天綠得很快：柳條似乎還沒有發黃，但趁著東風吹暖，一下子便飛快地變綠了。
②解把--解得，懂得。飛花--柳絮。
③這兩句的意思是：不要只看到柳絮飛揚，遮天蔽日，要知道還有清霜臨降、柳葉飄零的時候啊!
賞析
這首詩把柳絮飛花的景色寫得十分生動。柳絮在東風相助之下，狂飄亂舞，鋪天蓋地，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個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未變初黃”，準確地點出了早春季節，此時柳樹枝上剛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淺黃”的新柳。 第一、二句寫凌亂柳枝憑借東風狂飄亂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詞，對柳樹的愚蠻可笑加以嘲諷。 詩中把柳樹人格化的寫法，以及詩人對柳樹的明顯的貶抑與嘲諷，使這首詩不是純粹地吟詠大自然中的柳樹。 詠柳而諷世，針對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勢利小人。 將狀物與哲理交融，含義深長，令人深思。
作者介紹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
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創作背景
這首詩作于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春，當時曾鞏在齊州（今山東濟南）任知州。與歐陽修、王安石不同，曾鞏對宋代現狀是相當滿意的，認為宋興以來，“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因此沒有提出什么改革主張。他與王安石交誼深厚，對熙寧變法也沒有表示過具體意見。他寫此詩的目的只是諷刺驟然得勢的小人。
名家點評
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陳邦炎《說詩百篇》：這首詩以《詠柳》為題，通篇就柳寫柳、所丑化的是柳，所喻指的是像柳一樣“倚得東風勢便狂”而敢把“飛花蒙日月”之人。其諷刺、譴責的對象，就篇內的語句而言只是楊柳，就篇外的喻意而言只是得勢猖狂的群小。
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蔡義江《絕句三百首》：這是一首借詠柳為題的寓言諷刺詩，對象是朝中擅權得勢一時的佞臣奸邪之徒。詩的成功在于將物的某些特點自然巧妙地與人聯系起來，如柳條迎風飛舞、柳絮漫天飄浮，以及遇秋則枯黃零落等。詩著重寫春末夏初柳葉尚未衰黃時的景象。不用通常之稱“長條”而叫“亂條”，措辭的貶義已現。“東風”是它倚仗的勢力，就像小人有靠山后臺。以柳之“狂”舞比喻小人得“勢”猖“狂”，也很貼切。柳絮隨風上天，一時間如能蒙蔽日月，與詩中常用的“浮云蔽白日”寓意相近。最后用“不知”來應和前面的“解”字，于“霜”前置一“清”字，強調了最終摧柳者乃天地之正氣的意思。寫來惟妙惟肖。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興陸《古詩講讀》：如果把這首詩與賀知章的《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相比較，兩詩恰好反映了唐、宋詩歌的特征和差異。賀詩善于狀物態，擬人摹象，神韻悠揚；曾詩借詠物而寫人事，通篇是借端發議論，詩中的柳樹，是那些裝腔拿勢、猖狂弄權的顯貴的象征，詩人譏諷他們只知道諂媚獻諛蒙蔽上層和皇帝，卻不知道天地間終有正義的審判。這是詩中的大議論，借詠物以出，婉曲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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