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歷史的散文

時間：2024-08-29 08:24:18 余秋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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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歷史的散文

　　導語：余秋雨先生潛心文學創作，數部大作獨領風騷，把五四之后退居小說之后的散文在當今文學體裁中重新洗牌，功不可沒。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分享的余秋雨歷史的散文，歡迎借鑒！

余秋雨歷史的散文

　　廬山

　　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游，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我所知，那里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復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我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并記之于《史記》之后，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于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后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后我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游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愛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我國文化史。

　　綁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于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系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于貼心，難于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我國古時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我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里邊。文人總未免孤獨，愿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我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于隱逸之圣陶淵明，我國文人也愿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么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托點。于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游、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后在山崖云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沈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并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云集、智能飽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么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里，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么？

　　古時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廬山的日記，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且抄幾段：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饉也。西輔戲采南瓜葉及野莧，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于如此。

　　宗慧試采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茍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我國古時文人游廬山的實際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還自得其樂地開著文縐縐的玩笑。在游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有學生和仆人跟隨著，侍候著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后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后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知名文人。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游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游客中，最有派頭的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游山也很不輕松，因此，廬山的行旅總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我藏有一部佛學名著《名山游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嶺，還“荊棘少人行”。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景象就大不一樣了。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并設醫院，利濟貧民。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眾，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杠桿已是牯嶺的別墅、商市、街道。總的說來，這兒已不是我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云：“只疑云霧窟，猶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霧飄散開去，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號子聲。他從這號子里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號子傳達給讀者。讀著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號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別墅，這號子在驅逐著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里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個名字便出現于我國文壇。

　　此后，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產生于廬山。密密層層的云霧，藏進了我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鍾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于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致和情懷擾亂，于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系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于逃脫的悲哀。

　　我們這幫子開會的文人一有空閑就隨著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覽廬山各個風景點，東林寺、秀峰、錦繡谷、天橋、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書院、黃龍潭、五老峰……一一看過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詩。腳下有平整光潔的路，耳邊有此起彼伏的叫賣，輕輕便便，順順當當。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與山水構成寧靜的往還、深摯的默契，只好讓文人全都蛻脫成游人。

　　就在這種不無疲頓的情況下突然聽到有一個去處，路遙而景美，連李白都沒有去過，一下子把我們全都激動起來了。那便是三迭泉。趁一天休會，結伴上路。

　　早就聽說那是一條極累人的路，但勞累對于1979年的我國文藝理論家們都還不太在意，擺脫劫難不久，對承受辛苦的自信心還有充分的貯留。

　　話雖這么說，這條路也實在是夠折騰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后來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無窮無盡地一個個排列過去，內心已無數次地產生了此行的后悔，終于連后悔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在默不作聲中磕磕絆絆地行進。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與古時文人產生過對深切的認同。是的，凡是他們之中的杰出人物，總不會以輕慢浮滑的態度來面對天地造化，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可以盛氣凌人地來君臨山水，因此總是以極度的虔誠、極度的勞累把自己的生命與山水熔鑄在一起，讀他們的山水詩常常可以感到一種生命脈流的搏動。在走向三迭泉的竭盡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終于產生了熔鑄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給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著辦吧。

　　不知何時，驚人的景象和聲響已出現在眼前。從高及云端的山頂上，一幅巨大的銀簾奔涌而下，氣勢之雄，恰似長江黃河倒掛。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巖，轟然震耳，濺水成霧。它怒吼一聲，更加狂暴地沖將下來，沒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壓抑不住，狂呼亂跳一陣，拼將老命再度沖下，這時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亡命徒的隊伍，決意要與山崖作一次最后的沖殺。它挾帶著雷霆竄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測的峽谷，究竟沖殺得如何，看不見了。它的最后歸宿如何，無人知曉，但它絕對不會消亡，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哪怕接二連三地阻遏它、撞擊它，它都沒有吐出一聲嗚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們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飛水噴在我們身上，誰也沒有逃開，反都抬起頭來仰望，沒有感嘆，沒有議論，默默地站立著，袒示著濕淋淋的生命。

　　終于，我們找到了一種對應，一種在現代已經很少的對應。

　　記得宋朝哲學家朱熹很想一睹三迭泉風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寫道：“聞五老峰下新泉三迭，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他請兩位畫家把它畫下，帶給他看，看到畫幅時他不斷摩索，聲聲慨嘆。這位年邁的哲學家也許已從畫幅中看出了一點遠超一般山水奇景的東西，否則何來聲聲慨嘆？但我敢說，沒有親臨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個生命意義上的它。

　　在古時，把三迭泉真正看仔細又記仔細了的還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兒都難于靜定，不能要求他產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斷開發廬山的過程中會不會有一天能開通到達三迭泉的汽車路或吊山索道，能構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樣觀察這個神奇瀑布全貌的現代觀景臺。但毫無疑問，到了那時，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對應也將失去。“文章憎命達”，文人似乎注定要與苦旅連在一起。

　　1990年夏天，廬山舉行文化博覽會，主辦單位發來請柬要我去講學。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請柬，仿佛看到了牯嶺更為熱鬧的街市，山間更為擁擠的人群。凝神片刻，耳邊又響起三迭泉的轟鳴。

　　不久聽去了回來的朋友說，文化博覽會是一個吸引游客的舉動，所邀學者的名字都張貼成了海報，聽課者就是愿意走進來聽聽的過往游人。

　　文人以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出現在廬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還難于適應。也許廬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許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種完全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

　　一陣云霧又飄到了我的眼底。

　　洞庭一角

　　我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于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例子太多了。這次去洞庭湖，一見岳陽樓，心頭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要他寫一篇樓記，他便借樓寫湖，憑湖抒懷，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直到今天，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懮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已成為一般我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樓，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于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上刻這兩句話。進得樓內，巨幅木刻中堂，即是這篇文章，書法厚重暢麗，灑以綠粉，古色古香。其它后人題詠，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借之現代用語，或許可說，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在這里，我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

　　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游人仰頭讀完《岳陽樓記》的中堂，轉過身來，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范仲淹趁勢突進，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后樂的哲言，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人們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游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沒有這般小。

　　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還小嗎？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學子，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嘆，但他所說的天下，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統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優耶樂耶，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這里，儒家的天下意識，比之于我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這么想著呢，范仲淹身后就閃出了呂洞賓。岳陽樓旁側，躲著一座三醉亭，說是這位呂仙人老來這兒，弄弄鶴，喝喝酒，可惜人們都不認識他，他便寫下一首詩在岳陽樓上：

　　朝游北海暮蒼梧，

　　袖里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他是唐人，題詩當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跡掩蓋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呂詩放在一起讀，真是有點“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莊與頑潑，執著與曠達，悲壯與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對著這么大個洞庭湖，難道就許范仲淹的朗聲悲抒，就不許呂洞賓的仙風道骨？我國文化，本不是一種音符。

　　呂洞賓的青蛇、酒氣、縱笑，把一個洞庭湖攪得神神乎乎。至少，想著他，后人就會跳出范仲淹，去捉摸這個奇怪的湖。一個游人寫下一幅著名的長聯，現也鐫于樓中：

　　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滄然淚下。

　　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巖疆。潴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

　　他就把一個洞庭湖的復雜性、神秘性、難解性，寫出來了。眼界宏闊，意象紛雜，簡直有現代派的意韻。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罷。我登船前去君山島。

　　這天奇熱。也許洞庭湖的夏天就是這樣熱。沒有風，連波光都是灼人燙眼的。記起了古人名句：“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樓”，這個“蒸”字，我只當俗字解。

　　丹納認為氣候對文化有決定性的影響，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嚴冬，又傾向于信。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秋空明凈，可讓他想想天下；秋風蕭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幾絲悲壯。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約略推知，這是秋天的辭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來呢？衣冠盡卸，赤膊裸裎，揮汗不迭，氣喘吁吁，那篇文章會連影子也沒有。范仲淹設想過陰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設想。洞庭湖氣候變化的幅度大著呢，它是一個脾性強悍的活體，僅僅一種裁斷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廣之，我國也是這樣。一個深不見底的海，頂著變幻莫測的天象。我最不耐煩的，是對我國文化的幾句簡單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脈，拿來統攝全盤總是霸道，總會把它豐富的生命節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還牙，舉著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統的霸座進發。其實，誰都是渺小的。無數渺小的組合，才成偉大的氣象。

　　終于到了君山。這個小島，樹木蔥蘢，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遺跡之多，令人咋舌。它顯然沒有經過后人的精心設計，突出哪一個主體遺跡。只覺得它們南轅北轍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鄰。是歷史，是空間，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風，把它們堆涌到了一起。

　　擋門是一個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遺留。說是秦始皇統一我國，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惱火，于是擺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統的最早肇始者，氣魄宏偉，決心要讓洞庭湖也成為一個馴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還是一派開放襟懷。它的腹地，有堯的女兒娥皇、女英墳墓，飄忽瑰艷的神話，端出遠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資格，安坐在這里。兩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飛動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淚，本該讓后代儒生非禮勿視，但她們依憑著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們心族繚亂，不知定奪。

　　島上有古廟廢基。據記載，佛教興盛時，這里曾鱗次櫛比，擁擠著寺廟無數。繚繞的香煙和陣陣鍾磬聲，占領過這個小島的晨晨暮暮。呂洞賓既然幾次來過，道教的事業也曾非常蓬勃。面對著秦始皇的封山石，這些都顯得有點邪乎。但邪乎得那么長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靜默。

　　島的一側有一棵大樹，上嵌古鍾一口。信史鑿鑿，這是宋朝義軍楊么的遺物。楊么為了對抗宋朝，踞守此島，未廷即派岳飛征剿。每當岳軍的船只隱隱出現，楊么的團隊就在這里嗚鍾為號，準備戰斗。岳飛是一位名垂史冊的英雄，他的抗金業績，發出過民族精神的最強音。但在這里，岳飛扮演的是另一種角色，這口鍾，時時鳴響著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墳前徘徊，現在又對著這口鍾久久凝望。我想，兩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現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應該有一個龍宮了。井有臺階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龍宮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會相信我們腳底下有一個熱鬧世界。那個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戀情，也有歡愛。一口井，只想把兩個世界連結起來。人們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飛船正從另外一些出口去尋找另外一些世界。

　　雜亂無章的君山，靜靜地展現著我國文化的無限。

　　君山島上只住著一些茶農，很少閑雜人等。夜晚，游人們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島闐寂無聲。洞庭湖的夜潮輕輕拍打著它，它側身入睡，懷抱著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后，這篇洞庭湖的游記，遲遲不能寫出。

　　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有關洞庭湖的新聞，如遇故人。新聞記述了一樁真實的奇事；一位湖北的農民捉住一只烏龜，或許是出于一種慈悲心懷，在烏龜背上刻名裝環，然后帶到岳陽，放入洞庭湖中。沒有想到，此后連續8年，烏龜竟年年定時爬回家來。每一次，都“將頭高高豎起來，長時間地望著主人，似乎在靜靜聆聽主人的教誨，又似乎在向主人訴說自己一年來風風雨雨的經歷”。

　　這不是古時的傳說。新聞注明，烏龜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農歷五月初一。

　　至少現代科學還不能說明，這個動物何以能爬這么長的水路和旱路，準確找到一間普通的農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樣清楚。難道它真是龍宮的族員？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濃霧。

　　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圍著我們，才使人生保留進發的樂趣。當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確解釋了，這個世界也就變得十分無聊。人生，就會成為一種簡單的軌跡，一種沈悶的重復。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話，想柳毅到過的龍宮。應該理會古人對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說不定，這種想象蘊含著更深層的真實。洞庭湖的種種測量數據，在我的書架中隨手可以尋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著一個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過的湖可謂多矣。每一個，都會有洞庭湖一般的奧秘，都隱匿著無數似真似幻的傳說。

　　我還只是在說湖。還有海，還有森林，還有高山和峽谷……那里會有多少蘊藏呢？簡直連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這樣的世界，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多元，這樣的無限，才值得來活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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