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原文鑒賞

　　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大家總免不了要接觸或使用古詩吧，古詩具有格律限制不太嚴格的特點。古詩的類型多樣，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原文鑒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寫作背景】

　　這組詩作于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后。當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皆寫有和詩。

　　北宋時，遼國、西夏“交侵，歲幣百萬”(趙翼《廿二史札記》)。自景祐年間(1034—1038)以來，“西(夏)事尤棘”。當時的施宜生、張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夏，為遼、夏出謀獻策，造成宋的邊患。詩人們借漢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

　　【明妃曲二首】

　　宋代 王安石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譯文及注釋】

　　譯文

　　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微微亦低垂。

　　低頭回看身影間周圍無有此顏色，還讓我君王的感情都難以控制。

　　離別歸來卻怪罪丹青畫圖手，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實未曾見有。

　　天仙意態由自生畫筆難以描摹成，當時冤枉殺死畫工毛延壽。

　　從此一離去心知更不能回歸，可憐還不能穿盡漢朝皇城之宮衣。

　　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遙遠家鄉事，只有年年日日里眼望鴻雁往南飛。

　　家人雖然在萬里傳來親人之消息，好好安心在氈城不要常將家相憶。

　　您還不曾見近在咫尺長門里幽幽阿嬌被鎖閉，人生如果要失意無分天南和地北。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

　　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把心語寄托于琵琶聲中，心事只有自己知道。

　　她用能彈出美妙聲音的手撥動黃金做的桿撥，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著胡酒。

　　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

　　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于心與心相知。

　　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荒蕪埋沒，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注釋

　　⑴明妃：即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容貌美麗，品行正直。晉人避司馬昭諱，改昭為明，后人沿用。

　　⑵春風;比喻面容之美。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中詠昭君一首有“畫圖省識春風面”之句。這里的春風即春風面的省稱。

　　⑶低徊：徘徊不前。

　　⑷不自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⑸歸來：回過來。丹青手：指畫師毛延壽。

　　⑹意態：風神。

　　⑺著盡漢宮衣：指昭君仍全身穿著漢服。

　　⑻塞南：指漢王朝。

　　⑼氈城：此指匈奴王宮。游牧民族以氈為帳篷(現名蒙古包)。

　　⑽咫尺：極言其近。長門閉阿嬌：西漢武帝曾將陳皇后幽禁長門宮。長門：漢宮名。阿嬌：陳皇后小名字。

　　⑾“氈車”句：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寫貴族女子出 嫁，陪從很多。兩：同輛。

　　⑿桿撥：彈琵琶的工具。春風手：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⒀漢宮侍女：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

　　⒁青冢：杜甫詩中有“獨留青冢向黃昏”及“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諸句，此用其意。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鑒賞】

　　其一

　　梅堯臣、歐陽修對《明妃曲》的和詩皆直斥“漢計拙”，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的純潔、深厚感情，并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別開來，尤為卓見。

　　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現實意義。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筆法寫詩，轉折很多，跳躍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甚至惡意羅織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但還未說得透徹。

　　明妃是悲劇人物。這個悲劇可以從“入漢宮”時寫起，也可以從“出漢宮”時寫起。而從“出漢宮”時寫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這個主題。王安石從“明妃初出漢宮時”寫起，選材是得當的。

　　絕代佳人，離鄉去國，描寫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后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是：“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江淹《恨賦》上也著重寫了她“仰天大息”這一細節。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一面寫她的“淚濕春風”，“徘徊顧影”，著重刻畫她的神態;一面從“君王”眼中，寫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所以“意態白來畫不成”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意態”不僅是指容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明妃“徘徊顧影無顏色”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至于“殺畫師”這件事，出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小說，事之有無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評論史實，他只是借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意態”而已。而且，這些描繪，又都是為明妃的“失意”這一悲劇結局作鋪墊，以加重氣氛。

　　上面寫“去時”，下面寫“去后”。對于去后，作者沒有寫“紫臺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數十年間之事，概括為“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這兩句間，省略了“然而猶且”，意思是說：“明妃心里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漢，不改漢服。”

　　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實質不在血統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用為文化的標志常常是所謂“衣冠文物”。《左傳》上講“南冠”，《論語》中講“左衽”，后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杜甫寫明妃也是著重寫“環佩空歸月夜魂”，這與王安石寫的“著盡漢宮衣”，實際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設想通過“不改漢服”來表現明妃愛鄉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失意”而減弱，更不是出于對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經“心知更不歸”了)，不是“爭寵取憐”。因此，感情更為純潔，形象更為高大。接著又補上“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把明妃一心向漢、歷久不渝的心聲，寫到鏤心刻骨。梅堯臣也說“鴻雁為之悲，肝腸為之摧”。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萬里傳”來說，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更妙的是：筆鋒一帶，又點出了悲劇根源，擴大了悲劇范圍。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入漢宮”時寫起。漢宮，或者說“長門”，就是《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見不得人的地方”，從陳阿嬌到賈元春，千千萬萬“如花女”，深鎖長閉于其中。以千萬人(有時三千，有時三萬)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宮女之凄涼寂寞，可想而知，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所以從司馬相如《長門賦》到劉禹錫的《阿嬌怨》，還有《西宮怨》之類，大都旨寫這一題材，表現出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或者抒發出“士不遇”的憤慨。唐人“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只是說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李壁說：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實際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則是受了王回、范沖等人的影響。王回引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卻忘了孔子也說過“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論語》);特別是誤解了“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難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欲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于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于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注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后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于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布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于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并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王安石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后司馬光向宋神宗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變法背景

　　1、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于對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2、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土地不斷遭蠶食。

　　3、宋朝內部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采用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2、冗兵，政府為穩定社會秩序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增加，軍費增加。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還要給西夏和遼“歲幣”，與此同時由于土地兼并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一大背景：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斗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斗爭中常常失敗。

　　1、北宋政府為了防范武將實行更戍法，頻繁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并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削弱軍隊戰斗力。

　　2、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當兵，軍隊戰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為主，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騎兵作戰處于劣勢。

　　4、武器生產管理混亂，影響軍隊戰斗力。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變法內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后，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曾布、呂惠卿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軍事、教育等措施，其具體內容如下：

　　1.理財措施

　　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2.限制大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后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借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4.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后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5.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6.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7.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后，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一些官吏強制借貸，借機敲詐盤剝。

　　8.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9.方田均稅法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10.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定國家秩序，這一方面屬于軍事措施。鞏固國家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11.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并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

　　12.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后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國家秩序。

　　13.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變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和在州郡廣設學校。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廢除以空洞的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即要求考生聯系當前實際采取參加經義策論的考試。這就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從而擴大了考選名額，使一大批新進之士取代反對改革的舊官。同年秋，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變法時改革科舉制度。廢除明經諸科，進士科不再考詩賦，專考經義和時務策。設明法科，專考律令、斷案等。舊有的科舉取士之不能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與社會實際脫節。王安石的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糾正過去的缺陷，選拔一些通經術、明時務的人才為國家治理服務，以便由此選拔的人才能夠更好的為變法服務。

　　變法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后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司馬光當政時，最終新法被罷廢。不久，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經司馬光提議，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

　　王安石變法和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年來，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后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業政策之間的聯系，,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業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注。在華萊士看來，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新政農業政策同樣可以借鑒。

　　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致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杰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于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婦、羅監察使家倫等閑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并訪得其后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并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恒，發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華萊士為什么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在他看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現農產品過剩，一方面由于美國農業信貸系統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一般農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權時期不能實現，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實。1930年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時任農業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一方面實施農業貸款，一方面收購多余的物資和糧食食品，免費發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 ，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定，為美國度過經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是王安石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民。

　　變法成果

　　熙寧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今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余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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