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歌特點

　　陶淵明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文學家，他的詩歌創作為中國文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創造了田園詩的新形式，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陶淵明詩歌特點，希望大家喜歡。

　　陶淵明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文學家，他的詩歌創作對中國文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創造了田園詩的新形式，并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內容影響著后代詩人的創作。陶淵明的詩歌有著極高的藝術造詣，它的風格、語言、意境都有非常鮮明的個性特征。

　　一、平淡自然與豪放爽朗

　　陶詩平淡自然的風格，主要體現在田園詩。陶淵明歸隱以后，長期生活在民風淳厚的農村，所見的都是村落、山脈、溪水、飛鳥等一些自然景物，結交的人都是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平淡之景，平凡的人和平靜的、平凡的生活都是他所描寫的對象。他從平凡的景物、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美及一種妙不可言的境界。如《歸園田居(其一)》：“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方宅、草屋、桃李、遠人村、墟里煙、狗吠、雞鳴，都是農村生活中極常見的，詩人用了平淡質樸的語言，把這些景物融合在一起，描繪了一副寧靜安詳的農村生活圖畫，反映了他歸隱之后的平靜生活及愉悅的心情。

　　陶淵明寫詩，常用白描手法，比如《責子》：“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三十，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粟。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議論中有描寫，以平淡的語言，刻畫出兒子們的形象，帶有口語化，生動傳神。

　　總之，陶淵明的詩歌，不管識寫景還是寫人，都是用很平淡、質樸的語言，白描的手法描繪圖畫和勾勒人物形象。

　　陶淵明的詩歌，主要的風格是平淡自然，但也有豪放爽朗的一面，頗有阮籍、左思詩歌的特征。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親，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抑揚爽朗”、“橫素波”是說陶淵明詩歌也有豪放爽朗的一面。而提出陶詩“豪放”特征的則是宋代的朱熹，他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出這樣言語出來。”其實，細讀陶淵明的詩，的確會給人有一種豪放爽朗的感覺，主要是詠懷詩。例如《詠荊軻》，詩人把荊軻出京、易水送別、英雄入秦等場面寫得慷慨悲壯，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情，特別是最后兩句，感情流露于外表。

　　體現陶詩豪放爽朗風格的詩還有其他，如《讀〈山海經〉》、《詠貧士》等。陶詩的豪放、爽朗風格，實際上是陶淵明人格的反映。

　　二、陶淵明詩歌的寫意傳神

　　陶淵明的詩歌以寫意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現出整體性的自然美。以《飲酒(其二)》最能代表：“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前四句講了“心”與“境”的關系，只要心遠就能不受世俗喧囂的干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心與山相會，仿佛與南山融為一體，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沒有刻意地描寫景物，而是將敘事、寫景、抒情、議論融合一起表現了自然美，也表現了詩人的情趣。《古今千金譜》說：“籬有菊則采之，采過則無，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辯之。”

　　陶淵明的詩歌沒有語言的雕飾，只是在寫意傳神而已。陶淵明詩歌的寫意傳神，往往詩通過寫景表現出景物的情致。這是其一。如《時運》：“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一個“翼”字，生動地寫出了新苗的情致，好像新苗也有了生命，在南風中欣喜地舞著，使人的心情也是欣喜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鳥弄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寫的是去農田路上的景物，初春鳥兒歡唱，微風輕吹，好像鳥兒和風兒也因為春風的到來而欣喜無比，這就寫出了春天，大自然的欣欣向榮，同時也流露出了詩人愉悅的心情。

　　其二，陶詩都是通過寫意來表現自身的情趣。如《歸園田居(其五)》，詩人以酒、雞來招待鄰居，夜里以柴來代替蠟燭，歡欣到天明。平凡的描寫，卻表達了詩人極高的情趣。《讀山海經》，情景交融，“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群鳥欣有托，吾亦愛我廬。既耕亦有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古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夏天草木繁榮，鳥兒喜歡濃密的樹蔭，詩人也喜愛自己的草廬。這首詩反映了陶詩意與景的關系，景是為意作鋪墊，意才是詩人要表達的情感。

　　三、陶淵明詩歌的語言特色

　　陶詩善用自然、質樸的語言寫景抒情，雖然平淡，但在平淡中見精粹，樸素中見綺麗。陶詩描寫的對象，往往都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物，如村舍、飛鳥、雞犬、清溪、豆苗等，并沒有什么奇特之處，而在詩人的筆下，所有的東西都仿佛有了生命。這說明了陶詩的語言不是沒有經過錘煉，而是錘煉得不露任何痕跡。清人馬位指出：“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諑句處，如‘微風洗高林，清飆矯云’，‘神淵瀉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云宿檐端’。詩固不于字句求工，即如此等句，后人極意做作，不及況大體乎?”(《球窗隨筆》)清人趙文哲指出陶詩純粹自然，又認為：“體物抒情，傅色結響，并非率意出之者。”(《雅堂詩話》)如“饑來驅我去”，“嚴霜結野草”，“中夏貯清陰”，“日月擲人去”中的“驅”、“結”、“貯”、“擲”等字，都是平常易見的，看似平淡卻很精彩，達到了高度凝練、準確，不可更易。因此，元好問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陶詩善用疊字，疊字最早從《詩經》就開始了。陶淵明用疊字，顯然是繼承《詩經》的藝術傳統。陶詩的簡練與高妙，與疊字的大量使用有很大的關系。例如：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其一)》“皎皎云間月，灼灼葉中華。”《擬古》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雜詩(其二)》“蕭蕭愛風逝，淡淡寒波生。”《詠荊軻》“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擬挽歌辭》

　　以上的疊字都是自然貼切的，更生動形象地描寫了景物。如“曖曖”把蔭蔽的、若隱若現的村莊寫得好像親眼看見了一般。“依依”寫出了煙的輕柔，裊裊上升。這兩個詞把整個村莊的恬靜祥和都描繪了出來。《詠荊軻》兩句中“蕭蕭”、“淡淡”，襯托了整個送別畫面的凄涼，易水的蕭瑟，英雄一去不歸的悲壯。陶詩的善用疊字，體現了陶詩語言的高度成就。

　　陶淵明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文學家，他的詩歌創作為中國文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創造了田園詩的新形式，并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內容影響著后代詩人的創作。

　　【陶淵明歸隱】

　　隱逸詩人

　　俗稱五柳先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對此作出探討。

　　陶淵明少年時受傳統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于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注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茍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虛與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來自給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后，他又為彭澤縣令，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挽歌詩》中第二首自挽詩中，詩人對死后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淡然離世。

　　隱退原因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朝政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朝政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朝政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朝政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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