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挽歌》古詩賞析
引導語：在陶淵明晚年六十三歲時，寫下了擬挽歌辭三首，下面是關于《挽歌》的原文欣賞，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原文】
《挽歌》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
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
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峣。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注釋】
(1)嶕峣：很高的樣子。
(2)幽室：指墳穴。
(3)向來：剛才。
(4)或余悲：也許有些人還有悲傷。亦已歌：也開始唱歌了。
(5)何所道：有什么可說的呢?山阿：山陵。
【作品介紹】
擬挽歌辭三首是陶淵明晚年六十三歲的作品，寫后兩月后逝世了。詩人假設自己死后親友的情況，既表達自己對生死的看法，也安慰親友不必過于悲傷。
【創作背景】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后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
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的斗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機、陸云、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運、范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還有一些死于西晉末年的戰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諶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這些主題往往以藥和酒為酵母引發開來，藥和酒遂與這個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于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嘆生死的詩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等詩句，可以說是這類主題的直接源頭。魏晉以后生死主題越發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眾多親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壯當努力成就一番事業，又想秉燭夜游及時行樂。生與死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主題，如果結合人生的真實體驗可以寫得有血有肉，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擬挽歌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恨賦》)如果陷入純哲學的議論又會很枯燥，如東晉的玄言詩。對待人生的態度無非四種：一是提高生命的質量，及時勉勵建功立業;二是增加生命的長度，服食求仙，這要借助藥;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這須借助酒。第四種態度，就是陶淵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為念的順應自然的態度。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賞析】
陶詩一大特點，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說，基本上是直陳其事的“賦”筆，運用比興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語雖淺而涵義實深，雖出之平淡而實有至理，看似不講求寫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似枯而實腴”。魏晉人侈尚清談，多言生死。但賢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之嘆;而真正能勘破生死關者，在當時恐怕只有陶淵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釋》詩的結尾處說：“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意思說人生居天地之間如縱身大浪，沉浮無主，而自己卻應以“不憂亦不懼”處之。這已是非常難得了。而對于生與死，他竟持一種極坦率的態度，認為“到了該死的時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顧慮!”這同陶在早些時候所寫的《歸去來辭》結尾處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實際是一個意思。
這種勘破生死關的達觀思想，雖說難得，但在一個人身體健康、并能用理智來思辨問題時這樣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等到大病臨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如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寫成自挽詩，這就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淵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幾歲(梁啟超、古直兩家之說)還是活到六十三歲(《宋書·本傳》及顏延之《陶徵士誄》)，至今尚有爭議;因之這一組自挽詩是否臨終前絕筆也就有了分歧意見。近人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就持非臨終絕筆說，認為陶活了六十三歲，而在五十一歲時大病幾乎死去，《擬挽歌辭》就是這時寫的。對于這三首自挽詩，吳小如先生斷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認為自己即將死去時寫的。而詩中所體現的面對生死關頭的達觀思想與鎮靜態度，畢竟是太難得了。至于寫作時間，由于《自祭文》明言“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詩的第三首開頭四句說：“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竟與《自祭文》時令全同，倘自挽詩寫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這三首詩隸屬于作者臨終前絕筆更為適宜。
第一首開宗明義，說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這是貫穿此三詩的主旨，也是作者對生死觀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體寫從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錄。從詩的具體描寫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氣絕就再無知覺的道理的，是知道沒有什么所謂靈魂之類的，所以他說：“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體納入空棺而已。以下“嬌兒”、“良友”二句，乃是根據生前的生活經驗，設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斷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徹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斷氣，一切了無所知，身后榮辱，當然也大可不必計較了。最后二句雖近詼諧，卻見出淵明本性。他平生俯仰無愧怍，畢生遺憾只在于家里太窮，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紀實，未必用典。不過陶既以酒與身后得失榮辱相提并論，似仍有所本。蓋西晉時張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見《晉書·文苑》本傳)與此詩命意正復相近似。
此三詩前后銜接，用的是不明顯的頂針續麻手法。第一首以“飲酒不得足”為結語，第二首即從“在昔無酒飲”寫起。而詩意卻由入殮寫到受奠，過渡得極自然，毫無針線痕跡。“湛”訓沒，訓深，訓厚，訓多(有的注本訓澄，訓清，似未確)，這里的“湛空觴”指觴中盛滿了酒。“今但湛空觴”者，意思說生前酒觴常空，現在靈前雖然觴中盛滿了酒，卻只能任其擺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釀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開始醞釀，第二年春天便可飲用。“浮蟻”，酒的表面泛起一層泡沫，如蟻浮于上，語出張衡《南都賦》。這里說春酒雖好，已是來年的事，自己再也嘗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寫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預言葬后情狀，但這時還未到殯葬之期。因“一朝出門去”是指不久的將來，言一旦棺柩出門就再也回不來了，可見這第二首還沒有寫到出殯送葬。末句是說這次出門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無窮無盡之日了。一本作“歸來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長夜無窮，永無見天日的機會了。亦通。
從三詩的藝術成就看，第三首寫得最好，故蕭統《文選》只選了這一首。此首通篇寫送殯下葬過程，而突出寫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寫出基地背景，為下文烘托出凄慘氣氛。“嚴霜”句點明季節，“送我”句直寫送葬情狀。“四面”二句寫墓地實況，說明自己也只能與鬼為鄰了。然后一句寫“馬”，一句寫“風”，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繪出來，雖僅點到而止，卻歷歷如畫。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結，說明壙坑一閉，人鬼殊途，正與第二首末句相呼應。但以上只是寫殯葬時種種現象，作者還沒有把真正的生死觀表現得透徹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復了一次，接著正面點出“賢達無奈何”這一層意思。蓋不論賢士達人，對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規律總是無能為力的。這并非消極，而實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總結出來的。而一篇最精彩處，全在最后六句。“向來”猶言“剛才”。剛才來送殯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閉，便自然而然地紛紛散去，各自回家。這與上文寫死者從此永不能回家又遙相對照。“親戚”二句，是識透人生真諦之后提煉出來的話。家人親眷，因為跟自己有血緣關系，可能想到死者還有點兒難過;而那些同自己關系不深的人則早已把死者忘掉，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論語·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這是說孔子如果某一天參加了別人的喪禮，為悼念死者而哭泣過，那么他在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時轉不過來，而且剛哭完死者便又高興地唱起歌來，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實孔子這樣做，還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訴諸理性的表現;如果是一般人，為人送葬不過是禮節性的周旋應酬，從感情上說，他本沒有什么悲傷，只要葬禮一畢，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淵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論語》之意，爽性直截了當地把一般人的表現從思想到行動都如實地寫了出來，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達觀而毫無矯飾的地方。陶之可貴處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觀中還是有著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詩的最后兩句寫道：“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把尸體托付給大自然，使它即將化為塵埃，同山腳下的泥土一樣。這在佛教輪回觀念大為流行的晉宋之交，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唯物觀點呢。
至于前面說的此三首陶詩極有新意，是指其藝術構思而言的。在陶淵明之前，賢如孔孟，達如老莊，還沒有一個人從死者本身的角度來設想離開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觀方面的情狀發生;而陶淵明不但這樣設想了，并且把它們一一用形象化的語言寫成了詩，其創新的程度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當然，藝術上的創新還要以思想上的明徹達觀為基礎。沒有陶淵明這樣高水平修養的人，是無法構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實、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來的。
陶淵明《挽歌》原文及賞析
原文：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昔在無酒飲，今但湛空觴。
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
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嶣峣。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注釋：
嶕峣：很高的樣子。
賞析：
這是詩人在死前兩個月，即元嘉四年秋九月為自己寫的挽歌。
出殯的季節
元嘉四年九月，即陶淵明《自祭文》中所言“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之時，靖節先生作挽歌詩三首，其意應同《自祭文》，算是為自己作的挽歌。
此中分別至為重要，自己真正要面臨死亡時的感慨與虛想死亡的游戲之作區別遠為明顯。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前賢所言于此，證據確鑿，似無可爭論者。靖節先生六十余載人生悠悠，彌留之際心情自非后生小輩如我所能窺測。然此詩秉承了先生一貫的清淡與灑脫，所謂“未知生，焉知死”，遂決意將此詩看做先生一生歸隱田園之余波，并糅合我自身之經歷，以我之眼解詩。算是我眼中的賞析。此種做法，非獨不敢妄自尊大之意，且實是能力不及辦此，籍以托辭耳。
最深刻的大悲劇。我更愿去想象，當靖節先生描摹了死去無知無識，冷眼笑對眾生之后，在死亡的侵襲下，生命漸漸溶解，孤獨空虛洶涌而至，不免發出“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之喟嘆。走筆至此，忽然想起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臨死之前數日的狀態。托翁說人臨死前幾天精神早已飛至另一個世界，與人們通常認知的世界唯一的聯系不過是肉體的呼吸而已。托翁其時30幾歲，不知此見解從何得來，然而大師早慧，非常人可測，容或有之，又或托翁大才，實有所據，總之以我之見，此說甚是。那么此詩前半凄索之氛圍，大略可以看做陶令文學上之死亡，實是精神可控之時最后之抗爭矣。此時之感覺，諒必是“幽室一已閉”而已。
結末六句，峰回路轉，實為聞大道之胸襟之體現。上文所述，此詩至此恢復了前兩首挽歌的豁達通脫。方之后世，頗有類似于辛稼軒所云：“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之狀況。比喻雖不倫不類，去此實難想及其余，望諸位見諒。靖節先生沉疴已久，挽歌詩前二之作，可視為十余年隱逸生活于此時之投影。作“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應視為承前。然死期迫促，人而不能無感，感而發奮，勒破紅塵，方是靖節先生一生之大突破也。下分繹六句，適足以具列我感佩之情，于詩句，卻無所發明，所謂凡俗與才子之區別，可見一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筆調平常，跡近白描，所言之事亦應有之意。然情感之激蕩，譬如流水。前半段挾沙卷石，重濁迅疾，斯象感于風物，則“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突毫無預兆，水流皈依于河道，涓滴不泄于外，緩行若是，使人漸忘水之于是也。其間所經歷之波折，殆非人力所能道，班門弄斧，應為“欲辯已無言”而已。蓋陶子攜釋道二家之長，怡我之性以長我有崖之年，盡心求道以求我虛化之靈。不滯于物，不淪于虛，我之為我，與人無涉。方罹此人生之大患，“嶣峣”“已閉”種種傷身之欲紛至沓來，徒呼奈何之際，忽見“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念及他人之生活，并為因我而發生變化，冥冥中似見及充塞天地之大道，常日所學，納諸心頭，條分縷析，再無阻滯。至此忽發奇想，若當日陶令之歿，一如TVB之情節，有一癡情女子或熱血兄弟自刎與其前，恐陶子禪心，必破無疑，如后日錢牧齋與河東君之故事矣。
“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此語吾最早見于魯迅之《紀念劉和珍君》。其時年幼，于語句中悲涼之意尚未能解，況于其豁達焉。若以前二句為客觀平靜之描摹，他人或能道此，此二句實融入主觀之通達，去陶令，當此時能語此者蓋鮮矣。先述他人，“亦已歌”并無怨責世人冷漠無情之意，以我之見，陶令反以此為滿足。吾父執長輩，年屆五十，死于酒，車者數不為少，父母預喪葬之禮，無論親疏遠近，皆感悲痛，若有所悟，即他人于此人之歿實有所感之明證。依釋道之見，我與世無涉，無意之間使人獲利，何樂而不為？“親戚或馀悲”則為了無牽掛之文。生死有別，生人不為死人所累，天地經常之意，思念成影淡淡翳于生者心頭，無言修道真人，我輩俗物，觀此似一足矣。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此二句歸為“田園”可也。田園不同于風景大矣。終日囿于膠結之鋼鐵，熙熙之競逐之城市中人或可一時感田園之新鮮，終不可久。吾謂田園引人入勝者有二：一曰結構簡單之生活，一曰相對獨立之人際。日日穿梭于田壟之間，躬耕我所食，躬耕我所衣。除此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于晴日斜倚樹蔭之下，或于細雨把鋤沐浴我生之歡欣，其樂何如哉！然陶令雖困頓，力耕仍不同于凡農夫，明矣，故此推論如上。又，往來酬酢，多桑麻之人，想亦可略慰陶令門第寒愴之辛酸。夫東晉執政，出于門閥，寒門僭越非禮，良史不免斥為小人。以靖節先生之大才，不免于世，其慷慨何如哉！想“猛志固常在”，無所施之地，古今同慨，世不能識我，我則混同萬物，皈佛參道。而遠世間之大紛爭，田園固極善之地矣。多年如是，恐融入骨髓，固雖死仍念念在茲，“托體同山阿”，本陶令最佳妙之歸宿，一如李白捉月，繭翁嘔血，意蘊無窮。
上文所述，引用殊少，多從于記憶，校正于百度，唯陶令之詩文評論，見于《箋注陶淵明集》，源于師大圖書館數據庫，特此標出，并示略去參考文獻之意。
在中國的古代詩人中，六朝的詩人因了時代的劇烈變遷大概是終極關懷較多的一群。
陶淵明先生在蟄居鄉間的漫長歲月里除了詩酒桑麻，鄉鄰親朋之外，寫了一些傳統的詠懷，表達了對人生事業自然社會的看法。這首挽歌是晚年作品，以實寫虛，虛構了自己的葬禮，主題是死。
中古以前的詩歌都好寫實，所謂詩歌合為事而作。中國人的鄉民本來就樸實無我，抒情也一定要寄托在事物上。不肯大聲的呼喊出自己來。這首詩歌以草木起興，其第一句堪為絕作，情景交融，有聲有色，簡直于今天的電影毫不遜色。所用的視角從底到高，由近及遠，斜向蒼冥，緩慢而哀綿無盡。鏡頭凝固在白楊的梢頭，由一個聲音加以延宕，從而形成心理上的茫漠空洞和莫明的悲苦，再由另一個聲音的介入，使我們的視線從焦急茫昧中一下子投射到的那只送殯的隊伍。這里一個關鍵詞是遠。這廣闊迷茫凄涼暗淡的背景，全是一個遠字而來，如果前面是近景的特寫的話，這里的一個遠字才算把整個畫面補全。當然除此之外，我們還感到了黎明的寒冷。在短短的兩句之內，人時地，情事景，聲色觸覺，多么自然地交匯在一起。這是本詩的第一部分。死亡被安放在廣闊凄涼的天地造化中。使得個體，乃至整個人類小群體的哀樂，也顯得藐小，他們緩慢凝滯的運動，也顯得脆弱蒼白，也因此帶上了令人悲憫的色彩。
鏡頭跳躍到墳前，這時候隊伍已經停駐在荒涼突兀的鄉間野墳之間。這里一個高字突出了墳的觸目傷心和荒涼慘淡。而下二句，馬鳴風蕭，則反寫了一個靜字。即為下一組鏡頭那催心裂肺的極哀的時刻，再一次提供了心理空白。但這不是空虛的靜，它本身就是一種能量的積累。馬的仰天，乃是一種憤欲去其壓力的動作，風的蕭散鞭流，乃是無奈的潦亂。心理上說，前兩句的動景其實是靜景，這兩句的靜景其實是動景。動靜有致的太極在下面的鏡頭中，使送葬人的心理達到高潮。我們注意到始終沒有人物群像的正面描寫，人的聲音被故意抹去了，來營造這一個意味深長的死。這里，我以為乃是六朝詩人特異之處。他們極端明確地意識到死乃是最貼近個體而與身邊群體無干的概念。由于沒有人，死顯得完全寂靜，這種處理，讓我們更近地嗅到了死的真實氣味和死對于自我的重大意義。
棺木土封，黑暗降臨。葬禮的禮節很多，作者只選取了其中的幾個片段，用特寫的方式加以放大，這就是古典詩歌最擅長的白描。其實這兩句里寫實的只有第一句。一個條件句就足以概括死的不可逆性。然而作者覺得還不足夠，反復地加以詠嘆：千年不復朝。死與人生的許多不同時刻的區別，便由此凸現出來。作者還覺得不夠，還要說賢達無奈何。一詠而三嘆，正是高潮時刻所必需——這就是死了，——一切不可以重見天日。不僅是你這個個體，連那些美好睿智的人也不過如此。死由此升華為一切美好人物之必然命運。其悲劇色彩，便脫離了小小個體的郊葬，而渲染至前此后此之無限時間，這樣詩人對于死這一對象的觸摸，也達到了推理空間的盡頭。古人是這樣直截地對待死的。以對于群體無限悲憫來達到對于渺小個體的無懼甚至無哀。這一種情懷，乃是中國士子悠遠的仁者思想，對于死的高貴態度和對于自我的舉重若輕。
轉眼剛才送殯的隊伍各自散開，親戚中也許還有噙著淚水的，其他的人也已經唱完了他們的哀歌。這四散回家的葬禮結束的生動畫面，與前面眾目睽睽之下的落棺，視角又從集中發散開來，于是我們看到了死的社會意義。死乃是一種人際關系的脫落，好比葉子的凋零。緣分結束了，情和禮都已經盡到了，在這樣平實的話語里，死顯得哀而不傷，似乎是一種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時候詩人開始運用古詩篇末言志的通例，發表意見了，死去有什么可提的呢，軀體放在山嶺上很快就成了它的一部分。中國的士子是活著的時候努力地忘卻自己，死的時候把自己愉快地交給大地。經過耐心地思考，陶淵明先生達到了精神的解放。所謂達人知命，其此之謂乎？
本詩雖借用了古詩十九首和前此的一些文字，然而寫景敘事抒情議論的完美讓人嘆為觀止，古典詩歌的經典手法，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其所體現的直面人生，追慕前賢，至死方休的人格人生觀和對于死亡平靜，坦然的人生態度，則更讓人唏噓不已。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潛《挽歌詩》賞析
挽歌，是“喪家之樂”。古人的喪儀是很隆重的。漢魏時期，送殯時由執紼者相和而唱的喪歌稱作“挽歌”。最早的挽歌有《薤露》《蒿里》二章。“薤露”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就像薤菜上的露水般容易消逝；“蒿里”得名的由來則是古人認為人死后精魂歸于蒿里。挽歌是分等級的，據說《薤露》用來給王公貴人送葬，而《蒿里》用來給士大夫庶人送葬。
用來寄托對死者的哀思的，但陶潛偏偏在生前就為自己寫了一組《挽歌》。
道還有后起的佛教，交織影響著魏晉人的思想，并形成了所謂的“玄學”。魏晉是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而魏晉玄學的主旨，是強調人性的“自然”。對死亡的觀念，也是如此。
“死生亦大矣”，死亡，是哲學與文學永遠無法回避的話題。儒家更多的關注現世，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強調通過現世的努力來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死后的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天祥的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對最正統的儒家生死觀很好的詮釋。佛家的輪回說，把死亡看作下一次生命的中轉站。道家則把死亡看作復歸于本源，要“等生死，齊萬物”。說到底，都是用種種理念，來安撫死亡帶來的虛無與痛苦。
陶潛敢于為自己做挽歌，是他拷問死亡的一次嚴肅的嘗試。
立言
妙的是結尾兩句忽然一轉“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極沉痛的死生大事，以極輕靈的飲酒小事來歸結，登時消解了前面累積起來的過度壓抑氣氛。尖銳而又曠達，嚴肅而又放誕，正是魏晉本色。李白在《哭宣城善釀紀叟》“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學的正是這樣手法。
重“酒”輕“名”是魏晉人引以為傲的姿態，我們可以從《世說新語》中找到很多例證。張翰放縱不拘，有人責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他說：“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畢茂世說：“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種離經叛道的姿態能在魏晉大行其道，是當時動蕩的環境激發出來的。
第二首詩，寫初死時的“感受”，或者說，是陶潛對“另一個世界”的預告。首句承上一首“飲酒”而來，“昔在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生前飲酒不歡，如今美酒佳肴在側，卻無力品嘗。他悄悄把儒家極看重的祭祀之禮也否定掉了，無論生者如何悲慟哀哭，都與死者毫不相干。“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兩句格外的矛盾，死后靈性尚存，才會“欲語”“欲視”；死后靈性不存，才會“口無音”“眼無光”，正是這矛盾產生的效果尤使人毛骨悚然。死亡像什么呢？“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死亡就像獨自遠行，去迎接永遠不會結束的漫漫長夜。
陶淵明構筑的死亡世界，可以說是非儒非道非釋，而是一個詩人的天才猜想。因為剝離了天堂地獄鬼神之類附屬物，顯得格外的荒涼。詩人的筆調依然平靜，如同沉默的思考。
擔憂琴弦崩斷時，曲調忽然又歸于平和。“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從生者的角度，來寫死亡亦是尋常事，死者逝矣，生者的生活仍然在繼續，悲慟也終將成為過去，直到迎接他們自己的死亡。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于是歸結到全詩的精華，也是最后的感悟與解脫：“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來于自然，歸于自然，本是一個必然的結局——即使死亡仍然是如此悲傷。
死亡的痛苦的感受又格外敏銳，老莊哲學并不能完全安慰他們。王羲之《蘭亭序》就說：“故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觴為妄作”。《世說新語》記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這種“心甚惡之”卻又故作灑脫的言行，正是他們的標記。陶潛的《挽歌》抖落了姿態，從這組詩里，我們可以讀取他直面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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