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寫《桃花源記》

時間：2024-09-02 19:21:43 桃花源記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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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寫《桃花源記》

　　千古名篇《桃花源記》出自我國屈原以后的又一偉大詩人、晉宋時代杰出的詩辭散文大作家陶淵明的手筆。《桃花源記》即《桃花源詩》前邊的記。記，是一種文體，為記述事物的文章，其后是一首五言古詩，“記”又相當于該詩的序。故《桃花源記》又叫《桃花源詩并序》。它是我國古代散文中的奇葩，傳誦千古而不衰。那么，陶令公寫這篇名記的動機和思想來源何在呢?這與陶淵明的身世有關。陶淵明(公元365-427)，字元亮，又名潛，別號五柳先生，溢號“靖節先生”。原籍江州潯陽紫桑栗里(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10公里)人。

為何要寫《桃花源記》

　　他生于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6年)一個沒落了的官僚世家。曾祖陶侃，封長沙公，贈大司馬。祖陶茂，武昌太守。父名已佚，無從查考。母孟氏，孟嘉女。孟嘉為桓溫長史，名為州里之冠，時稱盛德，而孟氏又為陶侃之外孫女。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陶淵明自幼聰明好學。史稱“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男，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

　　陶淵明29歲開始作官，任江州祭灑，不久，解職歸。太元十九年(公元304年)，淵明30歲，喪妻，續妻翟氏，甚賢淑，能與夫共甘苦。前后共生五子：儼、候、份、佚、佟。35歲時，在江陵為桓玄僚佐。后玄反跡暴露，乃離去。40歲為鎮軍劉裕參軍，第二年，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因叔父推薦，得為彭澤今。當時規定：縣令可種公田200畝(二頃)，他卻吩咐全部田土都要種秫，便于煮酒。翟氏說：“還是多種點粳吧，我們母子還要吃飯哩！”陶淵明不得已，分50畝給種粳。又買一奴送給兒子說：“他可以助你勞動，但不能虐待他，他也是好人家的子弟呀”郡遣督郵至縣，史役告訴他要束帶鞠躬迎接，他說：“我不能為五斗米而折腰。”即自免離職去。在官僅80多天。離任肘，作了一篇《歸去來辭》以明志．此后一直過穩居的田園生活，自食其力，再沒有出仕。他一生愛灑，常設灑宴客，已若先醉，使說：“我醉欲眠，卿可去。”一次，家中酒熟，淵明急不可耐，便以頭上葛巾濾酒取飲。濾畢，又將葛巾戴上。他不善音樂，而蓄無弦琴一張，聊以寄惠。他對人喜慍不形于色。

　　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顏延之為江州刺史的功曹，住潯陽，與淵明結鄰，常至淵明家飲灑談文，相得甚歡。此次二人相處約一年之久。到了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顏延之做了始安郡的太守，路過潯陽，又和淵明同飲月余，臨去，給了淵明二萬錢，淵明卻全交給酒家，以便隨時飲灑。江州刺史王弘，慕淵明之名，思欲一見，不能得見，于是趁淵明上廬山時，使其故人龐通之于半道置灑相邀。二人正飲時，王弘亦乘機而至，龐為之介紹，遂同飲酒。以后弘常遣人給淵明送酒。

　　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劉裕殺晉安帝，立恭帝，朝廷大權全歸劉裕。為了籠絡人心，征淵明任著作佐郎，淵明說有病而不赴任，故又有“陶征士”之稱。公元420年，劉裕稱帝，國導宋，改元永初，廢晉恭帝，晉朝滅亡。第二年，恭帝為劉裕所殺。就在宋永初元年前后，陶淵朗使寫下了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詩并序》。

　　陶淵明逝世前幾年，生活因苦極了。因為年老多病，完全喪失了勞動力，經常斷炊，而靠乞食度日。當時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給他送來糧食和肉類，勸他做官，都被淵明所拒絕，一無所受。宋元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淵明己63歲了。他為自己寫了《統歌詩》、《臼祭文》，不久就逝世了。顏延之作了《陶征土誄》稱他為“有晉征士”，把他比為巢父、許由、伯夷、四浩等人物，突出了他的高節，說他“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又介紹了他困苦的一生：“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并說他：“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符合謚典。于是詢諸友好，溢他為“靖節征士”。

　　由上可知，陶淵明生活在東晉的分裂崩亡時期和晉末的換代之際，社會矛盾尖說，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加之，他對東晉的黑暗政府觀實不滿而歸隱，面對這些滲痛的現實，于是越來越堅決地否定自己所處的社會，不斷構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圖景。《桃花源記》就是他親筆繪出的理想社會圖：環境優美，怡然自樂。在這樣的理想社會，沒有君主，沒有戰亂，沒有貧窮，沒有欺詐。人們淳樸厚道，和睦相處，過著自食其力，康樂幸福的生活。這就是陶淵明以浪漫主義手法寫的世上烏有的桃花源。這個桃花源理想，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于和平寧靜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體現了人民群眾對黑瞎的舊社會的抗議和憎恨。寫桃花源里“靡王稅”的安樂，正是要說明現實社會君主制度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陶淵明因為自己的理想、抱負已在現實生活中破滅了，而又耳聞目睹了人民群眾的苦難和愿望，才寫比了這篇劃時代的杰作。

　　當然，陶淵明寫出這篇杰作，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一些學者指出，《桃花源記》的產生，其思想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受老子、莊子“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影響。他們說，在原始社會，人們都“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共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二是受了魏晉以來嵇康、阮籍、鮑敬言等人的思想影響。嵇康說；“刑本禁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阮籍說：“蓋無君而遮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主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鮑敬言創“無君論”，認為君主是社會一切丑惡、災難的根源。他說：“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面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爾自得，不竟不榮，無榮無辱。”這種言論，反映了農民階級對殘酷的封建統治者的抗議，表達了廣大農民希望擺脫一切剝削壓迫而過安居樂業生活的要求。三是受了儒家“大同”思想的影響。《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餅情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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