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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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

　　陶淵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潛，字淵明。別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

　　不過，就一定是這樣的嗎?一般，人們記憶之中，詩人的歸隱，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淵明正在彭澤令任上，督郵來巡視，縣吏告訴詩人“你得整衣束帶去見他”;詩人一聽，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于是掛印而去。可這個生動的場景，出現在后代史書《宋書》里，陶淵明自己可不是這么說的。他的那篇名文《歸去來兮辭》的序里只說自己出來做官是因為家里窮，要錢，可有了錢的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難受，“深愧平生之志”。這時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著去吊唁，所以就離職而去了。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掛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從今天九江那兒的彭澤，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說法，道理其實簡單：人們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實，而事實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許多可議。其實詩人之率性而不負責任，不是頭一回了。陶淵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澤令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謂“江州祭酒”，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從事史”的省稱。據《宋書·百官志》這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職事瑣屑得很。加上這時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詩人與這個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緣，《宋書》里記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少日”就是沒多久的意思，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短過彭澤令的八十天。詩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興就甩手而去，當然有他的資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憑，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歸隱田園的時候已很落拓，也還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詩人熬到差不多三十歲出來做官(陶淵明的年壽有許多的不同說法，從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頭計，生年在公元365年)，擔任的卻是事務瑣雜的職位，在當時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約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還有一節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淵明丟開彭澤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詩人的家不是在廬山腳下嗎?他的這位程氏妹(過去一般認為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也有學者認定他們就是親兄妹)怎么遠嫁到武昌了?說起來，武昌當時屬于長江中游的荊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盡顯榮光的地方。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東晉一代，更可謂舉足輕重，以其踞長江中游之勢，往往與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對峙。那個時候，曾任荊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東晉最后那些年的亂局時期不計，大抵都是東晉秉執權勢的世家大族，如瑯琊王氏家人占有該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連著據有十年，桓氏更斷續有四十余年。這些人物里面，除作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勢力，與時據中樞的名相王導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溫、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歷史上，陶淵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東晉荊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間，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說，荊州曾是陶家勢力甚大的所在。雖然我們不清楚陶淵明的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淵明本人，荊州也是他一生經歷中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這就得說到詩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在梟雄桓玄、劉裕手下任職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當時的梟雄桓玄手下任職的經歷，過去人們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韜武略都十分了得，在東晉晚期歷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發跡不妨從公元398年說起，當時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聯合對抗朝中攝政的司馬道子，結果北府軍名將劉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敗被殺，桓玄和殷仲堪本來就是玄學辯友，這次事變他們是站在一邊的，此時乘機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殺殷仲堪，再一年(400)為荊州刺史，兼領了江、荊二州。而大約就在桓玄先后據有江州和荊州的這一期間，詩人陶淵明進入桓玄麾下任職。

　　對此，最確實的證據是陶淵明自己的幾首詩。公元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二首，其中有“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詩人當時人在仕途無疑;詩中的“都”指東晉的都城建康，而“規林”應在尋陽附近，由此可知，這兩首詩寫于詩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離家鄉不遠處遇風停留之時。那么詩人“從都還”，是要“還”哪里呢?當然不是回“規林”附近的家，哪有當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銷差。去哪兒銷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現了“懷役”二字：“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這與詩題中“赴假”、“夜行”顯然是相應的，那么，詩題透露的信息乃是詩人在休假之后返還江陵，經過距武昌不遠的涂口。這回銷假返回的江陵，理應就是前一年“從都還”的目的地，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殺原荊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據有該地的桓玄的府中。鑒于桓玄398年開始領江州刺史，或許有理由推測，陶淵明早在399年桓玄攻滅殷仲堪之前、其據江州時就已投身桓玄麾下。無論如何，由詩人的這三首詩看，可以肯定，大約在401年及之前的兩年甚至三年，陶淵明便在桓玄處任職。

　　毫無疑問，這該是陶淵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經歷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詩人有何作為呢?我們已經知道，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顯示他為桓玄擔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現代研究陶淵明最深入的學者之一逯欽立先生覺得，詩人很可能是在為桓玄上疏朝廷請求領兵討伐孫恩而奔走。孫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亂起事，為被司馬道子所殺的叔叔孫泰復仇，一時聲勢浩大，攻入會稽，殺了當時的會稽內史王凝之，吳地諸郡動蕩不已。這次孫恩雖然被劉牢之率軍擊退，回據舟山一帶的海島，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桓玄請求討伐孫恩，固然有正當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復雜的，背后未必沒有隱藏著桓玄借機東下的意圖和野心。如果陶淵明擔任的是這么一個代桓玄請求東下的使命，那還真是頗關緊要的。

　　陶淵明結束這段為時最久的仕途經歷，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樣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親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這在詩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說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可見，陶淵明是在江陵桓玄荊州刺史門下得到母親去世消息的。

　　或許會有疑問，詩人生平最久的這段仕途經歷，何以千年以來頗為隱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隨后的情勢變幻，大概可以懸揣一二。

　　就在陶淵明離開桓玄返回故鄉為母親守孝之后的兩年半時間內，整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02年晉安帝下詔罪桓玄，桓玄因率軍東下，幾乎有反復倒戈習慣的劉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戲，投降桓玄，桓玄順利攻入建康，殺司馬元顯，總攬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晉，改元建楚;接著的404年初，這一時代的另一位梟雄、后來代晉而立的劉裕起兵討伐桓玄，雙方在尋陽附近便有戰事，而與劉裕站在一邊的就有當時的江州刺史、劉牢之的兒子建德將軍劉敬宣。最后的結果，桓玄兵敗伏誅。在這一連串的變故之中，前半場，詩人是看客，后半場，則進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淵明在這時候有一首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寫詩人雖懷著留戀，但還是告別故鄉，一路向東，擔任鎮軍將軍的參軍去了;這位鎮軍將軍，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確定，就是劉裕，他當時駐京口，陶詩題中提及的曲阿與之相距不遠。

　　陶淵明在劉裕處不久便離開了，因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已表明他擔任了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從劉裕麾下轉往劉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們弄不清楚，但從劉裕和劉敬宣當時合作密切的關系來看，也并不很奇怪：這位劉敬宣乃是劉牢之的兒子，我們前面提到，402年桓玄東下進攻建康之時，劉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復之人隨即又與兒子劉敬宣蓄意襲擊桓玄，事敗自經，而劉敬宣則奔竄到北方去了;過了兩年(404)，作為劉牢之舊部的劉裕起兵討桓玄，正是劉裕“手書召敬宣”回來的。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詩句，已表示他要歸去田園了。確實，就在這年(405)，被桓玄廢黜的晉安帝恢復了帝位，劉敬宣隨即上表解職，陶淵明這次“使都”大約就是為此而去的。離開劉敬宣之后大約半年，才有了詩人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澤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淵明就職桓玄、劉裕麾下的始末，或許便能了解這些曲折何以有意無意被隱晦的緣故了。詩人之服務于桓玄，在劉裕這里，是絕對不該被提及而是應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劉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態;而詩人與桓玄、劉裕的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數認定陶淵明忠于晉室的人那里，實在也是難以面對的——這兩位雖是敵手，可在顛覆東晉王朝方面，則并無二致，可謂前仆后繼的梟雄。

　　回顧陶淵明這些年的經歷，知曉他曾在東晉晚期桓玄和劉裕兩位大梟雄手下謀事，見證了他們翻天覆地的所作所為，我們應該能夠了解和想象詩人的內心波瀾。他會是對現實政治毫無深切感知的凡夫嗎?他會是樂天知命簡單純粹的田園詩人嗎?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詩中或隱或顯有所表露;然而這種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實之處。對陶淵明來說，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經有過一個真正實現的機會，當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澤令，甚至劉裕和劉敬宣的參軍也談不上——如前邊談到的，這或許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獲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詩人一生最久長的一段仕途。

　　門閥時代的陶家與桓家

　　回到陶淵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詩人為什么會這么做呢?

　　其實，為詩人設身處地來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們已經知道，桓玄當時據有江、荊二州，勢力之大，人所矚目;而荊州正是詩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經生活和戰斗的地方。

　　其次，從陶淵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當有相當的親切感。東晉是所謂門閥時代，陶淵明與桓玄的關系，似乎也很有必要從這樣一個視野中加以觀測。桓氏家族，如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所考，東漢大儒桓榮為其先人，中經曹魏時代曹氏與司馬氏之間的激烈斗爭，桓范被殺，此后家族孤單勢弱;桓彝渡江，為東晉功臣，其子桓溫權傾一時，為桓玄最終代晉為楚確立基礎。雖然如此，桓氏當初仍很受高門世族的鄙視，《世說新語》里記載桓溫為兒子向當時在自己手下為官的王坦之提親，王坦之不敢自主，答應回家去問問自己的父親、也就是桓溫相中的兒媳的爺爺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氣急躁的王藍田，曾想吃雞蛋，筷子夾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還踩不著，于是就地抓起來，直接放進口里咬開再吐出來。這回，王述還是很暴躁，本來他是很喜歡王坦之這個兒子的，兒子雖然是大人了，還抱著靠在自己的膝蓋上，但一聽桓溫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開兒子，罵道：“你犯渾了嗎?怕桓溫嗎?他不過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將女兒嫁過去!”王坦之于是回報桓溫說：“卑下女兒家里已為她定了婆家了。”桓溫當然是明白人，說：“我曉得了，這是你爹不答應啊。”王述以桓溫為“兵”，當時這是強烈蔑視的表現。至于陶氏家族，陳寅恪先生認為本來出自溪族雜處地區“業漁之賤戶”，因而士族勝流視同異類，只因東晉初年以軍功致顯，但仍受到歧視。《世說新語》里記有一則故事：王胡之住在會稽東山的時候很窮，當時陶侃的兒子陶范送一船米給他，結果竟然被拒絕了，王直截了當地說：“我王家的人沒米下鍋，自會去找謝家的謝尚討，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說新語》極為精深的余嘉錫先生對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陶侃)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說新語》的這條記載：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

　　但對這條文字，劉孝標為《世說新語》做注的時候引了另外一本史書《續晉陽秋》的記載：(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參軍，后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桓溫之父桓彝)。”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后游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

　　顯然，這兩則記述極為相似，我們不必追求兩者之間究竟是張冠李戴了，還是都曾發生過，桓、陶兩家故事可以有這樣的糾葛，透露出兩家在彼時高門世族視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淵明而言，其家族從曾祖陶侃開始，為國家勛臣，到詩人這代已然衰落，作為舊家子弟，陶淵明的自我認同或許是很以祖先為傲的，但實際環境之中則遠非如此，其不受高門世族之尊重，與桓氏頗為類似。這或許是陶淵明與桓氏之間一種精神合契的基礎吧。

　　說到家族，更進一步的關系，在陶淵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為武昌地方望族，乃當時名士，陶侃鎮荊州時將自己的第十個女兒嫁給他，他們所生的第四位女兒即陶淵明的母親孟氏。孟嘉在桓溫手下做事，兩人關系親密，陶淵明為外祖父寫的傳記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這篇傳寫在陶母孟氏去世的詩人居憂期間，如前所述，正在此前后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桓玄揮戈東下，直至最后代晉立楚;以此為背景看，曾仕于桓玄的詩人走筆書寫外祖孟嘉與桓溫的往事，除了顯示他對自己家族與桓氏家族關系的了解和關切，有沒有別的意思，真不那么好說。即便我們不做過度揣測吧，以這樣的關系來看，當初陶淵明投身桓玄，至少屬于一個頗為自然的選擇：在詩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的主官桓溫的兒子;在桓玄，這是父親早年一位僚屬的外孫。

　　再次，陶淵明與桓玄之間，也不是僅有故舊親屬之類的關聯，說得堂皇一些，可以說他們之間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語言。陶淵明比桓玄大幾歲，同代人接受了大致類似的教育，擁有類似的文化教養。陶淵明詩里說，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而桓氏家族初以儒學立身，作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溫寵愛，傳統之教養可想而知，如果要舉出例證，不妨看桓玄與當時廬山高僧慧遠的交往。《高僧傳》記載399年桓玄從江州出發攻擊荊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廬山與慧遠見面，當時他就佛教徒削發出家，依據《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問難道：“不敢毀傷，何以剪削?”慧遠早先也是熟讀儒書、“博綜六經”的，隨即以《孝經》下文“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作答：“立身行道。”顯然，他們之間的論辯都基于儒家經典。

　　除了這樣以傳統儒家立場對佛教提出異議，桓玄與慧遠的爭辯，也運用到玄學論說，他本就是一位善文能辯的玄談高手。觀察佛學史上慧遠的許多論說，其實都與桓玄有著關系，沒有桓玄的挑戰和刺激，《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論》等名篇或許都不會產生、傳世。要了解桓玄的玄學立場及其對慧遠的辯難，除了傳世的桓玄的文章，還可以從慧遠那些論著的問難部分來看，《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著作的結構是問難和回答相結合組成的，問難部分代表的是一般的流俗之見，而回答的部分則是慧遠正面闡發的觀點。如果比對當時數量不少的相關文獻，可以了解《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有些問難與桓玄密切相關。而慧遠在論中明確寫道：“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慧遠的意思是說，佛教認識到人生之患累在于人身，因而不能以保養身體的方式止息患累，而萬物之生由于自然之化，故此便不能順隨自然大化去求得最后的宗極。“順化”與否，是慧遠展示給桓玄的非常關鍵的雙方分歧所在;而“順化”即順應、依循自然的流衍變化，不僅是桓玄質疑慧遠的要點，也是陶淵明思想的核心：“縱浪大化中”的自然主義是陶淵明基本的人生態度，也是他人生樂處的根本，所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在慧遠看來，陶淵明與桓玄應該是一樣的，是固執順化觀念而沒有佛教信仰的凡夫俗子。

　　最后，在陶淵明和桓玄的關系中，詩人如何看待桓玄的篡晉，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向來許多學者認定陶淵明反對桓玄的行徑。這大概也符合相當的事實。不過，或許也可以稍微多體察一下當時的情勢，其實不必以其他時代的忠君觀念來看待魏晉以來的觀念和風習，自魏晉易代以來，“忠”就不是最突出的價值高標，門閥世族并不以忠君為極則，而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中，皇家與門閥世族共治，皇權之神圣性更不可與異代同觀。當時幾乎所有門閥豪強，都有覬覦皇位的心意。當年桓溫之心，可謂路人皆知，以至于后來佛教文獻《冥祥記》中也留下了如下的故事：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后辭去，不知所在。

　　有“問鼎”之心，而“終守臣節”的不止桓溫，即如詩人的曾祖陶侃，《晉書》里也有記述：

　　或云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后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晉書》多收載前代傳說，這里所載陶侃的故事未必精確，但與《冥祥記》記桓溫事一樣，透露了當時的一般觀感則無疑。在列位據有荊州之豪強中，陶侃或許是其意其行最為隱晦的。不過，他的“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與桓溫之“故以戒懼，終守臣節”，依稀類似。這些傳聞甚至可能的聯想，作為陶侃后人的陶淵明不容不知，至少因為陶侃，他似應不會為此對桓溫，乃至桓玄有特別的惡感吧。

　　歷史轉型之際的陶淵明

　　這么說，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陶淵明對東晉末年桓玄、劉裕前仆后繼篡晉自立的負面態度，而是想說：對于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一個人的反應可以是政治的，然亦或許可以不是純然政治的，而同時可以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的。

　　之所以有如此理會，很大程度上可以看陶淵明對桓玄和劉裕的不同態度。相比較與桓玄的關系，陶淵明對劉裕觀感應屬不佳，其第三次出仕為時很短，至久不過一年，而其詩中對劉裕，素不以之為是。就看陶淵明回顧東晉滅亡的詩歌，《述酒》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但據袁行霈先生的辯說，所責難的對象也主要在劉裕而不及桓玄。至于在行動上，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依然與當時的仕途中人保持一定的聯系與來往，袁行霈先生排比對照之下，以為較為令人矚目的幾位之中，陶淵明的“態度頗不相同。陶引為知己的是顏延之和殷晉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濟”，其中的緣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他們與劉裕的關系存在疏遠親近之別：遠劉者，淵明與之近;近劉者，淵明與之遠。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窺見詩人對劉裕的惡感。

　　除了直接涉及政治現實、世代變局的方面，從前邊談到的陶淵明與桓玄的家世和信仰的聯系，反觀詩人與劉裕的話，他們之間的隔膜，可想而知是甚為顯著的：劉裕沒有任何門閥社會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業，在世族意識上，陶淵明近桓玄而遠劉裕是無疑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劉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養、傳統和認同，不提桓玄，就說在桓玄之后與劉裕競爭的主要對手劉毅，當時人對比二劉，一般都認為劉裕武功強而劉毅文雅勝。看著如此一位梟雄的漸行坐大，陶淵明想必漸難接受。詩人的拒斥態度，應該也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基于勛舊家族的政治態度，二是雖實出身單微衰落之家族而往往自負高標的文化立場。晉宋之際的變局，即就篡晉者言，從世家桓玄到低級士人劉裕，是一整個時代轉型的體現。陶淵明作為東晉勛臣的后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實踐，都是要入世有所作為的;而他與類似階級的桓玄關系被迫中斷，與劉裕則不能投緣，在這兩位當時叱咤風云的人物之間，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詩人身當此歷史轉型的關頭，對新的歷史動向是不合契的：陶淵明對世族至低等士人之轉變自是不奈;而以其勛舊家世，對于篡晉的趨向亦難隨附，構成雙重的不合時宜。由此，進而言之，陶淵明最后終于退出官場，固有家族地位實際不高故而不致顯達及對亂世的厭倦，而眼見劉裕日漸強大，不奈世間階級與風習的轉趨，也是觀察陶淵明退隱田園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歷史背景。

　　退隱田園，是詩人做出的人生最大的決斷。此后，陶淵明對于自己的歸隱田園的種種自我詮釋，所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是從自然本性來立說的，發揮的是莊子和玄學的觀念，高遠而超然，這固然是其學問和思想有以致之;但有如上所述的生活軌跡為背景，這些理念的說明和詮釋，實在也是現實中挫敗的人生經驗的轉化與提升。陶的自我轉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當時的現實和此后的歷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藉文字而實現了自己的完成。

　　陶淵明

　　高超、閑靜、淡遠，是晉宋間第一流人物。說到饑餓，他是飯瓢常空，家無存糧。說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還穿著夏天的葛衣，沒有替換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難以遮蔽寒風和太陽。窮困之狀可以說是到了極點。讀他的《與子儼等疏》說：“我常恨家中沒有楚國老萊子之妻那樣的賢內助來開導我，只有自己懷抱這樣的一片苦心了。你們雖然不是一母所生，也應該思索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義，齊國的管仲、鮑叔二人是朋友，在經商贏利分財時，多少并無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況你們是同父的兄弟呢！”這樣看來，陶淵明還是妾生的兒子。他的《責子》說“雍、端兩人年齡都是十三”，看來這兩個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淵明在彭澤縣作縣令時，下令公田全都種成高粱，說：“這樣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滿意足了。”但妻子和兒子堅決請求種粳稻，他就下令讓二頃五十畝種高粱來釀酒，五十畝種粳稻供食用。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自敘也說：“公田的收成，足夠做酒，所以順便求了彭澤令這個小官。”他本希望種的莊稼熟了，一年后離任。然而從仲秋到冬天，他在官僅八十幾天，就自動免官離職。所謂的高粱粳稻，都沒有能吃到一顆一粒，可悲啊！

　　參考資料：

　　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絺绤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粳，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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