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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詩經》中戰爭詩的主要特征
所謂戰爭詩是指以戰爭為題材，直接反映戰爭或圍繞戰爭而展開敘寫的詩歌。戰爭詩是世界各國文學史上的共同現象，很多古代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戰爭詩。中國《詩經》中的戰爭詩在世界各國的戰爭詩中獨具特色，這些戰爭詩以其豐富的歷史內容與民族精神、民族傳統密切聯系，表現為三大特征：以民族戰爭為題材;沒有具體戰斗場面的描寫;反映崇德尚義、“勝殘去殺”的戰爭思想。
一、以民族戰爭為題材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戰爭的觀點，戰爭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民族之間的戰爭、階級之間的戰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戰爭。通觀《詩經》三百篇，我們發現《詩經》中戰爭詩所描寫的主要是關于第一類戰爭即民族之間的戰爭。所有周代的重要對外戰爭在《詩經》中幾乎都有表現，而另兩類戰爭卻沒有直接的反映，也沒有形成一篇反映這兩類戰爭的戰爭詩。
《詩經》中關于民族之間戰爭的詩歌主要反映周天子和諸侯的對外戰爭。周王朝自從經過厲王的放逐，王室的統治力量大為削弱;而各地的諸侯隨著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傾向于各自為政的局勢，于是便引起了圍繞在中原四周的各部族都向華夏族進攻，造成了長期而劇烈的種族斗爭。所謂各部族主要的是指西戎、北狄、南蠻、東夷。西戎是居住在西北的一個部族，它原為周族的西北近鄰。北狄是居住在今山西北部的一個部族，它又稱玁狁，也就是殷代的鬼方或土方、混夷，戰國以后的胡或匈奴。武王革命時，西戎和玁狁隨同內徙，武王克商后，他們便成為周族的敵人。周公和成王雖曾用兵把西戎趕回西北，把玁狁趕回晉北一帶，但一直沒有征服它們。南蠻居住在江漢流域，其中最大的是荊楚。西周時期，荊楚子孫不斷擴大土地，造成獨霸南方的形勢。昭王、穆王都曾加以征伐，均無大的戰果。東夷原是殷代貴族殘余，由于反對土地的封建收奪，后來轉徙盤踞在徐、淮一帶，繼續反抗周朝的新秩序，仍保持著與周族對抗的局面。
周宣王時，他們乘著中原正當大災旱和共和政變之際，紛紛向華夏進攻，其間以玁狁的聲勢來得最為浩大。于是在公元前827、826年，宣王便展開了四面八方的戰爭，使尹吉甫伐玁狁，使秦仲伐西戎，使方叔征荊蠻，使召虎平淮夷，自己親征徐戎。各方面的戰斗皆很劇烈，終于驅走了西戎和玁狁，贏得了“蠻荊來威”和“徐方來庭”。經過這些戰役，周民族一方面鞏固了西北的國防，一方面擴充了江漢徐淮的疆域，因此，宣王又贏得了中興周室的稱號。
上述戰爭都反映在詩篇里。如《大雅》里就有：
《江漢》：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常武》：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丑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小雅》中有：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出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六月》：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采芑》：
蠢爾蠻荊，大邦為仇。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丑。戎車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這幾首詩把天子的威德、武臣的戰功，渲染得有聲有色、冠冕堂皇。
周王朝諸侯對外民族的戰爭在《詩經》中也有所反映。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國針對西部入侵，出兵征伐西戎。這些戰爭反映在《秦風》中。比如《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弁。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駉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僥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滕。
此詩是一首婦人思念征夫的詩，著力描寫了妻子看到的秦師出征時壯觀的兵陣陣容和她對征夫在外情景的聯想，用華麗的詞藻表達了她對征夫的濃烈思念。
再比如《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此詩描寫秦軍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戰爭熱忱，著辦渲染的是樸素真摯的戰斗情誼和勇武豪邁的英雄氣概。
為什么《詩經》中戰爭詩僅描寫民族之間的戰爭?其原因可能是這些戰爭詩的原創者(多為史官)和《詩經》的編訂者對于諸侯之間的內部戰爭懷有偏見——認為這類戰爭對于周天子不體面而不寫和不選的結果。后來廣泛流行的“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可為佐證。
二、沒有具體戰斗場面的描寫
沒有戰爭血腥場面的描寫，而著重于英雄人物的意氣風貌以及聲威表現，是《詩經》戰爭詩的又一個突出的美學特征。一般說來，戰爭詩以描寫戰爭特別是雙方交戰的戰斗場面為重點。在世界著名的史詩中，對于雙方的戰斗場面無不用濃墨重彩加以具體描繪。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始終把以赫克托耳為主帥的忒洛亞人與以阿伽門為主帥的希臘人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作為表現的中心。其戰斗場面聲勢浩大，驚天動地，為這部作品主贏得了巨大的藝術魅力。印度史詩《瑪哈帕臘達》描寫班度和俱盧兩族爭奪王位的斗爭，深刻反映了民族內部自相殘殺的悲劇，再現了公元前十二世紀以后數百年間古魯族和班扎拉族之間的長期的殘酷戰爭。當時印度北部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這聲曠日持久的廝殺風暴，作者選取了其中最激動人心的戰斗場面加以精心描繪。此外，日耳曼人《希爾德布蘭特之歌》、法國《羅蘭之歌》和德國《尼伯龍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們對于雙方戰斗場面絕不回避，而是作為作品的重點加以精雕細刻。我國藏族著名史詩《格薩爾》反映以嶺國王子格薩爾為首的眾英雄與邪惡勢力之間的斗爭，寫了很多戰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嶺大戰，時間長達九年，出場人物眾多。描寫這場戰爭竟用了幾十萬字的篇幅，可以想見它對于戰斗場面的描繪是多么具體詳盡，其中又包含了多么豐富深刻的社會歷史內容。
可是《詩經》中戰爭詩根本沒有具體戰斗場面的描寫，而多用筆墨去進行軍威聲勢和氣勢的渲染，敘寫中心和重點完全在其它方面。它寫敵人的失敗和自己的勝利，但卻從不突出殘酷的廝殺和呻吟，只有周王朝的軍馬騰驤，卻見不到敵人的干戈;只有凱旋和歡慶，卻沒有死亡和流血。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這首詩寫一位遠征戰士罷戰歸來，在回鄉途中，他撫今追昔，回想自己在軍中的情況與心情。詩的前五章都是回憶，首章寫歲暮不能歸家的緣故;次章寫征戰中無法給家人音信;第三章寫征戰勞苦，恐無生還。以上三章著重寫懷鄉思家，情調較低沉。第四、五章側重表現緊張的戰斗、軍隊的聲威以及取得的戰績。最后一章寫歸途中的復雜心情，感時傷事，情景交融，歷來譽為寫景抒情的名句，一直為人們所傳頌。
不具體描寫戰斗場面、多敘士卒“勤苦悲傷之情”的《采薇》自不必說，即使是專用以弘揚宜王武功的《六月》、《采芑》、《江漢》和《常武》也是如此。
《采芑》敘寫宣王命大臣方叔伐荊蠻之事，共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爽，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蔥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為仇。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丑。戎車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詩突出寫方叔所率隊伍車馬之威，軍容之盛，號令嚴明，賞罰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揮若定，曾北伐玁狁揚威，荊蠻因此聞風喪膽，皆來請服。朱熹《詩集傳》謂“方叔蓋嘗與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其他幾首，《六月》贊周宣王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獫狁，師捷慶功;《江漢》是寫宣王命召虎領兵平定淮夷，班師回朝后冊命召虎，賞賜他土地、圭瓚、秬鬯等;《常武》贊美宣王平定徐國叛亂的戰役，突出了軍隊陣容之整齊、氣勢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揮若定的大將風度。這些詩通過兵馬旌旗的描寫來宣揚君威國力，輕易戰勝敵人，而不作或很少作具體戰斗敘寫。戰爭詩不直接描寫具體戰斗場面，這在世界各國的戰爭詩中是罕見的。
三、反映崇德尚義、“勝殘去殺”的戰爭思想
《詩經》中的戰爭詩呈現出以上兩個特點并不是偶然的，其創作自覺不自覺地遵循著我國古代關于戰爭的特殊思想觀念——崇德尚義、“勝殘去殺”。“勝殘去殺”即消除暴刑、沒有死刑。《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熹注：“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大雅·江漢》)，“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大雅·常武》)，這種文德教化的宣揚是《詩經》戰爭詩中的重要成分。戰爭詩中突出這些，無非是說王者之師不靠暴力殺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戰而勝。除此而外，詩中又多有車馬旂服之盛和軍行紀律之嚴的描寫。戰爭詩中不去直接寫戰爭，而以大量篇幅寫這些，使之成為篇中的重要內容，其目的顯然在宣揚王師軍威，以其威懾力量使敵人不戰自屈，是我國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體化而已。
對《詩經》戰爭詩所寫戰爭的性質，歷來學者大都持肯定態度，認為宣王時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漢書·匈奴傳》)，周朝興師，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
王安石論《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眾，荊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但在《詩經》研究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并論述戰爭性質問題的是朱熹。朱熹在《集傳·小戎》中說：“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指西戎)……蓋以義興師，而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認為“以義興師”會得到國人的積極擁護。朱熹論《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復其辟，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對于《無衣》，他雖不無微詞，但對秦人同仇敵愾、抗敵御辱的精神還是肯定的，他從當時的民族關系、政治形勢以及“定都立國之計”出發，肯定秦人是為正義而戰。
又姚際恒《詩經通論》論《采芑》云：“一、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節制之嚴;四章歸功于大將，而謂其北伐之聲靈可以不戰而來服也。”
趙良澍《讀詩經》論《常武》云：“身歸日來，心歸日同，以徐戎之叛服無常，非有惠南國，省三農之盛德，何以懷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詩顧以《常武》名篇者，豈謂對致治以文，撥亂改以武歟?亦欲其戰勝于廟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殺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出車》云：“觀其二章，先敘出軍車旂之盛，旟斾飛揚，仆夫況瘁，已將大將征伐聲勢赫赫寫出……早使敵人喪膽，玁狁懾服。故不煩一鏃一矢，但城朔方而邊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靈，下同士卒勞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議回軍，復事西戎，故以得勝王師加諸一隅亡虜，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見南仲恩威并著，謀國遠略有非他將所能及者。”
以上諸家都指出《詩經》中的戰爭詩寫周王朝的勝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強調的是敵人“自服”，“不戰而屈”。
崇德尚義、“勝殘去殺”的戰爭思想在歷史、神話傳說和其他有關論著中也有所表現。對此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對《詩經》戰爭詩的思想特點的上述深刻認識：
《易·系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蚩尤最為暴……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尚書·大禹謨》：“帝(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尚書·武成》：“武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孔融《圣人優劣論》：“堯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人心，《雅》、《頌》流于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稱為首。《易》所謂圣人久于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勝殘去殺，必后世而后仁者也。”
這些記載所記事實雖不相同，但都貫串著一個共同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修明文教，崇尚德義為治國之本，恭行此道則不勞征伐而萬民歸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所以司馬遷對于先“振德”撫民而后訴諸武力消滅蚩尤的軒轅氏仍給以高度的贊揚。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敵人不戰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有請服”那樣，則更為上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義，垂裳而治;理想的戰爭則是“勝殘去殺”，戰勝于廟堂。黃帝、堯、舜在這兩個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詩經》戰爭詩與上面所引述的那些歷史傳說，盡管有詩與文之別，但在思想觀念上卻是一脈相承，都以我國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為靈魂，所體現的都是崇德尚義的政治理想和“勝殘去殺”的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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