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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的現代教育意義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三字經》取材典范，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義，誠，敬，孝。”背誦《三字經》的同時，就了解了常識、傳統國學及歷史故事，以及故事內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下面小編整理的《三字經》的現代教育意義，歡迎閱讀收藏。
《三字經》的現代教育意義
《三字經》是我國古代的兒童識字課本，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在傳統教育中，小孩子們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那么一共才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三字經》，都包含了哪些內容?在看似淺顯的詞句中，都蘊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為什么古人認為，熟讀《三字經》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禮?而對于現代人來說，《三字經》還有什么教育意義嗎? 《百家講壇》特聘請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用風趣幽默的講述，告訴我們《三字經》背后的故事，闡釋《三字經》內含的道理，并通過《三字經》，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一次詳細的梳理，幫助我們認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何為需要繼承的精華，何為應該摒棄的糟粕。因為《三字經》這樣一本小冊子，所以能夠被歷代人們奉為經典而不斷流傳，一定具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
《三字經》是我國古代歷史文明送給每個中國人的遺產。它短小的篇幅，蘊含著許多深刻的道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 它深深地吸引我，這不止是它生動有趣的人物歷史故事，還有它本身富有的內涵。三字一句，兩字一韻，不禁使人讀起來瑯瑯上口。 在生活中，每一個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無可否認，《三字經》的確是一個人人生路上的良師益友。不論是在道德、歷史、地理……文化上內外都會受益非淺。雖然，在這本書上，不免有些封建色彩，但這些不足之處，不正是要我們這些現代化開放意識的中國人去改變、探索嗎? 每看一篇，我都會被陶醉在經文的韻律和生動的故事中。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但在許多人心中他同時也是個暴君。可我覺得他只不過是一個順應了“弱肉強食，勝者王，敗者寇”的生活邏輯的人物。 他為了統一中國，加強訓練精兵。雖然，每一個訓練，對于士兵來說都是一次生死決擇，但這么殘酷的訓練卻為日后，統一中國做了奠基。 統一中國后，他雖然殘暴，但從此國泰民安。我們現在身處這個美好的社會主義，不是要感謝秦始皇嗎?中國古代文明所做的切是無可抹滅的，這為中國古文明也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字經》，深遠而持久地影響著每個中華兒女，中華民族的美德鑄造了它，讓我們繼承這些美德，發揚它吧!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大國學啟蒙讀物(其中《千字文》存在《古千字文》、《敘古千字文》、《續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三字經》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短小精悍、瑯瑯上口，千百年來，家喻戶曉。其內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基于歷史原因，《三字經》難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藝術瑕疵，但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被歷代中國人奉為經典并不斷流傳。
拓展閱讀
歷史背景
關于《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后代學者傾向的觀點意見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即王應麟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讀書，于是編寫了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
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經》原著中的歷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為止。隨著歷史的發展，為了體現時代變遷，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例如清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了關于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
作品影響
中國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松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鑒”，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國際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并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并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于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后，在作序時稱贊此書是“三字圣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
韓國、日本也對《三字經》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經》，后更大量出現各種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
英國的馬禮遜（1782~1834年）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就是《三字經》。1812年，他出版《中國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經》和《大學》。修訂后，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
在法國，猶太籍漢學家儒蓮（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后翻譯出《孟子》、《三字經》、《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天工開物》等中國典籍。
新加坡出版潘世茲翻譯的英文本《三字經》，被推薦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并成為新加坡的教科書。
1990年，《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習，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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