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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愛情詩研究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詩經愛情詩研究，歡迎大家分享。
《詩經》中的愛情詩主要描寫了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男女間相慕相戀、相思相愛的情歌，二是反映婚嫁場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詩，三是表現不幸婚姻給婦女帶來痛苦的棄婦詩。其中，通過對植物、動物、品物、風物、人物的描繪，傳達了古人對于美善統一、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剛柔并濟、文質彬彬等審美心理的理想與追求。這里以愛情詩的內容為線索，對《詩經》中愛情詩的審美意象與審美心理加以簡要分析。
詩經中有很多描寫男女相戀的詩歌，其中《周南關雎》是較有代表性的一篇。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作品以“雎鳩”鳥關關合鳴的形象開篇，前四句詩講了“河之洲”上有一對雎鳩鳥關關合鳴，被一位青年看到。他受到某種啟示，結合自身，聯想到了“窈窕淑女”。這里運用了動物的形象。傳說雎鳩鳥雌雄情意專一，與其他鳥類有所不同。《淮南子太族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不乖居也。”我們今天雖然無法考證這種傳說的真偽，但這里確實是用雎鳩鳥這一形象作為了感情專一這一心理追求的象征。
通覽《詩經》，像這樣以燕、雁、雀、鳩、鵲等鳥類形象作為愛情象征的詩文還有很多，大都是美好的情感載體。對于這一點，后文將再舉一例加以論述。
接下來，詩中描繪了一個“窈窕淑女”的人物形象。對于“窈窕”一詞的解釋，通常有多種說法，筆者比較傾向于這種：“窈”是外在美，“窕”是心靈美，也就是說，這位淑女內外兼修，表里如一，理所當然是“君子”的佳偶賢伴。這樣一個美好的淑女形象反映了古人追求文質彬彬的審美心理。
在《詩經》中，還有很多這樣的美好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以美人為意象，調動主體的審美感知與審美想象。反映了古人文質彬彬的心理追求。
在眾多反映婚姻家庭的詩歌中，筆者選擇《周南桃夭》為代表進行簡要分析。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中，”桃”的意象十分的明顯，象征著女子的美貌和婚嫁的幸福。“夭夭”是桃枝隨風傾屈的樣子，象征女子身材婀娜；“灼灼”意為明亮，這里是描寫桃花開得繁盛，象征著女子容顏秀麗；“蕡”是果實豐盛的樣子，象征女子有一定的生產能力因而帶有豐富的陪嫁；“蓁蓁”則是指桃樹枝葉茂盛，象征著女子身體健康。”桃”是女子美貌的象征，同時也象征著吉祥、和睦。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桃一般的女子才能“宜其”“室家”、“家室”、“家人”。在這里，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的和諧，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新嫁娘不僅貌美，而且會給婆家帶來幸福和吉祥，這也正是古人追求美善統一的審美心理的體現。
此外，在《詩經》中，還有很多植物的意象，例如蘭、荷、葛、蕭、艾、薪楚、桑林等，它們的象征意義比較復雜：除象征婚嫁生活得幸福外，還寄托了追求不得的苦悶，以及棄婦的不幸生活。后文將繼續加以論述。
詩中用”桃”來比的這個灼灼女子的形象就不必多說了。她與《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靜女》中“遺我彤管”的“靜女”，《碩人》中端莊健壯的“碩人”一樣，都是美的象征，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美的心理追求。
最后對棄婦詩《衛風氓》加以分析。
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中自始至終貫穿了“桑”意象。桑樹枝葉高大，枝葉繁多，果實味道鮮美。作為樹的形象，當然也有四季變化的特征，由春到冬，桑的色彩由綠而黃，數量由多而少，形狀由高大而萎縮。這種特征與女子由清純而衰老的歷程十分相似。正因為如此，桑葉的“沃若”與“黃”、“隕”的對比，才得以成為詩中的女主人公從美如沃桑到年長色衰的象征。此時，視覺角度上的外部特征，引發了作者豐富的聯想，將二者的外在變化規律加以聯系，充分反映了這種不幸的愛情帶給女性的巨大痛苦。在比的手法背面，讀者不難看出，“桑”成為了女性陰柔之美的象征，亦反映了天人合一，美善統一的審美心理。
另外，詩中“鳩”的意象也是不容忽視的。“于嗟鳩兮，無食桑椹”，相傳，鳩食用過多的桑椹就會醉暈。這里用鳩貪食桑椹的意象比喻女子如果被男子的甜言蜜語所麻醉就會喪失理智而沉迷于愛情。于是后面緊接“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以相同的句式引出了作者真正想說的話：警戒婦女，不要與男子沉迷于所謂的愛情。這種意象使抽象的情感空間化為想象的自然境界。
鳥類的意象具有多種自然屬性，使寫作主體在這種刺激的觸發下由鳥及人，將鳥類的自由、美麗與堅貞和人的認知與情感聯系起來，體現了人與自然共同遵守客觀規律的天人合一的審美意境。
在《氓》中，作者為我們塑造的這一美麗哀婉的棄婦形象也是值得探索的。她對氓的愛熱情而由單純，一喜一哀全都源于氓的行為舉動；她樸實天真，一味地相信氓所有的蜜語甜言；她忠貞不二，雖然美貌在身，但出嫁后依然心甘情愿地在氓的家里過著貧苦的生活。然而當一切煙消云散的時候，她剛強勇敢，揭露了氓的虛偽殘暴，毅然了斷自己的感情，逃離氓的魔爪。面對父兄的嘲諷，她勇于為自己辯護。作者用棄婦的不平悔恨與深情哀嘆向我們詮釋著愛的真諦。這等剛強，有誰能想到是一個柔弱女子的行為呢？前后互為對比，互相引深，反映了古人剛柔并濟的審美心理。
《詩經》是我國古代詩歌的瑰寶，開創了許多優秀的傳統。興的手法雖然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但畢竟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生搬硬套。每一次的比興都有其中的奧妙所在。在這些意象中，很多在后世都形成了某種固定的象征意義，這與先秦時期人們的審美心理不無關系，甚至是密不可分的。正是這樣的審美心理追求的一代代傳承，才有了今天中華民族含蓄深刻的文化底蘊。古人內心的某中集體無意識的搏動，潛在地影響著他們創作的心理，將這些審美意象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使詩歌以鮮明的意象層面映射含蓄的心理層面，對于今天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研究價值。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后，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斗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于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后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后，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三國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復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風篇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風19篇、鄘（yōng）風10篇、衛風10篇、王風10篇、鄭風21篇、齊風11篇、魏風7篇、唐風12篇、秦風10篇、陳風10篇、檜風4篇（檜即“鄶”kuài）、曹風4篇、豳（bīn）風7篇。周南中的《關雎》《桃夭》，魏風中的《伐檀》《碩鼠》，秦風中的《蒹葭》《無衣》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成書過程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后來傳世的版本總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于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現今陜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于《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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