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 柳宗元并稱

　　導語：劉禹錫與柳宗元有著深厚的友情，而他們都是中國唐代著名的詩人，留下了不少的不朽詩歌。下面是小編分享的劉禹錫與柳宗元并稱，歡迎閱讀!

　　劉禹錫與柳宗元并稱

　　劉禹錫和柳宗元并稱“劉柳”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唐代河東郡(今山西運城永濟)人，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世人稱之為“柳河東”、 “河東先生”。是我國唐朝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并稱 “唐宋八大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二。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其詩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唐朝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元九年(793)登進士第，后因王叔文事貶為朗州(今屬湖南)司馬。元和十年(815)召還，又貶連州刺史。晚為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禹錫在朗州，曾仿民歌為新詞。有《劉賓客集》。[1]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中唐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劉禹錫與柳宗元

　　韓愈、柳宗元均以古文馳名，千秋以來，“韓柳”并稱。其實，柳宗元在世時，又與劉禹錫并稱“劉柳”。從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等一些歷史典籍來看，當年“劉柳”并稱的出現率和流傳度，還要高于“韓柳”并稱。

　　毫無疑問，韓、柳、劉都是當年最杰出的文學家，詩文皆擅。三人還都是同事，都在朝廷的監察部門任職。權力不小。由于都是同輩人，又有對詩文的共同愛好，互相切磋，彼此關系融洽，結下友誼。韓愈曾有詩說：“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既可見三人關系之良好，也可見韓對劉、柳的賞識。不過，若論私交，柳與韓雖然也有深分，但與劉之間的友情更為深厚。

　　劉、柳為同榜進士。那年劉21歲，柳僅20歲。二人得意之余，攜手同游京城，自此定交。不久，二人又參加了王叔文主導的“永貞革新”，出入禁中，參與重大決策，經常一起上朝或回府，正如劉禹錫晚年詩中所寫：“昔年意氣結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半年后，改革失敗，劉、柳均被放逐南蠻之地，柳為永州司馬，劉為朗州司馬。但二人繼續交往，書信不斷，探討學問。如柳宗元寫了《天說》，劉禹錫覺不滿，以為其“天、人之際”的關系仍未說清楚，又作《天論》三篇加以補充。而柳則勸劉寄情山水，怡養心性。

　　就這樣，二人互相關心勉勵，不覺九年過去。朝廷也知道劉柳誠為一代之偉才，便把他們重新召回京城。本擬重用，不料劉寫了《游玄都觀絕句》，捅了婁子，惹怒權貴，以為“語涉譏刺”，劉、柳又被逐出京城。劉因寫詩惹禍，被發配到最為荒僻的播州。柳雖因劉寫詩而枉遭牽連，非但不怨劉，還出面為劉求情：說：“播州非人所居，劉夢得有老母，不適合居住，而且更無母子同往之理。”并向朝廷鄭重提出，愿意把自己離京稍近的柳州刺史一職讓給劉，而自己到遙遠荒涼的播州去，雖死不恨。后裴度向憲宗陳情終于使劉改任為連州刺史，生活環境大為改善，實全賴柳之仗義之舉。就連韓愈也深為感動，曾慨嘆道：“士窮乃見節義!”對柳的朋友之情大加贊賞。

　　因柳、連二州均在南方，此次貶逐，劉、柳一路南下同行，直至衡陽才分手。臨別之際，柳給劉一連寫了三首贈別詩，篇篇聲淚俱下，令人噓唏。其《重別夢得》一詩云：“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识魅粼S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意思是說，我與你劉禹錫自同榜登第認識二十年來，所走過的人生道路完全一樣，同榮同辱，命運相同，萬事相同，即使告老還鄉，也希望能與你成為鄰居，共度晚年。

　　可惜二人分手才四年，柳便因病去世，年僅46歲。噩耗傳來，劉“驚號大叫，如得狂病”，淚如雨下，在萬分悲痛的心情下……為柳接連寫了兩篇祭文。一年后離任出粵路過衡陽，還特意來到當年與柳在湘江岸邊分手的地方，賦詩投吊：“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群帆轉山滅……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其思念之情，字字可見。

　　柳生前在《送元暠師序》一文中曾夸贊劉是一個“明信人”。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講信用，是一個誠信度很高的人。因此柳在臨終之前，曾給劉留下囑托，希望劉能幫助他把四個幼小兒女撫養成人;把他生前的遺稿編纂問世;代請韓愈為他寫墓志銘。劉知道柳無兄弟，兩個姐姐也早就去世，故對其后代，均協助撫養，對柳之文稿，親加手編，故最早的柳宗元文集，實出自劉之編纂，并親為作序;而今所見韓愈的名文《柳子厚墓志銘》，也實由劉代柳轉請韓愈所撰。總之，對柳所托之事，一一辦好。由此可見，劉真不愧為柳之摯友，并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值得依賴的可靠朋友，同時也說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準。

　　同為文壇英杰，劉、柳與韓實際上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三人共事不久，韓即因上書被貶陽山令。劉、柳在朝廷致力改革，大受重用之時，韓愈正被貶南方;俟“永貞革新”失敗，劉、柳被逐出京城，貶黜南方，韓卻重被召回京城，在朝廷擔任要職。但這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與學術交流，三人繼續來往，并共同倡導古文運動。劉曾自豪地說：當年韓愈主盟文壇，可以與其并駕齊驅的，只有他和柳宗元。

　　不過，韓、柳主要在文學觀念，特別是古文主張上一致，但在政治、哲學上都不相同，而劉、柳無論政治觀念、哲學思想、文學主張，乃至人生道路都完全相同。真可謂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而且二人互相尊重，互相抬舉，互相關愛，互相忠誠，從沒紅過臉。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的確是很少見的。直至劉臨終前一年寫的《子劉子自傳》中，仍在回憶當年他與柳共事的情景，懷念他的老朋友，而此時柳已去世23年矣!可見劉、柳感情之深。因此，今人不僅要知道“韓柳”并稱的意義，也應了解“劉柳”并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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