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

時間：2024-10-10 15:31:37 劉禹錫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分析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

　　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給后代留下了研究的價值，關于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大家知道其主要內容嗎?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他是中唐大詩人之一，同時代的白居易曾盛贊如斯：“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我認為，劉禹錫能得時賢名流推重如此，主要在于他的懷古詠史之作能發前人所未發，自成一派，并給后世詩人以重大影響。

　　在任夔州、和州刺史期間，劉禹錫治政之余，憑吊三國、六朝之遺跡，創作了近二十首詠史詩。這些作品抒發滄桑之感，極富哲人意興，成為懷古詠史詩中的名篇。如《蜀先主廟》：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

　　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

　　凄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這首詩前四句寫劉備創業盛德，后四句寫劉禪守成業衰，在鮮明的盛衰對比中，道出了古今興亡的深刻教訓：創業難，守成更難。同時也生動地說明了君主對于國家興亡的作用和責任。又如《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

　　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貞一齋詩說》有云：“詠史詩不必鑿鑿指事實，看古人名作可見。”這首詩前兩聯不囿于追懷一朝一帝、一事一物，只點出與六朝有關的金陵名勝古跡，以暗示千古興亡之所由;后兩聯則通過議論和感慨借古諷今，揭示出全詩主旨：“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即天險不足恃，興亡在人事，亦即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險”。王安石《金陵懷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無雙”，即由該詩頸聯化出。晚唐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李商隱《隋宮》中的“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便脫胎于該詩尾聯，由此可見該詩影響之深遠。再如《西塞山懷古》：

　　王氵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關于此詩的寫作，《唐詩紀事》有如此一段佳話：“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杯，飲已即成，曰‘王氵睿樓船下益州……’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余鱗爪何用耶?’于是罷唱。”清代屈復在《唐詩成法》中評這首詩說“前四句只就一事言，只以‘幾回’二字括過六朝，繁簡得宜，此法甚妙。”紀昀說：“第六句一筆折到西塞山是為圓熟。”可見后人對該詩研究之精和推重之切。這首詩于縱橫開闔、酣暢淋漓的風調之中，重申“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旨，指出歷史上割據一方的局面定會結束，國家終歸統一。含而不露，融貫古今，有意在言外之妙。

　　還有《金陵五題》。它們分別是《石頭城》、《烏衣巷》、《臺城》、《生公講堂》、《江令宅》。這組詩之前有詩人自序云“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且曰‘《石頭城》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詩人不復措辭矣’。余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頗為自許。事實也的確如此。這組詩中的《石頭城》與《烏衣巷》堪稱懷古詠史詩之絕唱，是無可企及的高峰。其詩如下：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石頭城》)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

　　這兩首詩都是借描寫金陵六朝遺跡而抒發人世興亡之感，熔鑄著詩人故國蕭條、繁華不再的深切感傷，蘊藉含蓄，情味濃郁。《石頭城》第一句寫群山仍舊環擁著已廢棄二百年、久已成為空城的故都，置讀者于蒼莽悲涼的氛圍之中。第二句寫潮水拍打著城郭，仿佛也覺到它的荒涼，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帶著寒心嘆息著默默退去。“寂寞回”既形容潮水一涌一退的動態，也表現了潮水從拍打時的有聲到退落時的無聲，這單調的動態的聲音，不斷地反復，依稀傳達出無窮的寂寞。三四句再把這種情味深化，升華為富有哲理的意象：“舊時月”仍如舊時，夜深照樣升起，把清光灑向無人跡的空城;而這舊時月又曾照見過往昔多少繁華與風流!多情的夜月，傳送給我們的是六朝如夢、盛時不再的信息。《烏衣巷》首句描述昔日車水馬龍、行旅繁忙的朱雀橋的荒涼冷落。第二句點出烏衣巷不僅映襯在荒僻的古橋的背景之下，而且還呈現在日薄西山的夕陽殘照之中;一抹斜暉，使烏衣巷完全籠罩在寂寞慘淡的氛圍之中。三四句以燕子尋舊巢而寫出昔日豪華的貴族府邸如今已是一片平民住宅。這其中蘊含的滄海桑田的無限感慨，令人回味不已。后人受這首詩的影響和啟示，再賦新篇。如元薩都剌的《念奴嬌》中的“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北宋周邦彥的《西河》詞更是通篇化用其詩意。

　　由于劉禹錫的始作俑，金陵懷古到后來成了詠史詩的一個專題;在國運衰微之時，更成為歷代關心時事、一心入世的詩人詞客常取的題材。不能不說這是劉禹錫對我國古代詩歌題材的一次拓展，亦是對我國古代詩歌題材的一大貢獻。

　　劉禹錫的另外一些詠史詩，雖不及前述之作有名，但也與詩人懷古傷時的思想一脈相承，只是多了一分個人身世際遇的寄托。如《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

　　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

　　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第一首借西漢任安不愿依附日益得勢的霍去病，卻留在勢力漸微的衛青門下不肯離去的史實，歌頌了不肯降心辱志的志士;第二首指出即使是在漢文帝那樣的所謂明君治下，正道亦難行，志士才人不得其位、不得其用，而曲邪小人卻可安享富貴。這首詩直接啟示了晚唐李商隱，使之寫出了有名的《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又如《韓信廟》：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鐘室嘆良弓。

　　遂令后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透過韓信功高震主而見誅的命運，不禁令人想起“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古訓，頓生“伴君如伴虎”的喟嘆。

　　劉禹錫的詠史詩作，是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歷史觀的形象反映。他在自己的哲學論文《天論》中，繼承了荀況“人定勝天”的思想，用樸素的唯物論闡述了天人關系，明確指出“人之所能，治萬物也”，天“非有預乎治亂”，認為人是萬物之靈，在天人關系中人是占主導地位的，人自有其主觀能動性;天并不能決定一切，也就不能決定各個朝代的興亡交替，帝王對于治亂興亡負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責任。可貴的是劉禹錫沒有把其詩當成自己思想的傳聲筒――簡單的宣傳工具，而是化抽象為具體，寓思想于形象之中，通過直觀的畫面和具體的史跡來刺激和調動讀者的想象和欣賞能力，在審美的愉悅中來感受詩人所要傳達的思想內涵。這是詩人的高明之處，亦是成功之處。

　　誠然，任何文學內涵的擴大都不是橫空出世的偶然。詠史詩到劉禹錫手里成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和得心應手的工具，并非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劉禹錫自云“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這種陳子昂式的幽默――“前不見古人”――并不是說沒有古人，只是沒有看見，或故意說沒有看見，抑或看見了但不屑一顧罷了。

　　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且有詩為證的詠史詩人首推西晉詩人左思。他的《詠史》詩八首中的個別篇目抒寫了自己曠達豪邁的懷抱，融古于今，猛烈地抨擊了壓抑人才的門閥制度。如其二：“郁郁澗底松”就是用“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之史實來喻今“世胄躡主位，英俊沉下僚”的社會現實。

　　繼左思的空谷足音之后，陳子昂高蹈而上。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中亦有個別篇章借古諷今。如其四：“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詩人拈出兩則對比鮮明的歷史故事，借樂羊為了貪立軍功忍心吃兒子做成的肉羹和秦西巴擅自將國君的獵物放生的史實，“刺武后寵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是一首有感而發，針砭當時政治風氣的諷喻詩。《燕昭王》：“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借燕昭王修碣石宮、黃金臺招攬天下奇士并取得政績的史實，寄托詩人對現實和個人遭遇的強烈不滿。

　　大詩人李白在詠史領域也有涉獵。他的《古風》之三(“秦王掃六合”)“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邪臺……”全篇詠秦始皇之成敗得失，規諷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古風》之十五(“燕昭延郭隗”)“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承陳子昂《燕昭王》之余韻，前四句詠史以寄托理想，次四句借成語以慨嘆現實，末兩句借歷史寫明出路，全詩寄托了懷才不遇的強烈感慨。《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里醉西施”，則借吳宮荒淫來托諷唐玄宗沉溺聲色、迷戀楊妃。這些詩借用歷史人物和事跡，諷刺現實，宣泄內心的不滿，寄托對理想的追求，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杜甫亦偶有詠史之作，他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在惋惜諸葛亮大業未成之時，滲透了詩人垂暮無成的抑郁情懷。另有《詠懷古跡五首》，借宋玉、王昭君、劉備、諸葛亮、庾信等人留下的古跡，懷念前人之風流業績，抒寫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感。

　　然而以上諸位的詠史詩，皆屬不經意狀態下的偶爾之作。這一方面表現在數量上與其作品總量的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其詩作中沒有一以貫之的思想基礎，因而其詩作尚停留在以歷史為比興的方法論的水準上。其詩作無論是詠歷史人物還是歷史事跡，都只是把歷史作為借古喻今的工具，借歷史之箭來射現實之“的”，借古人之酒杯來澆個人之塊壘。而這種功利性的實用目的，又表現得那樣急切與顯露，以致沒能拉開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審美距離;而詠史詩又只有拉開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淡化摻雜個人功利性的創作意識，讓欣賞者對其審美愉悅的同時得出對歷史和現實都具有普遍參照意義的經驗和教訓。這種藝術上的自覺，這種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純粹意義上的詠史詩，使劉禹錫在懷古詠史領域卓然而成大家。

　　到劉禹錫所處的中唐時代，唐朝已有二百余年的歷史。安史之亂前，社會總的趨勢是上升和發展的;盡管也有不如意，但那只是個別的、暫時的、局部性的，因而面對歷史人物和歷史陳跡時，詩人們發出的聯想與感慨也必然是個人和局部性的，這是時代的遺憾。這種時代的局限注定詩人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但到劉禹錫之時，社會衰頹已成定局，敗象紛呈，民不聊生，加之其“二十三年棄置身”的經歷，對江河日下的社會有更深的了解與體會，更兼其有思想家的深度，因而當他接觸到歷史和古跡時，便產生了有別于前人的蒼涼之感和超前人的對歷代興亡教訓的無限感慨。這是時代對詩人的饋贈。

　　總之，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成就高，影響大，在我國詩歌史上具有很高地位，使劉禹錫成為中唐大詩人之一。

【分析劉禹錫的懷古詠史詩】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