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代背景看李白詩歌風格形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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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代背景看李白詩歌風格形成的因素

　　摘要：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時事著就英雄”。生活在唐朝盛世，特殊的時代(歷史)背景，鑄就了一代文學巨擎——“詩仙”李白。

從時代背景看李白詩歌風格形成的因素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王朝，但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改變由盛轉衰終至滅亡的命運。在強盛的唐王朝走向衰敗的同時，也誕生了一代文學巨擎——“詩仙”李白。李白作為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見證者，其文學地位以及對文學的貢獻是無可厚非的。

　　自李白成名一來，對李白詩歌風格的論作是多之又多，但都基本上是言其詩歌風格的“飄逸”、“豪放”，“飄逸”、“豪放”固然是李白的詩歌風格，但只是其中之一，其詩歌風格除了“飄逸”、“豪放”之外還有其他風格。對此，安旗先生也曾經發表過專題論述，且言李白的詩歌風格不是“飄逸”、“豪放”就能夠概括的，學術界對此也是頗為關注的，但目前新興的對李白的“論述”也大多是論述李白詩歌風格的“飄逸”、“豪放”。

　　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時事著就英雄”。可見，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時代背景也是無比重要的，李白獨特的詩歌風格與其個性密切相關，但其時代背景的影響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時期，也顯示出其不同的風格特色。總的說來，其詩歌風格可分為早期的“飄逸”，中期的“豪放”，以及晚期的“悲壯”。

　　一、少年的“飄逸”與“浪漫”

　　李白的生世是撲朔迷離的：有的說他是隴西人(今甘肅)，有的說他是四川人，有的說他是山東人，也有人說他是外國人(今吉爾吉斯碎葉城)。李白的出生是個迷，沒有具體的史料能確切說明他的生世，就是李白本人在不同的場合都會說出不同的籍貫;但可以證實的是李白從五歲以后的二十年里都是生活在四川，其父李客在其五歲時遷居到四川綿陽，當時的綿陽青蓮鄉;因此，李白在后來也有了“青蓮居士”的稱號。李白的父親是個商人，曾經幾次遷居，其名“客”也值得人們深為探討;李白曾自稱是飛將軍李廣之后，但也有人認為李白祖上可能與皇室有關，在武則天當政時期，曾大肆屠殺李姓宗嗣，而使李客幾次遷居，其名也改一“客”字。

　　李白年少時很好學，讀遍諸子百家，又習劍術，是其自己的愛好呢，還是其家世的關系?這就無從得之了。李白的出生雖然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年幼時是生活在“開元盛世”的時代，安寧的社會也帶給人們安寧的生活，李白對老子、莊子的道是有很深見解的，從其一生的創作和生活都可以明顯的看出。而四川也不缺乏名山大川，李白的成長之路是從四川開始的，四川雄奇壯麗的自然山水和特殊的人文環境培養了李白“飄逸”和“浪漫”的氣質，他行俠仗義，煉丹求道。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李白成就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在四川，當時最為人們傳誦的人物莫過于司馬相如;每個少年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個偶像，我想李白心中的偶像便是這司馬相如，司馬相如在蜀地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文氣縱云，還拐走富家千金卓文君，可以說司馬相如是要才有才，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又得美女青睞，這又怎能叫人不羨慕呢?少年的李白便向著司馬相如的方向發展，模仿司馬相如的賦寫下了《明堂賦》《大獵賦》等作品，其中我們可以看出李白的天縱奇才。對于李白的“飄逸”和“浪漫”，人們都一致認為是天生的，別人是學不來的;正如唐寅的《桃花庵歌》所言：“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李白是有著狂傲的資本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篙人。”這是一種傲視天下舍我其誰的狂。

　　巴山蜀水養育了“飄逸”、“浪漫”的李白，李白在二十五歲出穿以后，便再也沒有回到過四川。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春，他帶著一名隨從離開了生活過二十年的地方，他先是在蜀中游走了大半年，重登峨眉山。次年春天才真正出川，巴蜀的險山涉水、崇山峻嶺被拋到身后，李白曾有詩《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說到此，可以說李白還是一個沒接觸到社會，沒接觸到官場，身居世外的單純青年，他狂傲不羈、滿懷抱負，他希望將自己的滿腔熱血灑向大唐王朝，他描繪自己說：“身不滿七尺，而心胸萬丈。”

　　二、“豪放”并自信的宦海掙扎

　　李白自離開巴蜀以后，一路順江而下，并且向著自己的仕途邁進。對于李白而言，他不愿意參加科舉考試，考上了還得從小官一步步往上怕;在漢朝有舉孝廉，在唐朝則有取詩士，以詩取士成為了詩人踏入仕途的一條捷徑。在唐朝，這個開放的朝代，各種社會風氣流行，只要有所為便能出名，就想現在的網絡時代，網絡名人也是很多的，真正有才學的人是會被認知的。李白便是以詩出名的人，他游覽到楚地時，已經成就了其名氣，李白很自信，他相信自己的仕途定能有所成就。他的詩歌風格仍然保持著“飄逸”，但此時，給人感覺更多的是“豪放”，還有“浪漫”。朝鮮詩家李瀷認為李白的“浪漫”風格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李白的“浪漫”是受到屈原《離騷》的影響。此外，李白在楚地認識了一個朋友吳指南，吳指南也是四川人，在旅途中染病身亡，李白出錢安葬了他，后來過了幾年，李白又將其遷葬于鄂城(今武昌)之東;經此一事，人們都稱贊李白很講義氣，但也有人認為李白有借此揚名之嫌，就像現在的一些名人總愛搞點八卦新聞出來，以此引起別人的關注來增加人氣。李白講義氣埋葬了朋友，但為何又要多此一舉，過了幾年又來遷葬。

　　李白經楚到了揚州，在揚州后的一年里，李白廣交朋友揮金如土，過的都是豪放不羈的浪漫生活;在塵世瀟灑夠了還進到天姥山，留下了其尋仙求道的見證《夢游天姥呤留別》(有的詩學家認為這首詩歌是后期李白被唐玄宗罷去，李白游覽眾山后而作)。待其飄渺夠后，回到揚州，李白病倒了，而原來一起瀟灑揮霍的朋友都不來看他，一個個都躲了起來，李白飽償了人間冷暖，寫下了《靜夜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也許是李白出家外游以來第一次思想之作。就在李白最危難之時，他的一個朋友還記得他，那就是同是偉大詩人的孟浩然，孟浩然請郎中為他看病，并為他張羅了一門婚事，女家的祖父曾做過宰相，窮困潦倒的李白應下了婚事，并且是倒插門;此后李白又有了錢，又過上了豪放不羈的生活。后來孟浩然去了揚州，李白作詩送其上路：“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之后便再也沒有和孟浩然相見。李白有著任俠的風格，對于一個俠客來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真正的情誼是存在心間的，這也表現出李白豪放不羈的個性。

　　李白入贅宰相家，又有了錢，但許家的關系已經是“人去茶涼”，不足以讓李白踏上仕途之路。李白為了踏入仕途不停地與地方官交接，但其狂傲不羈的性格又注定李白不可能以此踏入仕途階層。李白以：“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的姿態來拜會官員，又怎么能得到官員們的好眼，這樣的狂傲，注定李白的仕途之路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

　　為了踏上仕途，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第一次來到了長安這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雖然李白進了長安，但又因其狂傲不羈的性格得罪了當朝權貴，權貴們從中作梗，使李白空懷抱負而不得施展，李白的希望也化為泡影。李白原抱著“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希望來到長安，有望成就一番事業，結果卻出呼意料。這時候的唐王朝仍然處于開元盛世的余光中，全國還是一片繁榮的局面;李白也正處于旭日動升的狀態，正是生命力最為強勁的時候，加之這是李白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第一次挫折，可以說并沒有真正觸動李白的信心。李白“豪放”、“飄逸”的個性，他寫下了《長相思》《將進酒》等巨作。他懷才不遇，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寶刀隱玉匣，銹澀空莓苔。”但他仍然豪情不倒，仍向著理想的高峰沖擊，說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理想抱負，這時的李白還是滿懷豪情壯志的。

　　就這樣，李白在宦海摸爬滾打了十年。在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終在機緣之下結識了玉真公主，通過玉真公主的推薦，唐玄宗召見了李白，李白一躍成為了天子近臣。李白接到詔令只身騎馬飛奔赴長安，他說：“遭逢圣明主，敢進興亡言。”(《書情贈蔡舍人言》)，“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贈溧陽宋少府陟》)，“昔騎天子大宛馬, 今乘款段諸侯門。”(《江夏贈韋南韓陵冰》)，“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他到晚年都還在回憶：“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玉壺吟》)

　　在李白進長安時，所謂是“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盡長安花”。他終于如愿以償，就像司馬相如一樣，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在京城里，受到皇帝召見之人又豈會是無名之輩，李太白的名字也不脛而走，可謂是門庭若市，拜訪他的人很多;李白最終憑其才華得到唐玄宗的賞識，被奉為供奉翰林。可以說李白實現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篙人”的豪言。李白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他在長安一待三年，作為供奉就必須贊譽皇帝及有權勢的人，他有三首詩贊譽楊貴妃，就是《清平調》：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檻桿。

　　其中《李白大辭典》言：李白的三首《清平調》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諷刺。不過大部分人不這么認為，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再結合李白的心境和他急于仕途的心情，李白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贊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李白生性狂傲，加上他那“豪放”的作風，不免得罪一些小人，從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鞋這兩個事件來看，李白的本性可見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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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國忠捧硯，有后人說是楊國忠尊重人才，因為楊國忠的種種劣行，人們才把此事當作是李白在教訓楊國忠;但是高力士呢?太監是封建王朝的特殊產物，尤其是皇帝身邊的太監，這個太監總管也許就懷恨在心，讒陷李白，加之李白那“豪放”的酒鬼形象，最終也使唐玄宗對李白產生了厭惡，以“非廊廟器”和“此人固窮相”為借口，“賜金放還”打發李白走人，實際上就是把李白放逐出京城。

　　李白一下子從天上掉到了人間，長安這個讓李白風華三年的城市也成了李白的傷心之地。此時，李白的詩歌風格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轉變，“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門長揖后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李白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了更深的體會，這也激起了李白的憤慨之情，同時也反映出唐王朝開始走上了下坡路，“日中則移，水滿則溢，月滿則虧。”經過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唐王朝最終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興盛走向衰弱，由高峰走向低谷。在一時期，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見證者“李白”，這個偉大詩人的創作也發生了轉變。

　　李白對自己被小人讒言離間而離開長安，使自己的理想抱負真正化為泡影而憤慨，同時也對賢人受到迫害而抗議。李白往后的詩歌作品也常常喊屈叫冤，為自己鳴不平，并自比于屈原，如同屈原一樣，把權貴、小人比作是：“鼠虎”、“無鹽”、“東施”、“蕭艾”、“浮云”、“燕雀”、“群雞”等等;而把自己比作“松柏”、“芳草”、“天馬”、“大鵬”、“鸞鳳”、“明珠”等等。這些在李白此間的許多作品中都經常出現，表現出李白憤慨、郁悶的心情。同時，也展現了這一時代的風貌，唐玄宗從開始的勵精圖治到貪奢淫欲、腐敗昏庸，聽信小人的讒言，使得一批真正的文人治士離開了黑暗的官場，忠仁之士慘遭小人毒害，這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也不足貴，窮也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彌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表現的淋漓盡至。這些都表現出李白對自己鳴不平，對時世的變遷——王朝由盛轉衰、君主由明轉庸，而發出強烈的抗議。

　　在李白被放逐出京城的十余年里，李白過的也很是瀟灑，自己的理想抱負化為了泡影，李白也集中心思在求道煉丹上;在此期間也前后結識了杜甫和高適，并一起游覽名山大川。李白曾經在皇宮里當過供奉翰林，是很有名氣的大詩人，杜甫和高適都是很崇敬他的，杜甫曾有詩贊譽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李白、杜甫、高適三人都屬于仕途失意之人，所謂臭味相投也好，同志之士也罷，像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三人最終也是各奔前程而散去。

　　三、“悲壯”的粟黎之情

　　社會因動亂必然會引起思想意識、政治、文化、經濟的變遷，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暴發，且歷時八年，這也是一次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激發所帶來的災難，最終受苦的還是老百姓。“安史之亂”帶來了災難，也帶來了文學思潮的變遷，正如王瑤先生在《李白》一書中所言：這次叛亂給唐代的歷史劃上了一條界線，也給文學帶來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安史之亂”也標志唐王朝由興盛正式轉向衰敗，大多文人也轉向對國家命運、黎民百姓的關心，李白可以說是一個愛國者，其強烈的入仕心境的原因我們不可考證，但其滿懷抱負，報效國家的理想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以其詩歌“懷才不遇”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李白也希望像開國元勛李靖一樣“出將入相”總的來說李白很自信，他“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其詩《代壽山簽孟少府移文書》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華，然后于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這是大部分文人都有的政治理想，“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自身”，但李白的這一身可謂“窮”矣，“達”的也怕只有奉詔入京的三年時光。

　　自從李白出京以來，“游四海，覽乾坤”，尤其到“安史之亂”時期，李白也是“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白骨成血山，蒼生竟何罪!”表達其對國家昔盛今衰的感嘆，對浮民蒼生的關注，也反映出其粟黎之情，李白在亂世中也只是蒼海一粟，忙于奔走逃離戰亂，但他仍不忘“胸懷社稷”、“心系黎民”，其詩《經亂離后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中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馀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顰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陽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這一時期，李白詩作已失“飄逸”之風，我們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其悲涼的心境和感慨，李白他悲憤、憂郁，社會的動亂給李白的詩風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李白這個時期的仕途是坎坷的，國家也日漸衰敗，十年漫游，“家事，國家，天下下事”皆盡收眼底，李白生活和經濟狀況也日漸不佳，亂世的紛爭使李白也要悲凄“一朝謝病游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世道日夜長，澆風散淳源。”李白當年的“豪放”、“浪漫”、“飄逸”已不復存在，“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日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詩言志，正說明了一點：李白的理想抱負不能得以實現，他從天堂掉到了人間，他的詩歌風格一步步趨于現實，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充滿了憂國憂民的幽憤和沉郁之情(粟黎之情)。

　　李白作為一個偉大詩人，一代文學巨擎，他對文學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可以說李白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負，他有對道教、神仙的執著追求，對于永王幕府的邀請，李白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永王的隊伍，也許在荒廢十數年之后，李白覺得自己東山再起時機會來了，終于有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對此，李白詩興大發贊譽永王“二帝巡游俱來歸，五陵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李白的豪情壯志又回來了，其詩《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為劍歌雄!”

　　但是不久后，肅宗(太子李享)打回來了，永王李璘兵敗被擒，李白逃奔，亦被擒，他也自知附逆死罪，因其名氣，眾人說情，最終被肅宗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時年，李白已57歲，這次對李白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他的政治理想完了，他的人生抱負完了，險些連他的命也完了，至此，李白的創作完全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悲壯”。人生太多坎坷路，肉體上的折磨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真正的傷到人心靈的，尤其是對一個滿懷理想抱負的人，李白在垂危之際寫下了《臨終歌》“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余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左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在他生命即將燃盡之時，發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濟”的悲鳴，這是對封建黑暗社會的抨擊和憤慨，我們把《臨終歌》中的大鵬與《大鵬賦》、《上李邕》中的大鵬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李白當年的“飄逸”、“豪放”已不知所蹤。

　　我們說李白晚年之作是“悲壯”的，并不是空穴來風，他晚年的詩風基是如此，如《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這是李白詩集中最長的一首詩，該詩以時間先后為序，展現出當時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歲月，及其廣闊的社會背景，同時，也是詩人李白生活的時代背景，詩中把敘事、抒情、說理有機結合統一在一起，筆力道勁，風格悲壯。在《天馬歌》中：“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云，振綠發，蘭筋權奇走滅沒。騰昆侖，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朱。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棱棱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云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采逸景孫。白云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愿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李白借物此興以寄不幸。李白把自己比作天馬，天馬的不幸亦是李白的不幸。李白通過天馬的不幸遭遇，寫出了唐代王朝由盛而衰的現實狀況，反映出作者對理想抱負至終未實現的內心積憤和痛楚，全篇起伏跌宕，抑揚頓挫，表現出無限的悲壯。再如《玉壺引》“君王雖愛蛾眉好,無乃宮中妒殺人”抒發出作者“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怨憤和惘悵。

　　言為心聲，詩在言志。李白晚年的創作充分體現出他懷才不遇，憤世嫉俗，體惜黎民的情操，白居易曾有詩說李白是“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若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在《過李白墳》中又說：“最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在此，我們看出白居易對李白后期的詩作的看法，那就是“悲”和“恨”。

　　四、時代著就一代文學巨擎—“詩仙”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坎坷的，李白死也有多種說法，這里就不加以說明，李白在不同的時期，其創作風格也是不相同的，李白的詩受到社會客觀因素和時代變遷因素的影響，其詩歌風格也明顯地表現出多樣的發展和變化。

　　直到現在為止，大多研究李白的著作，都是強調李白“飄逸”、“豪放”的詩歌風格，如王安石說李白“其識污下，十之八九言婦女與酒”，最是主張“飄逸”，但我們以時代背景來看，李白所生活的時代，從他出生到他死亡，正是唐王朝由興盛去向衰亡的過程，在李白的早期生活中，是開元盛世，天下太平，四海之內一片歌舞升屏;到了中期，李白有積極入仕的心態，但唐王朝已經走向衰弱，正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所言“春窗苦短日高起”，君王從此不早朝;再到晚期，唐王朝經歷了“安史之亂”，皇帝逃京，被逼賜死貴妃，“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娥眉馬前死。”玄宗威信全無，且昏庸腐敗，唐王朝徹底衰亡了。李白的詩歌風格也隨著唐王朝的變化而變化，由早期的“飄逸”，到中期的“豪放”，再到晚期的“悲壯”。

　　人們常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李白也是這樣的人，李白追求的本就是虛無飄渺的神仙，可以說李白這種虛無飄渺的精神追求伴隨他一生。李白出川前，在家世的照耀下，并無坎坷之路，但在其出川以后，坎坷的命運總是甩都甩不掉。李白面對其婚姻家庭悲劇和政治悲劇，我認為以他那“飄逸”的個性應該是看開了，仍然自信的向著自己的理想抱負、人生目標追求而去，所以他“飄逸”中帶著“無所謂”的“豪放”。正如其詩云“五花馬，千金襲，呼兒將出換美酒”這正是一種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強求。但到晚期，李白經歷了他的人生，而人生目標又不能得以突現，他的風格轉為“悲”，但這種悲也是一種壯麗的“悲”，是一種“豪放”、“飄逸”的“悲”，是一種“言不盡，道不完”的凄涼的“悲”。

　　現實是殘酷的，李白的現實也是殘酷的。李白的現實人生與其特殊的個性是矛盾的，他過高的理想與唐王朝的實際情況也是格格不入，各種特殊的矛盾給李白帶來了一種思想上的多維變異，這種多維變異也使李白的生命力朝多個方向噴發，成就其輝煌的一生，所以說：特殊的時代(歷史)背景，鑄就了一代文學巨擎——“詩仙”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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