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李賀的《將進酒》闡述兩人風格的差異

時間：2023-07-20 09:11:04 偲穎將進酒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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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是一個漢語詞匯，意思是指具有獨特于其他人的表現，打扮，行事作風等行為和觀念。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李白和李賀的《將進酒》闡述兩人風格的差異，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李白和李賀的《將進酒》闡述兩人風格的差異

　　差異1：

　　“詩仙”李白一生“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老大傷悲而事無所成，52歲那一年與好友岑勛和元丹丘聚會黃河中游的穎陽山居，居高遠眺，昂首云天，有感壯志淪空，借狂喝豪飲一吐胸中千古憂憤，寫出傳世名作《將進酒》。中唐后生李賀聰明早慧，才華橫溢，但人生苦短，仕途坎坷，一生又體弱多病，多愁善感，不到27年歲即郁郁而終。他曾痛感生命無常，歲月不居，也揮毫寫下了充滿憂愁苦恨的詩篇《將進酒》，詩仙、詩鬼，時代有別，人生有恨，借酒澆愁，一展歌喉，唱出了各有千秋的風流詩章。

　　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李賀《將進酒》：“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兩首詩相同的地方就不用說了，不同之處倒是可以想一想。最大不同在于思想境界高下有別。李白之愁，是巨人之愁，天才之愁;而李賀之愁則是文人之愁，苦人之愁。李白的氣魄比李賀大，境界比李賀高。讀李白的詩雖然感覺到滿紙不平之氣，憂憤之思，但又覺得心胸爽快，精神舒展;你能被李白那種豪邁灑脫，自由不羈的個性所激發出來的情緒所折服。讀李賀的詩，你會胸悶氣短，天昏地暗，凄凄慘慘。“黑云壓城城欲摧”，渲染愁慘風云，讓人膽戰心驚。“桃花亂落如紅雨”則冷艷哀傷，無以復加。“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更是凸顯死亡，讓人不寒而栗!

　　兩首詩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內涵的多寡。李白的詩內涵豐富，底蘊十足。詩中，李白遠眺黃河奔流不回，近攬人生白發秋霜，高唱人生自信滿滿，放言縱情狂歡豪飲，不屑鐘鼓饌玉富貴，憂憤古來圣賢寂寞，大呼同銷萬古憂愁……萬千況味，容納詩中。李賀的詩內涵則比較單純，只是寫了酒席的豪華場面和喝酒時瞬間產生的感覺，著意表現的是由苦短人生所鑄就的生命悲愁。造成上述兩方面不同的原因，也許是他們人生閱歷不同吧：李賀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苦命書生，涉世未深，只好回歸內心，反思自己;而李白則是經歷了五十余年風風雨雨的大詩人，憤世嫉俗，張揚個性，展現才情，哪怕痛苦如地獄的人生也能鑄就光焰萬丈的詩章。

　　差異2：

　　李白這首詩，從黃河奔騰萬里流入大海寫起，這種開端和變化完全是即興演化、不可預計的。黃河的不可復轉興起了關于人生短暫的迫切而強烈的感受，引發了李白對于人生的積極熱烈和充滿理想色彩的展望，和自信自尊自重的萬丈豪情，這就是那著名的詩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可是在“一飲三百杯”的酣暢豪邁中，突然筆鋒一轉，開始激烈而沉痛地否定傳統的人生價值觀念，鄙夷世俗和權貴，所謂“但愿長醉不愿醒”“唯有飲者留其名”，其中對傳統禮法和價值觀念給予激烈的否定和蔑視，可是否定之后是否有某種新的更鼓舞人心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了呢？依然沒有，所以，在其沉醉酣飲中有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茫然和沉痛，這些地方，都與魏晉時的嵇康、阮籍同調。杜甫說得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杜甫在《贈李白》一詩中所發的感慨，當然有猩猩相惜的意味。“五花馬，千金裘”，這些都算不得什么，“千金散盡還復來”，“千金一擲買春芳”，錢算不了什么，快樂才是最重要的，聽起來是浪漫之極，豪邁之極，也快活之極，可是到了最后，快樂了嗎？沒有，李白經常寫到類似的心情，如“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撫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所以，在這首的結尾，大河奔流一般地發抒了那種偉大高遠的心靈被世俗和庸俗所壓抑的憤懣，而其憤懣又是那樣的深廣，是“萬古”也難以銷盡的“愁”。

　　李白的這些感受和思想，是隨心所欲、意到筆隨的。你看，他的寫景沒有一點刻意的成分，絕沒有為寫景而寫景，所以并不專注于對具體物象外在細節的觀察和描摹，也不表現其寫景的才能，而是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精神本體，像顧城稱贊美國詩人惠特曼那樣，那個精神本體是“一個燃燒著無盡核能的太陽”，是一個巨大的靈魂，這種靈魂使最平凡的飲酒這樣一類生活事件也呈現出最不平凡的光輝和色彩。而李賀的同題詩就不同了，在李賀的詩里，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李賀對于那些飲酒的器具、場面、環境以及美酒的強烈濃麗的視覺印象：

　　整首詩歌都在描繪飲酒，寫精美的酒器和佳肴，特別寫出其材質和色彩。李白也寫酒和食物的精美，他只用“饌玉”來形容，或者說“玉盤珍饈值萬錢”（《行路難》），可見李白對細致地寫這些物象沒有興趣，其意不在此。在描寫了這些精美的酒和食物之后，李賀又描繪了飲酒時歌舞喧闐的情景：歌吹曼妙，舞影婆娑，皓齒細腰，氤氳芬芳的香氣和桃花落紅的美麗景象。可是就在這光彩奪目的強烈的視覺印象和彩繪描寫中，李白詩作中那種激情、感奮和思想態度沒有了，相反，李賀似乎單純地沉溺在飲酒的享受之中，他的這首詩仿佛只呈現某種視覺色彩的敏感和快感，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李賀詩歌創作重要的特點之一。郝世峰先生在他和羅宗強先生共同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中卷第六編中指出，重感覺、憑借直覺、通感去構造意象是李賀詩歌突出的特點之一，因此，其作品中多直觀形象。就這首作品而言，郝世峰先生指出：“詩中的描寫，直到結尾二句以前，都是些酒宴的豐盛精美和歌舞的賞心悅目，從酒具、酒液、肴饌、笛聲、鼓聲、歌聲、歌舞伎的容態舞姿，只寫到繽紛下落的桃花，全是直觀形象，其間沒有敘事性的語言以為中介，一個又一個鮮明的感官印象跳躍、閃接，生動地表現了恣情沉酣的氛圍。”其實，我們看最后兩句，還是勸人們縱情終日飲酒，說即使是劉伶那樣嗜酒如命的人，一旦死了，也就沒有酒可喝了，飲酒在這里成了單純使人縱情快活、沉溺享受并能充分表現其文學才華的東西和工具。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李白與李賀的同題飲酒詩，不僅在表現形式、技巧、風格和審美趣味上有差異，而且所承載的內涵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可以說，李白的《將進酒》意在表情達意，不僅表現出“一種鄙棄世俗、蔑視富貴的傲岸精神”，而且還透露出內心的矛盾，無法排遣的痛苦和憤懣，讓我們從那種無拘無束、宏放揮灑中清晰地看到一顆清醒地、孤獨地、憤懣地注視著此岸的靈魂。

　　然而我們在李賀的《將進酒》中又能看到什么呢？李賀是唐宗室之后，其遠祖李亮是唐代開國皇帝李淵，也就是李世民的父親的叔父，唐建國后封為鄭王。盡管早已沒落，但李賀自以為血統高貴，自珍自愛，因此以非凡的理想和超人的才具而自許。我們看他的《南園十三首》詩中的第五首：“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和第六首：“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就可看出其以丈夫、男兒、壯士、英雄自詡的年輕人青春活力的烈性沖動。可是李賀在其入仕途中卻受到了打擊和挫折，由于“避父諱”的問題，李賀被排除在舉進士這條入仕途徑之外。其內心感覺非常慘痛、怨憤甚至還有絕望（而在李白的詩中，我們從來也沒有看到過絕望）。可是，李賀這些被壓抑的感受和心理，并沒有借飲酒題材表達出來，相反，給我們的印象，反而是李賀仿佛想以一個個彩繪鮮明的視覺意象抵制那些感受和心理的表達。

　　這是什么原因呢？我們只是以李賀那種沒落貴族的自我尊崇，那種青春活力的強烈沖動，那種特殊的入仕不遂從而造成的心理極端的挫折感以及他早衰多病的身體等等個性的遭遇和特征，來與李白相比，當然這是造成他們詩歌創作呈現不同特征的第一個原因，但是這種解釋是不夠充分的。郝世峰先生曾提到，盛唐時士人普遍有一種強烈的入仕精神，進取功名的熱情都很高，而且進取的目標也很高，動輒以公侯卿相自許。他們自信、自負，相當重視個體人格的自由、獨立，其佼佼者常有一幅卓犖不群的傲世姿態，表現了在權威面前獨立不羈的個體自主精神。與之相對應，則是對庸俗的普遍蔑視。郝先生指出：“從自信、自負到個體人格的獨立、自由，其意義在于使個人成為把握人生的主體。因此，盛唐使人開放、樂觀、夸揚自己，由此而形成了豪縱自由、會灑脫略的一代士風。”像賀知章、張旭、王翰、李邕、高適、李白、吳道子等詩人、藝術家都是此種人格的代表人物。而李白不過標志著這樣一個時刻：如李澤厚先生所言：“盛唐藝術在這里奏出了最強音”。郝世峰先生還指出，這種被他稱為“盛唐士風”的精神特點，投射出了這一時期對庶族士人的解放。它喚起了廣大中下層士人的希望與幻想，使他們生出進取的活力、樂觀的信心和競爭的膽量。簡言之，“國家的繁榮強盛，科舉的實行，綜合構成了一個適合人才成長和滋育個體意識的社會環境。這個環境為實現個人意志提供了相對平等的機會，出現了使個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個人行為之主宰者的可能。所以，這個賦予個體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時代，必然會在士人心中喚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樂觀的、理想主義的以自己為中心的追求精神。”（參見《隋唐五代文學史》上卷第三編第一章）

　　而李賀所處的時代與盛唐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變化。李澤厚先生指出，從中唐開始，大批世俗地主知識分子“或享樂，或消閑，或沉溺于聲色，或放縱于田園，更多地是相互交織配合在一起”的現象，以為這投射出庶族地主階級日益在各方面占據了社會統治地位的現實，投射出“現實總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經常是事與愿違，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也并不那么順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的歷史局限性，而士人們一度曾熱烈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過是官場、利祿、宦海浮沉、上下傾軋，所以，就出現了“從人世的逃遁退避”，不再需要征服和進取精神了，而“心靈的安適享受占據了首位”。（《美的歷程·八韻外之致》）

　　我們所大量征引的郝世峰和李澤厚先生的觀點證明了精神分析社會學的一個論點，即一個人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獨特的特點，是他對其所生活的環境和文化做出的調適的結果，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促使他必須對環境做出某種調適，在這種調適過程中，一些個人的性格、氣質和某些心理特征發展起來了。所以，我們可以說，李白和李賀在《將進酒》詩中表現出來的差異，首先是性格、氣質、心理和精神的差異，到了中唐，盛唐那種巨大的精神主體已經不適用了。因此，這兩種差異投射出盛、中唐兩個時期精神主體的變化和差異，而作為其變化前提的歷史條件，則是社會生活中真實的矛盾和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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