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文學紅樓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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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文學紅樓夢的研究

　　1933 年，李長之在《清華周刊》第 39 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發表了《紅樓夢批判》。這是繼王國維以后，進一步運用西方美學理論系統地探討《紅樓夢》藝術價值的專著，在紅學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紅樓夢批判》由于大部分沒有寫完( 按照作者的寫作計劃，在論文學的技巧下還有兩個小題目闡說紅樓夢的悲劇意義; 和論文學的技巧相并列的還有三個大題目，一論《紅樓夢》之內容，一論《紅樓夢》的社會史的分析，一是總結論) ，又未結集出版，關注的人很少。2006 年，團結出版社將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連同《水滸傳與紅樓夢》、《評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評李辰冬紅樓夢研究》三篇文章一起集結出版，于天池和李書為此書作序，并在《紅樓夢學刊》發表了名為《李長之＜紅樓夢批判＞和李長之對于＜紅樓夢＞的研究》的文章。同年，李長之《紅樓夢批判》被收入《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這樣，李長之的這部著作才重新被納入研究視野。本文論述的范圍除了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和以上三篇專門論述《紅樓夢》的文章以外，還有涉及到《紅樓夢》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論人類命運之二重性及文藝上兩大巨潮之根本的考察》等。

對中國文學紅樓夢的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情況看，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除了一些散見于研究《紅樓夢》相關文章里的論述外，很少有專門評析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近期，在 2013 年第 1 輯的《紅樓夢學刊》上，羅偉文發表了名為《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和德國古典美學》的文章，分析了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與德國古典美學思想資源的關系，重新認識和發掘了李長之《紅樓夢》研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不過，筆者看來，李長之在《紅樓夢》研究中更多體現出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以浪漫主義去觀照《紅樓夢》也更能發現《紅樓夢》中理想成分的獨特價值。

　　一、《紅樓夢》的基調———浪漫主義精神的巨著

　　對于《紅樓夢》的基調，李長之定義為飽含著浪漫主義精神的著作。他指出: “《紅樓夢》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的巨著。就浪漫主義精神說，它是《牡丹亭》的繼承; 就現實主義精神來說，它是《金瓶梅》的發展。……在《牡丹亭》中所缺少的現實的認真描寫，在《金瓶梅》中所缺少的理想成分和積極力量，《紅樓夢》都給彌補起來了。《紅樓夢》的偉大在此，而它的偉大關系到它的繼承處也在此。”［1］《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被李長之認為是中國“狂飆突進”運動的代表作家。通過對中國的“狂飆突進”運動的“追認”，李長之為浪漫主義這一外來的而非中國原生的理論資源，找到用于中國語境的合理性，并將浪漫主義思想貫穿其《紅樓夢》研究之中。

　　李長之之所以會采用浪漫主義精神資源進行《紅樓夢》研究，與其整體的浪漫主義思想之形成有關。一方面，受李長之所接受的教育資源影響; 另一方面，李長之自身的文化理想使然。從接受的教育資源的角度看，李長之對德國美學和哲學較為熟悉。早在北大預科師從熟諳德國古典文學知識的楊丙辰學習德文時，李長之閱讀了大量德國文學方面的書籍。1933 年從清華大學生物系轉入哲學系以后，他對德國的美學和哲學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翻譯德國浪漫主義著作。以賽亞·柏林在《浪漫主義的根源》中將浪漫主義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紀后期的德國。［2］( P13)傾心于德國文化和哲學的李長之，深受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從文化理想角度看，李長之意圖將浪漫主義精神作為實現“中國的文藝復興”的重要思想資源。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李長之指出，“五四”對于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沒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李長之試圖做出超越“五四”的努力，在德國浪漫主義精神資源的觀照下，重新審視和闡釋中國的文化傳統，以浪漫精神來統領中國的精神譜系，從中國文化本身去找到重生之光，從而實現“中國的文藝復興”。《紅樓夢》研究就是李長之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李長之《紅樓夢》研究的關鍵元素———“憑了感情”

　　綜合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論著，可以看到其中體現出一大關鍵元素———“憑了感情”，這是李長之對作者寫作態度的定位，也是對書中人物塑造的評價。李長之在《紅樓夢批判》的開篇，便指出曹雪芹是“偉大的天才”，“曹雪芹才是感情的人，他的偉大就在他的感情”［3］。曹雪芹擁有的偉大成就，正是浸潤了他情感的著作《紅樓夢》。而考證派和索隱派的研究方式并未能真正理解這位天才，不能發掘出《紅樓夢》的真正藝術價值。李長之批評近年來“紅學”研究的一大趨勢: “從不信是自傳到太信是自傳，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地點問題就非常拘泥。”［3］

　　李長之在認同“書的成就，是與作者所最關切的背境有種切合”的同時，更強調曹雪芹“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動的余地”。然而，中國人“在精神的被損害里受著束縛”，往往落入史學研究的套路，不能從“創造力”的角度去理解曹雪芹，“翻閱中國人自己作的《中國文學史》，對于曹雪芹，卻仍然很冷淡。同人談起來，如果把《紅樓夢》與世界上別國的名著并論，也依然有不自然的感覺。”［3］李長之明確指出想象力和創造力才是《紅樓夢》真正的價值所在，也是《紅樓夢》能夠躋身世界名著之列的重要原因，這是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來看待《紅樓夢》的藝術價值。

　　創造力和想象力的一大體現就在于曹雪芹的“詩國”。李長之將曹雪芹的小說世界比附為“詩國”，將曹雪芹比附作“詩人”。他認為: “曹雪芹是一個事業上的失敗者，卻正是詩國里的英雄。”［3］“曹雪芹不但是詩人，而且是畫家。”［3］曹雪芹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專事詩歌創作的詩人，卻被李長之認為是“詩人”，這一理念與浪漫主義思想中“詩”的泛化有關。施萊格爾表示: “浪漫詩是漸進的總匯詩。它的使命不僅是要把詩的所有被割裂的體裁重新統一起來，使詩同哲學和修辭學產生接觸……賦予生活和社會以詩意。……它包括了凡是有詩意的一切，最大的達到把許多體系囊括于自身中的那個藝術體系。”［4］浪漫派以詩來對抗對立和分裂，以詩為中介去解決有限和無限的矛盾，“使有限的東西重歸無限。”［5］因此，“詩”在浪漫主義那里，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情感方式、一種哲學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文學體裁。“在人性的理想狀態中，只會有詩存在; 這就是說，屆時所有藝術和科學將合為一體，而在我們的狀態中，只有真正的詩才是理想的人及總匯性的藝術家。”［4］李長之肯定了《紅樓夢》中的詩性元素，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構造的一個“詩”的王國。

　　李長之將曹芹看做“是詩國里的英雄”，“因為他有天才，又有純摯豐富的感情”［3］。這是詩人之為詩人的根本依據，也是“詩國”存在的基礎。在其他批評文章中，也能看到他對于“詩”的情感性的理解。在論及魯迅時，李長之指出: “倘若詩人的意義，是指在從事于文藝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觀的，情緒的，而離庸常人所應付的實生活相遠的話，則無疑地，魯迅在文藝上乃是一個詩人。”［6］再比如，在評價司馬遷時，李長之認為司馬遷是一個抒情詩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是情感才是司馬遷的本質。”［7］情感是浪漫詩的重要元素。在浪漫派看來，“詩的王國最終是……( 根據) 情感、想象、幻想和愛。諾瓦利斯認為，情感本身才是人的全都生存賴以建立的基礎，人必須通過活生生的個體的靈性去感受世界……詩與情感結為姐妹，詩不過是人的心靈所具有的行動方式。沒有情感，也就沒有詩。”［5］華茲華斯也說: “詩歌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溢。”［8］可以說，情感是詩得以存在的根本基礎。李長之正是在認為“情感是詩的本質”這一重要理念下，將曹雪芹認為是“詩人”。

　　不過，我們還應看到，浪漫派還進一步關心“一個最根本的情感———愛”，而愛又與想象有關。施萊格爾認為，只有想象才能把握住愛的秘密。通過想象，浪漫派可以實現提倡擴大詩的概念的真實意圖，即把“不透明的、沉抑的、散文化的客體性變為一種活的、靈性的、詩意性的主體性，使有限與無限的同一能夠兌換”。［5］但對這一點，李長之并未進行論述。

　　李長之是在“情感是詩的本質”這一維度上運用“詩”的概念的，并進而分析“詩國”于曹雪芹的意義。李長之在《評李辰冬＜紅樓夢研究＞》一文中指出: “《紅樓夢》的著者是有兩個世界的，一個是形上的，這就是賈寶玉還沒走入紅塵的世界，一是現世的，這就是榮華富貴，一場空幻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如何，是《紅樓夢》的哲學。”［3］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就是: “人生是必須由形上界至而至現實界，又復歸形上界的，用《紅樓夢》的話說，是必須到紅塵走一番，然后各自銷案。”［3］在《＜水滸傳＞與＜紅樓夢＞》中，李長之又強調了《紅樓夢》中存在兩個世界，“賈寶玉是大荒山上的一塊補天石，林黛玉是一株仙草，大都不是紅塵中的人物。”［3］由此可見，李長之所認為“兩個世界”實際上是“形而上界”與“現實界”，或者用《紅樓夢》里的說法，即“天上”與“人間”。李長之并未明確指出這“兩個世界”究竟為何，也未細細探討兩個世界之間的關系，但已隱約透露出對于《紅樓夢》中理想成分的重視。李長之指出，盡管“遇合，繁華，他都曾有過，然而又沒有了”［3］，然而，曹雪芹能夠“從生活中打出去，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3］，“他詩國里的所有……卻永久奪不了去的”［3］。奪去的是現實，奪不去的是理想，“詩國”就是曹雪芹所營造的“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的理想世界。

　　“長期以來的史學研究，忽視了對理想世界的關注”［10］，不過，也有一些紅學大家鄭重討論過這一問題。俞平伯在 1922 年的《紅樓夢辨》中與顧頡剛探討《紅樓夢》的地點問題時已經發現諸多矛盾和困難，除非推翻“大觀園不是空中樓閣”的設定前提，其懷疑態度為此后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在1954 年寫就的《大觀園的地點問題》一文中，俞平伯明確指出大觀園包含著相當的理想成分，是用筆墨渲染出的一個蜃樓樂園、空中樓閣。余英時認為，俞平伯的說法在紅學史上具有庫恩( Thomas． S． Kuhn)所謂“典范”的意義，但環境使他無法對此革命性的新觀點加以充分的發揮［10］。1972 年宋淇發表《論大觀園》，“這可以說是第一篇鄭重討論《紅樓夢》理想世界的文字”［10］。宋淇指出: “作者利用大觀園來遷就他創造的企圖，包括他的理想，并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線和主體的發展……不論大觀園在曹雪芹筆下，如何生動，如何精雕細琢，終究是空中樓閣、紙上園林。”［11］“( 大觀園)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沒有現實的依據。”［11］余英時于1973 年發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在肯定俞平伯、宋淇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這兩個世界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大觀園是在賈寶玉心中唯一有意義的世界，“大觀園外面的世界只代表骯臟和墮落”［10］，“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重要的線索”［10］。就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關系問題，余英時進行了深入分析，“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理想世界建立在骯臟的現實基礎之上，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受現實世界的沖擊。

　　然而，余英時也并未講清楚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僅以“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等模糊字眼作說明。事實上，李長之早已提醒我們，《紅樓夢》超越于一般寫實小說的地方是其浪漫主義因素，“乃是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峰”［3］。曹雪芹的理想世界與浪漫主義所要造的“詩的王國”，又是何其相似。首先，曹雪芹所構造的大觀園的理想世界，是與庸常人所應付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的世界。超越庸常生活，創造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探尋“現實生活如何化為詩和藝術”［12］，是浪漫主義的理想。其次，李長之指出，這兩個世界，一個為“形上的”，未入紅塵時的天上世界，即無限的、永恒的世界，另一個是“現世的”，卻是“一個空幻的世界”，因為“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 《紅樓夢》第一回) ，即有限的世界。李長之點出《紅樓夢》的哲學就在于處理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即有限與無限的問題，而這亦是浪漫主義的核心思想。由于科學發展和工業文明的興起，宗教的神圣性被摧毀，人只顧及物質生產和享受，摒棄對靈性的思考，有限失去了通向無限的途徑。浪漫主義提出要創造一種“新宗教”，以詩為中介，使得人可以從有限的不完美的現實接近無限的、完美的理想，以實現有限和無限的同一，來為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意義尋找一個支點。曹雪芹感慨于繁華易逝，唯有通過構造大觀園這樣的理想世界，才能使得有限生命獲得永恒的超越。李長之強調的“透過人生而超越人生”，不正是浪漫主義“超越有限達到無限”的理想嗎? 再次，從《紅樓夢》的悲劇意義上看，“( 大觀園) 這個理想的現實依據是非常之脆弱的。同一切的理想一樣，它早晚有幻滅的一天”［11］。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構建的“詩國”終究是幻滅的，這不僅是《紅樓夢》的悲劇，更是人類生存的悲劇! 浪漫派一方面以理念化形式構造著所謂“詩意世界”，避免被具體的、瑣碎的庸俗生活所湮沒，另一方面，人必須得生活于現實之中，過于遠離具體化的、現實的生活會使得人生變得抽象，甚至產生虛無感。后期的浪漫派紛紛轉向了天主教，以回歸宗教的方式來解決有限與無限之間的矛盾，也宣告了浪漫主義理想的幻滅。

　　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又一體現就在于曹雪芹的“理想人物”。在探討《紅樓夢》的人物塑造時，李長之提出一個重要看法: 小說應塑造理想人物。李長之指出，曹雪芹“認為書中的主要人物，應該是理想的”，“在一般的小說，未必有理想，在《紅樓夢》卻確是有理想的，他書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賦予了一種美麗的靈魂。”［3］。學者羅偉文認為，李長之將理想作為批評的藝術標準，并將這一概念追溯至德國古典美學，認為這里的“理想”就是指典型，“理想的實質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他強調的理想人物應具有作者賦予的靈魂，指的是典型人物身上富有鮮明的特征性。”［13］不過，縱觀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可以看到，他更多地是從浪漫主義思想的角度來闡述“理想人物”這一理念的。

　　羅偉文認為李長之確立以理想作為審視標準的批評理念的重要意義，在于“有效地闡釋小說這類寫實型文學在人物塑造上的追求，更準確地把握了按西方寫實型小說崇尚典型的發展趨勢”［13］。崇尚典型是寫實型小說的重要特征，即羅偉文是在默認李長之將《紅樓夢》當作寫實小說來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理想”即為“典型”的。不過，在李長之看來，首先，《紅樓夢》并不是絕對的寫實主義，“他( 曹雪芹) 有寫實的手腕，但只是手腕而已，不是著者的基本精神”［3］。

　　《紅樓夢》和一般的寫實小說并不一樣，因為《紅樓夢》有“理想成分和積極力量”，“乃是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峰”［3］。其次，李長之認為《紅樓夢》能夠與西方名著相提并論的重要原因在于擅長寫人的精神和情感。試看，“寶玉那樣任感情，那樣把感情施得過分……簡直像俄國人的性格，加上這種狂癲的生理的依據，就很像朵斯退益斯基小說中的人物了。”［3］而且，他以是否能夠展示出人的精神為評判標準，來反駁認為高鶚續書不如原著的觀點，他“覺得高鶚更能寫人精神方面”，“曹雪芹像托爾斯泰，高鶚像朵斯退益斯基”。因此，李長之將《紅樓夢》的創作基調認為是具有浪漫主義精神的，其偉大之處在于擅長寫人的精神和情感。所以，單純用寫實型文學注重的“典型”來闡釋李長之的“理想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

　　羅偉文認為論及人物塑造時，“李長之沒有就理想問題進行明確的闡述”［13］，但綜合李長之對《紅樓夢》的整體研究，我們可以摸索出他的觀點。李長之在《紅樓夢批判》中多次指出，理想人物應該是有靈魂的，“在《紅樓夢》卻確是有理想的，他書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賦予一種美麗的靈魂。”［3］“因為見他是主張書中的人物必須有理想的色彩，我們也就曉得他書中的人物并不是行尸走肉，乃是有著靈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們加以探索。”［3］“假設自然界的創造是有兩種，一種是只給形象的，一種卻是更賦予了生命的……只有后一種才是完成的創造……而在賦予了生命的創造中，那高下優劣自然也有著差等: 這就與所賦予的生命之美惡相應。《紅樓夢》作者的創造，完全是成功的創造了的，他所創造的人物中有美麗的靈魂。”［3］那么，我們不禁要追問，《紅樓夢》的作者究竟要創造什么樣的美麗靈魂呢? 李長之指出，“那些人物是作者所理想，所贊成的呢……我認為賈寶玉，賈母，林黛玉三人的意見，是最可以代表作者的意見的。”［3］寶玉不愛“左傳國策公羊轂梁漢唐等文”，“最心愛，最熟悉的書，便是西廂記，牡丹亭一類了”，是因為“寶玉本來是感情的，不喜歡的也就不能夠”［3］。

　　《西廂記》、《牡丹亭》一類的書都是“主情”、“尚情”的，“我們必需忘不了憑了感情這句話，因為這是書中主人唯一的特性，當然也就是作者的性格的反映。”［3］因此，“憑了感情”的人物就是有生命的靈魂，就是所謂的“理想人物”，而并不是羅偉文所認為的“普通性和特殊性統一的人物”。在《評李辰冬＜紅樓夢研究＞》中，李長之更是明確指出賈寶玉并非世界上的真實人物，他的身上有作者的理想在，“這理想就是情感高于一切，反對一切功利主義”［3］。《紅樓夢》中的“情”為很多研究者所關注，“清代末葉以前，譽之者或稱《紅樓夢》為‘艷情’之作，毀之者則或斥其為‘yin書’”［14］。但李長之將“情”鄭重提升到理想的高度，可謂是有獨特的眼光。

　　“情感高于一切”的人，即可稱為“情癡情種”。《紅樓夢》第二回中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論及世間有三種人，“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怯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 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 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而還有一種人，是由“清明靈秀之氣”和“殘忍乖僻之氣”相遇激蕩而成，“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稱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 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賈雨村認為，賈寶玉即是這一類人物，“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其靈秀之氣比一般人高，其乖僻之氣比一般人更甚。這類人的共同點在于天資優異，不甘為庸人，與浪漫主義詩人有相通之處。“靈秀之氣”和“乖僻之氣”實為一體，即為“才華”或“創造力”。這一“才華”不僅指文學創作上詩的才能，更是指對于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或處世方式的創造。“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 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 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情癡情種”即是“詩”在“生于公侯富貴之家”的賈寶玉身上的體現，內蘊“詩性”，外顯“情癡”。而在庸眾眼中，這類人身上的詩性卻是一種“乖僻邪謬之氣”，如賈政就認定寶玉“將來酒色之徒耳”，子興也認為是“色鬼無疑”了。賈雨村駁斥道，這類人身上的詩性“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禪之力，不能知也”，必是有思想、有素養、有學識的人，才能夠理解這類人。“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曹雪芹在這里實質上是借賈雨村之口梳理了中國文化中的詩性脈絡。他所著力刻畫的賈寶玉等人“亦是這一派人物”，其身上寄托著作者的理想，即“詩性”。以詩的方式生活，以詩的態度思考，“在心靈中排除外部現實，用詩意的憧憬創造出詩與哲學的體系”［12］。

　　這也是《紅樓夢》的獨特魅力所在，它蘊含著人們對于詩意的追求。這也使得《紅樓夢》在整個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乃至人類生存現狀的思考上都具有獨特價值。李長之以敏銳的眼光抓住了曹雪芹的“詩”的理想，它體現在“情感高于一切，反對一切功利主義”的賈寶玉的身上，并高度贊揚: “我們見他( 曹雪芹)對于詩的認識那么正確，我們才承認《紅樓夢》這部大著作乃是中國唯一的出自有文學素養的作者之手的小說”［3］，“乃是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峰”。不過，遺憾的是，李長之僅關注到了“情癡情種”這一“詩”的外在表現，并未深層挖掘“詩”的本質和根源。盡管如此，他對于《紅樓夢》中詩性元素的關注開辟了一種新的研究角度，以探求《紅樓夢》中的理想成分于文學、于藝術甚而于人生的獨特魅力。

　　就“詩國”和理想人物的關系而言，在曹雪芹所創建的“詩國”或理想世界里，住著的都是“詩人”或者理想人物。宋淇指出，“大觀園是女人的堡壘，除了寶玉以外，其他男人一律不能入內。”［11］事實上，即便是“女人的堡壘”，入住的女孩子也是經過曹雪芹精心挑選的。黛玉之“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癡情與詩才自不必說; 襲人則是“有些癡處: 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 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 《紅樓夢》第三回) ; 就連最通世俗氣的寶釵，也“古怪著呢……從來不要這些花兒粉兒的”( 《紅樓夢》第七回) 。然而，大觀園里的人最終得走出這個詩性世界，理想人物終究要落入庸眾之中。人渴望“詩意地棲居”，卻往往只能在瑣碎、庸俗的有限生活里浮沉，這難道不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間世的最大的悲劇”［10］嗎?

　　三、李長之《紅樓夢》研究的意義

　　自 1921 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以來，紅學考證發展已面臨危機。余英時指出: “近代新紅學的最中心的理論是以《紅樓夢》為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自傳說至少受到三種不同的挑戰: 第一種是出乎索隱派的復活; 第二種是起于‘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論’; 第三種則來自對于《紅樓夢》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的認識。”［14］前兩種挑戰都不足以建立起新的“典范”，只有在第三種挑戰的指導下，“紅學”研究才有可能從困途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余英時強調，“這個可能建立的新典范是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系上。”［14］新典范是從“自傳說”紅學內部孕育出來的一個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李長之尊重“自傳說”的考證成績，但又認為“他( 曹雪芹) 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動的余地”，從而“突破‘自傳說’的牢籠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14］，超越了歷史考證的紅學傳統，打下了新“典范”的地基。

　　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具有新“典范”的兩個特點: “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范假設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14］具體而言，第一，李長之一再強調曹雪芹是“中國唯一的大作家”，《紅樓夢》是“唯一的大著作”，是在文學價值上可以和世界名著相提并論的小說。他批評考證派和索隱派的史學研究套路“不以為中國大作品的作家也有美妙的情緒和思想”，不能給《紅樓夢》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李長之對《紅樓夢》中的理想成分予以關注，重點分析了曹雪芹的“詩國”及其塑造的“理想人物”。第二，李長之強調要從作品本身去發掘作者貫穿其中的思想。他指出，“唯一可考見作家的精神的，乃是他的作品”［14］。如在論述作者對文學的態度時，李長之指出要憑著可靠的材料找出作者的意見。再比如，李長之抓住“憑了感情”這一貫穿全書的思想，揭示了作者本意和小說結構之間的有機聯系。由此可見，李長之的《紅樓夢》研究具有紅學革命的意義，“百余年來紅學研究的主流里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小說的地位……被當做一個歷史文件來處理”［14］。

　　而“在新‘典范’引導之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于廣義的文學批評的范圍，而不復為史學的界限所囿”［14］。王國維可謂是最早從文學的角度去分析《紅樓夢》的，但“此后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此尤為紅學史上極值得惋惜的事。”［14］事實上，王國維開創的研究思路并未完全“絕響”，李長之在考證派大行其道的 30 年代，鄭重指出: “從咬文嚼字的考據，到事實上的考據，然而現在卻應該作內容的欣賞了。王國維的評論，固然很可真貴，究竟因為是作于未確定為作者自傳以前，而且不能算什末詳盡。可是，既然開了端緒，我們就更該認真作一下了。”［3］李長之從作者態度、文學技巧等多方面探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深入到《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與精神天地。即便是在 1954 年以后，整個“紅學”研究轉入“斗爭說”

　　的政治闡釋時，李長之仍為《紅樓夢》文學價值的研究作著努力。他于 1957 年發表《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明確指出《紅樓夢》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的巨著”，還于 1944 年參加中央大學文學系一次文學座談會作演講: “《水滸》是首史詩，而《紅樓夢》是抒情詩……是單抒個人的感情! ”［3］他一直堅持將《紅樓夢》當作小說來研究，發掘其美學價值。因此，李長之《紅樓夢》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可謂是紅學從史學研究到文學批評的轉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從更深一層說，自王國維較早做出用西方文藝理論來闡釋《紅樓夢》為《紅樓夢》開拓研究視野提供了新途徑。李長之延續王國維的研究傳統，在指出王國維生搬硬套的弊病之后，進一步回歸作品本身，以浪漫主義精神資源進行觀照獲得新解。李長之從浪漫主義角度挖掘出《紅樓夢》中的詩性元素，展現《紅樓夢》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獨特魅力。盡管李長之在浪漫主義相關理念的把握和運用上尚有欠缺之處，但他畢竟打開了“解其中味”的大門，讓后來者能夠繼續沿著這條研究之路走得更遠，去深入理解那“滿紙荒唐言”的真正價值，真正去理解作者曹雪芹實為可與歌德、盧梭、普希金等人齊名的“天才”。

　　參考文獻:

　　［1］李長之．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N］．文藝報，1957( 3) ．

　　［2］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根源［M］．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8．

　　［3］李長之、李辰冬．李長之、李辰冬點評紅樓夢［M］．北京: 團結出版社，2006．

　　［4］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施勒格爾批評文集［M］．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5．

　　［5］劉小楓．詩化哲學———德國浪漫美學傳統［M］．濟南: 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6］李長之．魯迅批判［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3．

　　［7］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和風格［M］．北京: 三聯書店，1984．

　　［8］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一八 00 年版序言［A］/ /西方文論選( 下) ［C］．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9］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 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再認識［M］．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0］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M］．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11］宋淇．論大觀園［A］．紅樓夢識要［C］．北京: 中國書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