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韓愈的師說

　　導語：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個中下級官僚家庭和書香門第。以下小編為大家介紹歌曲韓愈的師說文章，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歌曲韓愈的師說

　　《師說》（韓愈）原文和譯文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就始終不能解開。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拜他為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因此，無論高低貴賤，無論年長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也難了！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他，焉為代詞）；現在的一般人，他們才智不及圣人也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這個原因吧? 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兒童的老師，教他讀書，學習書中的文句的停頓，并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知句子停頓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愿問老師；小的方面學習了大的卻丟了[2]。我沒有看到他的明達。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們。問他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當做老師，就足以感到恥辱；把官大的人當做老師，就被認為近于諂媚。”哎！求師的風尚難以恢復由此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這些人了，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所以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學問和技藝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歲，喜歡古文，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沒有被時代的風氣所影響，向我學習。我贊賞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寫《師說》送給他。

　　語境，就是言語環境，包括上下文語境和情景語境。情景語境指說話時的人物、背景，包括文中涉及的人物、時間、處所、社會環境及交際手段等。要理解韓愈的《師說》的思想內容，除了需要依據全篇的內容，還必須聯系作品的社會背景、作者生平經歷等情境。這樣解讀《師說》，其結尾就不僅僅是附記性質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內容就不單是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韓愈為什么要作《師說》，從表面看結尾從寫作緣起作了解答，是為了贊許李蟠。究其原因就是一個能行古道。具體分析應該是兩個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一是不拘于時，學于余。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兩條，就值得韓愈為他寫篇文章贈送？正因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學經歷實踐了韓愈古文運動的思想，成了觸動韓愈針對現實發表議論的一個契機、一個借口。

　　語境一：不顧流俗，獎勵后學。

　　不拘于時，所謂時，就是時俗，指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謂古道，則是指古代尊師重道的風尚。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當時上層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憑著高貴的門第，生來就是統治者，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了韓愈所處的中唐時代，這種風氣仍然存在，上層士大夫之族自己不從師學習，也反對像韓愈那樣公然為人師之人，還對別人的從師學習群聚而笑之。時任國子監四門博士的韓愈對上層士大夫之族的惡劣風氣深惡痛絕。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當時向他請教的青年后學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和指示有加。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地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方辭。愈以是得狂名。當然，這里的師，并非教孩子寫字和斷句的學塾老師。韓愈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謂師，是指學業上事業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請教，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當時卻有一部分人以從師為恥，把當老師的人視為狂人。當時社會上出現這等怪事，韓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顏為師，獎勵投書請益的青年后學李蟠等。《師說》結尾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

　　在這篇文章的開篇，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人非生而知之者，嚴正批駁了上層士大夫之族宣揚的血統論和先驗論，明確指出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對教師職責認識的局限，把教師的職責從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擴大到傳道授業解惑，打破傳統師法森嚴的壁壘，把教師弟子的關系社會化了，提出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平等的相對的，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緣故，即能者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他論及當時社會上各種恥學從師的現象，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說明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之類，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作者反復申述了師的重要性。

　　《師說》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再聯系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情境進行分析，我們從中就可看出韓愈反對流俗的巨大勇氣和堅持真理的可貴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為什么會招致那么多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遭到當權者的排擠，以至居長安，煩不暇熟，又挈之而東，如是者數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士大夫之族恥師輕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時俗的限制，不管對方的身份地位，這與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師道主張是一致的。作者贊許的正是李蟠的這種師道精神，學于余也不說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學，其實是學于道，因為作者已說明聞道在先、術業有專攻而已。

　　語境二：復興儒學，闡發道義。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昂揚闊大的氣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割據、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已處于一種表面穩定實則動蕩不安的危險狀態。面對嚴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慨然奮起，思欲變革，以期王朝中興。與強烈的中興愿望相伴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韓愈最突出的主張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越過西漢以后的經學而復歸孔、孟。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當然，韓愈弘揚儒家道統的基本著眼點在于適于時，救其弊（《進士策問》其二），解救現實危難。在韓愈看來，當時最大的現實危難是藩鎮割據和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的佛老蕃滋。圍繞這一核心，韓愈撰寫了以原道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論文，明君臣之義，嚴華夷之防，對藩鎮尤其是佛老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抨擊。

　　韓愈推崇儒學，力排佛老。而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的出現，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自漢代傳入，至唐代盛極一時。據皮日休《文藪·十原系述·原化》記載，當時人們對西域來的佛教徒舉族生敬，盡財施濟慕其風蹈其者，若百川蕩不可止，可見佛教流行的盛況。佛教主張與儒家教條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離儒教愈遠。佛教既廣為人們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的社會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師道的被毀，也就成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寵而向儒教挑戰，儒教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堅出而排佛，韓愈就是代表之一。聯系這些言語情景進行分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師說》第三段所舉歷史名人對象，是當時備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為論證就有極大的說服力，也足見作者另意所在。所舉事情圣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既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也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原則，而且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提供了佐證。

　　韓愈認為教師的職責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倫理道德制度。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業就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儒家的經典著作。惑就是學習這些著作時碰到的疑難問題。傳道師道的目的是維護和鞏固當時的封建秩序。《漢書·儒林傳》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藝經傳皆通習之能行古道，其實就是在傳承儒道，弘揚儒家思想，當然就更值得稱道了。何況，李蟠的通習，也與今之眾人的恥學和童子的小學而大遺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恥學是糊涂的，小學是不明智的，應該反復學習研讀的是六藝經傳，是儒家的經典，是道的載體。無疑，從語境角度解讀《師說》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是把傳道師道能行古道等等道義作為理解的重點。準確把握道的實際內涵是儒家思想，要從傳道的角度去認識韓愈反對流俗見解的巨大勇氣和斗爭精神。可以說作《師說》是韓愈為了維護儒家的道統，抵制由佛教影響造成的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作的一次努力。

　　語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運動。

　　唐代的古文運動崇儒復古，提倡散體，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駢文舊習作出了很大貢獻。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韓愈以他反對流俗的巨大勇氣和優秀的古文創作，為該運動的后繼者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師說》正是這樣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學復興和政治改革所觸發，以復古為新變的文體文風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這一主張與現實政治緊相關聯，也成為宣傳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論依據。明道是為文的目的，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韓愈一再說自己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也（《題歐陽生哀辭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書》），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統外，便是用道來充實文的內容，使文成為參預現實政治的強有力的輿論工具。韓、柳明確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倡導古文運動，主張：文章要像先秦兩漢散文那樣言之有物，要闡發孔孟之道；反對六朝以來單純追求形式美、內容貧乏的駢驪文章；語言要新穎。對那些言之有物的古文也要師具意而不師其詞言貴創新，詞必己出唯陳言之務去。《師說》贊揚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的愛好他們提倡的那種古文。

　　韓愈將文體文風的改革作為其政治實踐的重要部分，賦予文以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鮮明的現實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歸質實真切，創作了大量飽含政治激情、具有強烈針對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韓愈的《原道》《原毀》《諱辯》《爭臣論》《論佛骨表》都是反映時代精神，抒發憤慨不平、對社會現實深刻批判的杰作。《師說》中作者將濃郁的情感注入文中，強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藝術魅力，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學境地。它針對當時士大夫階層恥于從師、輕視學習的社會風氣，層層深入，借用古今、幼長、下層藝人與上層官僚等多方位的對比，從正反方面申說必有師的道理。其皆出于此乎惑矣和吾未見其明也其可怪出歟，把這幾句評論聯系起來揣摩，情感逐層遞進，言辭愈來愈激烈，一個對士大夫之族強烈不滿的情感呼之欲出。全文整齊的排偶句和靈活的散句交錯運用，配合自然，使語言奇偶互現，錯落有致，氣勢雄壯，在重視辭采、語言和技巧上建立新的論說文美學規范和秩序。

　　綜上所述，從語境角度解讀《師說》，它反映了現實，作郁于中而匯于外的不平之鳴，由反流俗力量來作強烈感情傾向，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師道思想；它也宣揚道統和儒家思想，存在明道傾向。解讀韓愈，也可以把《師說》看作是他倡導古文運動的一個莊嚴宣言。

　　【拓展閱讀】

　　“師說”，意思是說說從師學習的道理。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非常重要的論說文，是中國古代專論教師的名篇。它著重闡明了從師學道的必要性和應有的態度，提出了教師的基本任務是“傳道受業解惑也”，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選擇教師應以掌握仁義之道為根本條件，“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他提倡學無常師，要虛心好學，不恥下問。在師生關系中，他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他認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師生也是可以互相學習的。這比《學記》中的“教學相長”的觀點更進了一步，注入了民主與辯證的新內容。高考在線文學常識

　　關于“說”

　　“說”，古代議論、說明一類的文章的總稱，是古代散文中的一種文體。它與“論”無大異，所以后來統稱說理辨析之文為論說文。《文章辨體序說》指出：“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而以己之意述之也。”可見，“說”屬于議論文的范疇。可以先敘后議，也可以夾敘夾議，一般為陳述自己對某種事物的見解。“說”與“論”相比要隨便些。像《捕蛇者說》《馬說》《愛蓮說》都屬“說”一類文章。“說”，古義為陳述和解說，因而對這類文體都可以按“解說……的道理”來理解。《師說》意思是解說關于“從師”的道理。中學階段出現的這種體裁的文章有：《師說》、《馬說》、《少年中國說》、《捕蛇者說》、《黃生借書說》等。

　　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實際是以復古為名的文風改革運動，韓愈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載道”、“文道結合”的觀點，主張學習先秦、兩漢“言之有物”、“言貴創新”的優秀散文，堅決摒棄只講形式不重內容華而不實的文風。本文第4段他贊揚李蟠“好古文”，就是指愛好他們倡導的那種古文。韓愈用他杰出的散文影響文壇，還熱情地鼓勵和指導后進寫作古文。經過他和柳宗元等人努力，終于把文體從六朝以來浮艷的駢文中解放出來，奠定了唐宋實用散文的基礎。[走進作者]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因為昌黎（今河北昌黎縣）韓氏是望族，所以后人又稱他為韓昌黎。他二十五歲中進士，二十九歲以后才登上仕途，累官至吏部侍郎。中間曾幾度被貶，他的整個中年時代是不得志的。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他反對六朝以來浮華艷麗的文風，竭力主張“文以載道”，提出了“惟陳言之務去”、“辭必己出”的口號，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極其深遠。

　　韓愈不僅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而且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許多為人們所傳誦的優秀散文。他的散文，題材廣泛，內容深刻，形式多樣，語言質樸，風格剛健，氣勢雄壯，因此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世尊他為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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