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題木居士》鑒賞古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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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題木居士二首》鑒賞古詩其一

　　在日復一日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觸過古詩吧，古詩言簡意豐，具有凝煉和跳躍的特點。那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韓愈《題木居士二首》鑒賞古詩其一，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韓愈《題木居士二首》鑒賞古詩其一

　　題木居士二首（其一）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

　　根如頭面干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

　　韓愈詩鑒賞

　　唐時耒陽（今屬湖南）地方有木居士廟，貞元末韓愈路過時留題二詩，此為其一。詩是有感于當時的社會現實而發，非一般應景的題詠。詩中木居士與求福人不妨視為官場中兩種人的名稱。作者運用詠物寓言形式，在影射的人與物之間取其相似點，獲得了豐富的喜劇效果。

　　漢代南方五嶺間有所謂楓人的雜鬼。以楓樹老而生癭，形狀類人，被巫師取作偶像，借施騙術。

　　木居士大約也是同一類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樹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經磨歷劫，傷痕累累，被扭曲得根如頭面干如身這樣一種扭曲的形狀。前兩句交代木居士以前的狼狽處境，揭其老底，后兩句則寫其意外的發跡，前后形成鮮明對照。幸乎不幸乎，世間的機遇往往帶有偶然性質。老樹根干狀似人形，本是久經大自然災變的結果，然而卻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進神龕。昨天還是囚首喪面，不堪其苦，轉眼變成堂堂皇皇的木居士，于無佛處稱尊了。其名與實、尊榮的處境與虛朽的本質是何等不協調。在諷刺藝術中，喜劇效果的取得，多著力于揭露假、惡、丑的事物的表面現象與內在本質的極不協調，換句話說，就是把無價值的撕毀給人看（魯迅）。

　　可詩的妙處尚在最后一句，它摹畫出這樣一幅圖景：

　　神座之上立著一截僥幸殘存、冥頑不靈的朽木，神座下卻香煙繚繞，匍伏著祈求保佑的善男信女。這種莊嚴的、鄭重其事的場面與其荒唐的、滑稽可笑的內容，再一次構成不協調，構成喜劇沖突，使人忍俊不禁。這里挖苦諷刺的對象又不僅是木居士了。

　　木居士雖然可笑，而求福人更可笑亦復可悲。詩人是用兩副筆墨來刻劃兩種形象的。在木居士是正面落墨，筆調嬉笑怒罵，尖酸刻薄。對求福人則著墨不多，但有點晴之效：他們急于求福，欲令智昏，錯抱佛腳。木居士不靠他們的愚昧尚且自身難保，怎么可能反過來賜福于人呢？其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不是荒唐之至么？詩中對木居士的刻薄，句句都讓人感到是對求福人的挖苦，是戳在木居士身上，羞在求福人臉上。該詩妙處，就在于抓住了聾俗無知，諂祭非鬼（《溪詩話》）的陋俗與封建官場中某種典型現象之間的相似點，借端托喻，以詠物寓言方式，取得諷刺鞭撻的效果。

　　韓愈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人，人稱“韓昌黎”。韓愈，19歲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三試不中”，直到25歲才考中進士，后在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中又連遭失敗，仕途坎坷。多經反覆，直到35歲才當上京官“四門博士”，后升遷為監察御史，又因為為民請命，得罪當政的京兆尹李實，很快被貶為陽山縣令。唐德宗死后，韓愈重受提撥，先后當上國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向皇帝上書反對迎拜“佛骨”的《論佛骨表》，得罪唐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先后作《祭鱷魚文》釋放奴隸，深得百姓愛戴。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韓愈被召回作國子祭酒，后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享年57歲，追贈禮部尚書。

　　韓愈的真正成就，在于文學領域。韓愈積極領導了唐代古文運動，并使這一運動獲得重大的成功。所謂古文運動，就是改變漢魏六朝以來的駢體文，恢復先秦時代的散文體。韓愈把古文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韓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辭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來振興儒學，恢復“圣道”。韓愈認為，“文以載道”，文和道必須有機結合起來，應該首先重視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韓愈以“物不得其平則鳴”為根據提出了一條理論，認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韓愈認為，文體上應該學習古代圣賢之為文。但必須“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還提出，寫文章應該“唯陳言之務去”，去年陳詞濫調，務爭有所創新。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是成功的，從此“古文自唐以后為一大變”，一改YM的文風。蘇軾據此稱是“文起八代之衰”。韓愈的文學主張，對于后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文學實踐活動都有積極的影響。

　　韓愈的詩作也取得很大成就。他不拘泥于李杜，而是有所革新與創造，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韓愈三進國子監做博士，一度擔任國子監祭酒，招收弟子，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后進和提攜人才的文章，不失為一位有創造性見解的教育家。

　　韓愈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后學。柳宗元曾贊嘆說：“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韓愈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主要的有《師說》《進學解》和《雜說四馬說》等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命題，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他還提出了“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指出“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韓愈的“性三品說”在哲學領域產生較大的影響。韓愈認為，“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說，人性是人生下來就有的，情是后天產生的。性的內容表現為仁義禮智信(五德)，情的具體內容表現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韓愈認為，這種差異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相應的情也有三品。根據這種理論，韓愈提出對上等人用“教”的辦法，對下等人用“制”的辦法，使之“畏威”。這種理論同董仲舒把人性分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一脈相承的。性三品說，必然導致英雄史觀。韓愈認為，歷史由“圣人”創造，這是性三品說的必然邏輯結論。韓愈的作品，充實了盛中唐文化，為我們留下了瑰麗的文化遺產。他的思想觀點，極大地推動了當時社會的思想進步，成為我國文學思想史上一位杰出人物。

　　韓愈的作品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門人李漢曾編其遺文為《韓愈集》四十卷，今有《韓昌黎集》傳世。

　　《韓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整理注釋的韓集有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童第德《韓集校銓》等。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

　　《全唐詩》編其詩十卷，《全唐詩外編》及《全唐詩續拾》補詩12首。

　　關于韓愈的典故

　　典故一：叩齒庵

　　韓愈來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見一個和尚，面貌十分兇惡，特別是翻出口外的兩個長牙，韓愈想這決非好人，心想著要敲掉他那長牙。韓愈回到衙里，看門的人便拿來一個紅包，說這是一個和尚送來的。韓愈打開一看，里面竟是一對長牙，和那和尚的兩只長牙一模一樣。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齒，并沒說出來，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韓愈立即派人四處尋找那個和尚。見面交談后，韓愈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靈山寺的大顛和尚，是個學識淵博的人。韓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賠禮道歉。從此，兩人成了好朋友。后人為紀念韓愈和大顛和尚的友誼，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齒庵”。

　　典故二：性情中人

　　韓愈性格開朗豁達，與人交往，無論對方發跡或是潦倒，他始終態度不變。年輕時同孟郊、張籍友善，二人聲名地位還不高，韓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贊揚推崇他們。張籍終于得中進士，榮獲官祿。后來韓愈雖然身份顯貴，每當辦完公事的閑暇，便同他們一起談話宴飲，論文賦詩，和過去一樣。而他對那些權豪勢要，看作奴仆一般，瞪著眼睛不屑一顧。韓愈很善于誘導勉勵后進，留在家中做賓客對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顏悅色毫不在意。他總以振興名聲教化、弘揚仁義為己任。幫助內外親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后人對韓愈的評價

　　韓愈是一個氣場和存在感均極強的人物。作為文壇領袖，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余年，聲名塞天”(劉禹錫《祭韓吏部文》);作為作家，他敢為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人”，他剛直敢任，人格偉岸，誠為偉丈夫。如此人中鸞鳳，卻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極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許多細微樂趣或煩惱，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韓愈確實是不可多得的歷史人才，他的影響使無數帝王將相相形見絀。在中唐的政治舞臺上，他扮演過監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誥、刑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績。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文學上。他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為文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堅決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故宋人蘇軾對他推崇備至，稱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弱”的豐功偉績。

　　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韓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風。)，明人推崇他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

　　25歲中進士，29歲登上仕途，卻在功名與仕途上屢受挫折。

　　德宗貞元十九年(803)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縣)縣令。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過耒陽，專程拜謁了杜甫墓，并作長詩《題杜工部墳》以吊之，最先認識到杜詩的價值。

　　與衡州刺史鄒儒立會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全詩凡二百言，一韻到底，一氣呵成，音調鏗鏘，氣勢磅礴，為自唐以來題詠石鼓千古傳誦、膾炙人口之杰作，亦為后世文人學士所推崇，步其韻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臨渺空闊，綠凈不可唾”兩句，已成為后世人們廣為傳誦的名句。明萬歷中(1587～1598)，與李寬、李士真、周敦頤、朱熹、張栻、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登臨祝融峰，“韓愈開云”千百年來在南岳衡山傳為佳話，歷代文人以“開云”為題歌詠不絕。

　　他也是第一個寫詩吟誦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楊慎稱其《岣嶁山》一詩“發揮稱贊豈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為對衡陽人文歷史影響最深遠的大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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