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新樂府詩語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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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樂府詩語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杜甫新樂府詩的文化批判功能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嗎?

杜甫新樂府詩語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杜甫新樂府詩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賴于對詩歌整體思想內容的理解外，還表現在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這種功能。如對較敏感的事物進行表述時采用能指與所指差異較大的詞語，大量運用非陳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辭格等。

　　唐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的時代，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詩的極度繁榮。但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文化霸權仍然存在，詩人們仍不能毫無忌憚地寫作。尤其是安史之亂前后，社會動蕩到了極點，文化霸權也由隱而顯，杜甫因房館事而受冷落并最終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權的結果。這個時期，許多詩人因懾于這種霸權而紛紛放下手中的筆。作為一個敏感而又愛國的詩人，杜甫不可能面對國家的危機而無動于衷，他要通過自己手中的筆去揭露黑暗的社會，因此他以更大的熱情投人到寫作中，最能代表杜詩現實主義風格的新樂府詩大多寫于此時。但杜甫畢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離于那個社會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權的制約，對當朝統治者進行評判和指責時也要有所顧忌。但讀者從杜甫的新樂府詩中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這種力量一方面依賴于詩歌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會表現出一定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所普遍忽略的一點，就是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文化批判的功能。

　　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所提出來的兩個概念，分別代表概念和音響形象，此處借用這兩個概念并把能指界定為語詞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義，把所指界定為語詞在具體語境中的實際意義。能指與所指之間可以是統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異的。杜甫新樂府詩中對一些比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體現了有所差異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為了回避潛在的危險，是對文化場權的妥協，而真正的所指是對當時社會的揭搏與批判，是對文化貓權的顛彼。

　　第一，人稱

　　能指:第三人稱，泛指葉所指:第一人稱，特指。如: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兵車行))例中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仍是由人到人的關系，只是人稱和指稱范圍有變化，“道旁過者”、語詞的能指是第三人稱，是泛指，而其所指均應是“作者自謂”，是第一人稱，是特指。相對而言，其所指的第一人稱、特指比較敏感，潛在的危險性更大，而換用能指的第三人稱、泛指有利于淡化矛盾，回避危險，對意義的表達也不會產生影響。

　　能指:客觀事物或他人一所指:特定的人。如:

　　(1)楊花雪落覆白旅，青鳥飛去銜紅巾。

　　(《麗人行》)

　　(2)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

　　((哀江頭》)

　　(3)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4)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兵車行》) 第二，地名。

　　能指:舊稱或泛稱一所指:今地、特稱。如:

　　(1)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新安吏))

　　(2)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3)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

　　((冬狩行))

　　(4)回略大荒來，蜻函蓋虛爾。(《塞蘆子))

　　第三，其他

　　能指:普通名詞或虛有事物。所指:諱語或忌語。如:

　　(1)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2)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新安吏》)

　　(3)荒戍之城五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

　　(《娜樹行)) 以上諸例能指與所指之間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詩都表達了對君主或朝廷行為的不滿與指責，而這種不滿與指責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危險。但這種危險并不是在所有的詩中都存在，所以詩人在某些詩中也采用了一些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明顯差異的詞語，如《洗兵馬》“只殘鄴城不日得”中的“鄴城”，“郭相謀深古來少”中的“郭相”。而同寫于乾元二年的《新安吏》，為了回避潛在的危險，表達同樣所指的詞分別換成了能指不同的“相州”和“仆射”。

　　杜甫的新樂府詩在體裁上屬于“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敘事詩。在敘事詩中，從語氣的角度講，陳述句應是應用最多的一種類型。但陳述句只是述說一個判斷，描寫一種德性、情狀，敘述一個動作或變化，而不帶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杜甫的新樂府詩要達到“諷興當時之事”(元棋《古題樂府序))的目的，必然要融人詩人的感情。由此，杜甫在詩中大量運用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等非陳述句式。通過這些句式，打破讀者的慣常思維，使讀者以一種新的角度去審視社會，進而對社會乃至自我認識方式作出積極的探索，從而使詩人的“諷興”目的得以實現。

　　第一，疑問句

　　疑問句，或有問無答，或自問自答，或無疑而問。一方面，為讀者提供一個條件，引導其主動思索、判斷，讓內因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更好地接受作者的觀點和情感;另一方面，加強語氣，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情刺激，引發反思。

　　其一，般疑問句如:

　　(i)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春莫倉促。

　　((悲青坂))

　　(2)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歲姜行》)

　　(3)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蠶谷行))

　　(4)肉味不足登鼎姐，何為見羈虞羅中?

　　(《冬狩行))

　　(5)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無家別》)-

　　以上諸例都提出了一些詩人似乎知道而又無法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是與詩人同時代同命運的人所共同關心的問題，顯示出了詩人對世事的關注和對人生的思考，同時也引導讀者關注同樣的問題，在漸深、漸全面的思考中自覺地揭示出事物的內在本質。

　　其二，設問句如:

　　(i>士卒何草草?筑城撞關道。((沒關吏))

　　(2)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無家別))

　　(3)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

　　((大麥行))

　　(4)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

　　((哀江頭))

　　(5)頭上何所有?翠為甸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麗人行))

　　以上諸例均自問自答。“問”，引人注意，啟發讀者思考;“答”，強調答案，顯示出主體的參與，使所述更可信、更有力度。一問一答，使讀者在思考中接受詩人的觀點，給讀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從而強化批判效果。

　　其三，反問句如:

　　(1)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2)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新婚別))

　　(3)人生有離合，豈擇盛衰端?((垂老別))

　　(4)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

　　((負薪行))

　　(5)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行))

　　以上諸例均屬無疑而問，使用問句形式的目的在于加強語言的力度，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從而不自覺地引導讀者去思考隱藏在這肯定的判斷后面更深層的東西。

　　第二，感嘆句

　　感嘆句是情感達到高峰時所采用的一種句式，是慷慨激昂、激情萬分的爆發和噴涌。詩人面對家國之大不幸，情何以堪!如此之激情會深深地感染讀者，產生心與心的交流，從而使讀者自覺地接受詩人的觀點。如:

　　(1)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

　　(《折檻行))

　　(2)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冬狩行》)

　　(3)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蔽!(《白馬》)

　　(4)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哀王孫》)

　　(5)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貧交行》) 第三.析使句

　　祈使句，感情有強弱之分，強而堅定的為命令或禁止，弱而委婉的為祈求、勸請、建議或勸止。杜甫新樂府詩所用祈使句基本上全為后者。這種弱而委婉的表達是詩人較為低下的身份地位所決定的，這種表達同時也顯示了其所述是詩人的衷心之語，顯示了詩人對世事的關切。如:

　　(1)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2)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淦關吏))

　　(3)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飾樹行))

　　(4)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

　　((歲姜行))

　　(5)不勞烈士淚清沱，男谷女絲終復歌。

　　((蠶谷行))

　　杜甫的新樂府詩運用了大t的非陳述句式以增強其文化批判力量，而這種非陳述句式使用位置的不同也會影響表達效果。當一個非陳述句出現在詩尾時，它會產生一種言盡而意不盡的效果。杜甫的新樂府詩共32首，有25首的結尾都用了非陳述句。其中用疑問句的10首(《沙苑行》《悲青坂》《塞蘆子)《洗兵馬》《無家別》《大麥行》《光裸坂行》《負薪行》《最能行)(歲委行》)，用感嘆句8首((貧交行)(哀王孫》《垂老別》《苦戰行》《去秋行》《冬狩行》《虎牙行》《白馬))，用祈使句的7首((祈安吏》《淦關吏》《新婚別)(麗人行)(娜樹行)(自平)(蠶谷行》)。

　　敘事詩在表達上多采用“賦”的藝術表現手法，杜甫的新樂府詩也以“斌”為主，但這種平鋪直敘的手法很難引起讀者的共鳴，也很難實現“諷興”的目的。為解決這一矛盾，杜甫除用前述兩種方式外，還運用了一些極富表現力的修辭格。如:

　　第一.對比

　　例如:

　　(1)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

　　生男埋沒隨百草。(《兵車行》)

　　(2)去年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去秋行》)

　　(3)去年米貴閱軍糧，今年米賤太傷農。(《歲澡對于))

　　(4)富豪有錢駕大炯，貧窮取給行碟子。

　　(《最能行》)

　　(5)自古圣賢多薄命，奸雄惡少皆封侯。

　　((娜樹行)) 第二，比喻

　　例如:

　　(1)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兵車行》)

　　(2)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哀王孫》)

　　(3)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新安吏》)

　　(4)青拎宵子困泥途，白馬將軍若雷電。

　　(《折檻行》)

　　(5)黃門飛鞋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

　　(《麗人行》) 第三，夸張

　　例如:

　　(1)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2)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筱!(《白馬》)

　　(3)禽獸已斃十七八，雜聲落日回蒼彎。((冬狩行))

　　(4)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

　　((兵車行》)

　　(5)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悲陳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杜甫新樂府詩所用修辭格多是針對“人事”而發，而且是“人事”中不公平、不正常或極其慘烈的一面。用修辭形式一方面避免了蒼白而又可能存在潛在危險的表述，另一方面又得到了一種極強的“渲染”效果，通過這種“渲染”對所述內容進行強調，給讀者以震撼，增強批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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