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與沈從文的悲憫

　　沈從文一生寫下很多部小說和散文集，但是在他眾多的作品之中，《邊城》則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先生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城》與沈從文的悲憫。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城》與沈從文的悲憫

　　《邊城》發表不久，劉西渭作了這樣的評價：“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惟其良善，我們才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里的。”他的感受很直觀地把握了沈從文創作中的思想基調。對這“悲哀的分量”作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邊城》，正確理解語文教材中節選的《邊城》片段。

　　一、生命樣式的悲憫

　　用淳樸的民風、善良的人性，沈從文在《邊城》里營造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湘西世界”。作者在小說的開始，就以渡船為背景，展示了一個迥異于世俗社會的生活空間：

　　渡頭為公家所有，故過渡人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

　　管渡船的必為——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我有了口糧，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這個!”

　　但不成，凡事求個心安理得，出氣力不受酬誰好意思，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的。管船人卻情不過，也為了心安起見，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煙，一扎一扎掛在自己腰帶邊，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贈。有時從神氣上估計那遠路人對于身邊草煙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時，便把一小束草煙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說，“不吸這個嗎，這好的，這妙的，味道蠻好，送人也合式!”茶葉則在六月里放進大缸里去，用開水泡好，給過路人解渴。

　　老船夫安于本命，正直、豁達、不貪婪，這樣的理念在湘西正常的生活邏輯中不會有任何的矛盾與沖突，可是，當生活的軌跡溢出旁系，那么，它的支撐能力就會受到考驗：

　　老船夫的獨生女，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峒軍人，很秘密的背著那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系。有了小孩子后，這屯戍軍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從逃走的行為上看來，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一個卻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經過一番考慮后，軍人見她無遠走勇氣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就心想：一同去生既無法聚首，一同去死當無人可以阻攔，首先服了毒女的卻關心腹中的一塊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張，事情業已為作渡船夫的父親知道，父親卻不加上一個有分量的字眼兒，只作為并不聽到過這事情一樣，仍然把日子很平靜地過下去

　　面對生死，老船夫的價值觀里沒有孰輕孰重，只是像忠實于生活一樣忠實于人禍，默默地承擔命運安排的苦果。這種生命的樣態具備無意識傳承性，它也自然而然地因襲在老船夫孫女兒翠翠的骨子里。可是，老船夫卻發生了疑惑：“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媽媽一樣，老船夫的年齡，還能把小雛兒再育下去嗎?人愿意神卻不同意!人太老了，應當休息了，凡是一個良善的鄉下人，所應得到的勞苦與不幸，全得到了。”爺爺愿意翠翠如同世世代代湘西人那樣自由自在地相愛，可他憂懼“湘西式”戀愛導致的殉情。為什么在一家兩代人的身上，爺爺出現了迥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因為爺爺“老” 了!這種“老”不單是年齡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力量的衰弱，爺爺不再能夠如從前保護女兒一樣保護翠翠!如果把爺爺當做湘西生命的標志，那么這生命樣態所產生的人生恐懼，便左右著故事不可預知的結局。

　　為了保護翠翠，老船夫對翠翠的愛情有了介入，這種介入違反湘西年輕生命本來的自然法則，制造了誤解。大老天保的死是直接惡果，破壞了湘西世界原有的格局，也帶來了信任和融洽的損毀，老船夫陷于惶恐自責以及更深的對翠翠未來的憂慮之中，終于在風雨交加的夜晚離開了人世。與爺爺的長逝相伴的是白塔的坍塌，隱喻爺爺一樣的湘西生命的殞滅，盡管后來當地人重修了白塔，可白塔所剩的僅僅是原有的外形，那種內質和精神卻難以再造。在此，作者表達了對湘西生命樣態無力的展望。

　　二、民族命運的悲憫

　　自然生態的和諧與人文生態的平衡是《邊城》中頗具民族特征的因素，作為寄托著民族希望的下一輩，翠翠的愛情是作者關于整個民族命運思索的重心。

　　端午節和爺爺走散的翠翠在城里碰上二老儺送，從此“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但兩人_直沒有正式的對話和見面，這種遲疑和耽擱為后來大老天保請父親找人說媒提供了可能，從而為這場愛情設下了障礙。在湘西民族意識中，虜獲一個女性的芳心，贏得一份愛情的眷顧，男性往往要以勇敢和柔情作為資本，在《神巫之愛》《龍朱》等小說中，沈從文已經為讀者鋪開了情歌為媒的畫卷。大老天保與二老儺送也選擇了唱山歌的方式來解決兩人共同屬意于翠翠的糾葛：

　　二老想出了個主意，就是兩兄弟月夜里問到碧溪蛆去唱歌，莫讓人知道是弟兄兩個，兩人輪流唱下去，誰得到回答，誰便繼續用那張唱歌勝利的嘴唇，服侍那劃渡船的外孫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輪到大老時也仍然由二老代替兩人憑命運來決定自己的幸福，這么辦可說是極公平了提議時，那大老還以為他自己不會唱，也不想請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種詩人性格，卻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實行這個辦法二老說必須這樣作，一切才公平一點。

　　這是按照湘西漢子豪爽率真的質樸天性來設計的方案，可作者在這個情節推演中沒有讓這出戲獲得理所當然的“公平”，翠翠和儺送有情人也難成眷屬。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困境?作者洞悉湘西民族性情中的“犧牲”與“大義”，即為了親情對愛情作出犧牲，為了道義也可對愛情作出犧牲。他們并不信奉長幼有序的倫理道德，因而天保和儺送的競爭是被民族法則允許的，同時，二老替哥哥唱歌也遵循親情天理，結局卻是天保為弟弟出走以回報親情，兌現“大義”，儺送最終也為“義”而離家遠行。可事實上，他們的這種兄弟情義卻凌駕在愛情之上，以愛情為動機的角逐卻以對愛情的放棄為收場，這本身就是悖論。天保和儺送為保全湘西民族固有的親情與道義，一個奉上性命，一個奉上了愛情。如果將兩人視為民族未來的脊梁，那么他們的消失(包括肉體和意志兩個層面)也就意味湘西文明的注定消亡，這是沈從文顧慮卻不得不直面的。而翠翠這個被沈從文當成完美人性符號的代表，在兄弟二人的禮讓中成為無情拋棄的對象，甚至成了無聲者。“流水帶走了年輕的生命與健壯士的身影，時間侵蝕著湘西的野性與民族的活力”，這一連串的悲劇效應，都是沈從文在審視邊城品格時出現的消極、否定之音。在愛情與親情、愛情與道義之間的矛盾沖突中，天人合一的民族品性出現了分裂，這是人與自然相對立的命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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