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觀辨正及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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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史觀辨正及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論文

　　摘要：以詩傳史、以詩證史的“詩史”觀念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詩學傳統，其發展到宋代日趨成熟，宋夏戰事詩正是宋人“詩史”觀念的產物，它融鑄著文人士大夫深沉的憂患意識與濃郁的愛國情懷。宋夏戰事詩具有鮮明的“詩史”性質，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發于危難，記錄史實；2．有史有情，忠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過對宋夏戰事詩“詩史”性質的考察，可以幫助我進一步去深入認識歷史、反思歷史，并從中積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詩史觀辨正及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論文

　　關鍵詞：北宋西夏戰事詩詩史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華化考序》中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這是宋代史學發達，文人史學意識強烈的最好說明。記錄百余年宋夏戰爭狀況的宋夏戰事詩，正是宋人“詩史”觀念下的產物。宋代是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代，其以文治國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燦爛的思想文化，但同時也導致了軍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與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過程中，宋廷基本上都處在被動挨打的境況之中。面對國家命運受到嚴重威脅，北宋文人內心的愛國熱情及憂患意識頓然勃發，他們不僅走上戰場，親歷戰爭，同時用詩歌記錄了他們在國家危亡時期的所聞、所見、所感，共創作了近干余首與宋夏戰事相關的詩歌。這些作品內容豐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紀實性，同時又不乏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和獨具特色的藝術個性，體現出鮮明的“詩史”性質。鑒于前人對“詩史”內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簡要辨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

　　一、“詩史”觀辨正

　　從記述史實、考見得失、褒善貶惡的角度出發，中國傳統的“詩史”觀念當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魯史為主線，記述了當時天下大勢的演變情況，具有以文傳史的性質。此后，孔子創立的“春秋筆法”逐漸滲透到詩歌創作領域中，詩、史互證的觀念也開始得到加強。

　　到了唐代，“詩史”概念被明確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詩》中云：“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_2J(孟綮認為杜甫詩歌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期間的社會現狀，具有以詩傳史的意義，因之稱其為“詩史”。自此之后，“詩史”遂成為杜詩特質的經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軍事力量的孱弱，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不時對宋代邊境及朝廷進行武力威脅，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為了激發和鼓舞世人的愛國思想及憂患意識，北宋文人開始進一步彰顯杜甫以詩記史的創作觀念，“詩史說也隨之在宋代被進一步彰顯與完善。如北宋詩論家黃徹在其《蛩溪詩話》卷1中云：“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史筆森嚴，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寬夫夫詩話》中云：“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史繩祖《學齋占畢》卷4云：“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以上諸家提到的“史筆森嚴”、“詩善敘事”、“字字有證據”等概念，都是對杜詩以詩傳史性質的確認。黃庭堅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來概括杜詩“詩史”的內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詩話》中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其立足于杜詩以史筆陳時事，抒發忠義之情來揭示其“詩史”內涵，而對杜詩“句律精切”的強調，又迎合了宋人作詩的理念，由此賦予杜詩“詩史”觀以全新的內涵。然而，這一時代觀念的融入，在某種程度上又沖淡了“忠義”之情的抒發。因此，明清時期的理論批評家在賦予“詩史”說以時代特征的同時，對宋人的“詩史”觀念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楊慎認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在楊慎看來，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詩歌的紀實性，而忽視了其所包涵的內在情韻。他認為“詩史”說的要義不僅是鋪陳時事，同時還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韻。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從“詩本性情之發”的觀念出發，批評杜詩“博涉世故，出于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語意在指出杜詩一味描寫對社會現實的所見所感，而忽視自我內心的個性化情感，這明顯脫離了詩歌的抒情本質。此后，李贄提出“童心”說，公安派倡導“性靈”說，這都是對詩歌應張揚個性、舒張情感的強調。受其影響，明代的詩文理論家亦以“情本論”來評價杜詩。明末清初的吳偉業在“詩與史通”思想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史外傳心之史”的嶄新命題；錢謙益在推舉杜詩紀實性與愛國思想的同時，亦賦予其以“心”傳“史”的內涵。二者所謂之“傳心”，實際上就是抒發特定時境下的內心情感，目的均是為了明晰詩與史的界限，從而將“以詩傳史”的傳統“詩史”內涵向詩歌的抒情本質回歸，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詩史”觀因之受到空前挑戰。可見，在不同的歷史時代與文化背景下，“詩史”觀始終都被敷染著一層主觀色彩，從而造成了內涵上的不確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標準去看待“詩史”觀念呢?在筆者看來，欲解答以上問題，我們還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對“詩史”內涵的最早說明。盂柴在定義“詩史”觀念時，明確指出杜詩之所以被當時號為“詩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祿山之難”，而且將社會動蕩流離之現實“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這其中的“畢陳于詩”、“殆無遺事”都是針對杜詩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和廣度而言，而以“隱”來加強“畢陳于詩”與“殆無遺事”之間的聯系，實則是對“詩史”隱時世而顯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強調。因而“推見至隱”正是針對創作主體的主觀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觀情感體驗去反映現實、感悟世事，而不僅僅是記述史實，以此來凸顯以詩傳史的特殊性。正如現代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像杜詩這樣刻畫如此眾多‘亂離人’的群相，這樣廣泛地反映他們的生活，這樣真實而深刻地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確實是前無古人的。這是杜詩之所以堪稱一代詩史的重要原因”；“史實只提供事件，而杜詩則提供比事件更為廣闊、更為具體也更為生動的生活畫面”。通過古人的評述與現代學者的闡釋可見，記述歷史史實與表達思想感情的雙重結合才是“詩史”的核心內容。當然，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詩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內涵不盡相同。這也就是后世在論及“詩史”內涵時，總是會敷染上不同時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對“詩史”觀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見，被稱為“詩史”的作品不僅能夠反映某一時期重大社會事件，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而且創作主體還應以時代價值觀念對歷史事件作出情感評價，并運用一定的藝術手法加以表現，使其具備一定的審美價值。

　　從此意義上講，杜甫雖然是最早享有“詩史”盛譽的詩人，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杜詩才能被稱為“詩史”。“詩史”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每當國家處在“患難”、“顛沛”之時，總會有文人將他們的筆觸伸向廣闊的社會歷史，全面深刻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寄寓自我的主觀情感，表現出深沉的憂國憂民情感，這樣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詩史”性質。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能夠客觀真切地反映某一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記實與抒情并重，同時所記述的歷史事件具有連續性、完整性，這是成為“詩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之上，筆者認為：記錄百年宋夏戰爭情況的宋夏戰事詩是對歷史史實的真實記述，不僅具有以詩傳史、以詩補史的意義，同時亦將記實敘事與感時傷世的愛國情感緊密結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創作觀念，體現著宋代的歷史文化特征，從而具有鮮明的“詩史”性質。

　　二、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

　　民族戰爭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如匈奴與秦漢之間，突厥與唐之問，契丹、女真、黨項與宋之間，蒙古與宋、明之間，都發生過這樣的戰爭。然而不論是就歷時時間、空間跨度還是戰爭規模而言，北宋與西夏之間歷時百余年的民族戰爭無疑是其中較為顯著的，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進程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國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許多文人都親歷了這場戰爭，并用詩、文、詞等不同藝術方式將戰爭情況記錄下來，從而形成了規模浩大的宋夏戰事文學。內容涉及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透顯出濃厚的愛國熱情和憂患意識。從“詩史”觀韻一般內涵出發，筆者認為宋夏之戰具有鮮明的“詩史”性質，具體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發于危難。記錄史實

　　詩歌具有傳史的功能，但必須是記錄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稱為是“詩史”。為數近千首的宋夏戰事詩雖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筆，視角亦各有不同，但詩人們的關注點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藝術化的方式，真切記錄了宋夏戰爭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狀況。比如張定千的《詩一首》，這是最早涉及描寫宋夏關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經顯現出對西夏入侵北宋的擔憂；蘇舜欽在《慶州敗》中，以“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一句，進一步點明西夏攻宋是一種不義行為，并導致“羞辱中國堪傷悲”的'結果，這代表著宋初文人對宋夏戰爭性質的認識。此外，蘇舜欽的《慶州敗》、梅堯臣的《故原戰》、劉頒的《聞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對戰爭發展情況進行了連續性描寫，比較清晰地展現出宋夏戰爭的進展脈絡，從而與歷史的發展線索相映襯，具有以詩記史的意義，所反映的社會內容也相當廣泛。其中既有對嚴酷戰爭場面的實錄，如“戰死動萬計，募人填卒伍”、“肌膚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憑君莫上望鄉臺”、“馬躍踐胡腸，士渴飲胡血”等；又有對士人憂國憂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勞脫，論兵夜苦舌瘡痍”、“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報君自說心如石，憂國人言鬢如絲”等。這些內容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北征》等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轍，共同體現著“不隱惡，不潛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說，杜甫因生活在一個“兵連禍結，天下鼎沸的時代”，從而將自己所身受的、所觀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詩篇里去，并因此被譽為“詩史”的話，那么宋夏戰事詩的作者們又何嘗不是生活在一個被戰爭所困擾的時代，他們也同樣將戰爭的所見、所聞、所感寫入作品當中，只不過他們是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分層次、多樣化地去展現戰爭生活的各個側面，最終由個人化的局部的描寫匯合成集體性的全面展現，從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戰爭時期的社會現實，揭示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可以說，與宋夏戰爭相關的重要歷史事件在宋夏戰事詩中都有所反映，不論是親歷戰爭現場、記錄實戰情況，還是根據耳聞抒發對戰爭的感受，都體現出了北宋文人對宋夏戰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密切關注，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二)有史有情。忠憤沉郁

　　盡管以詩記史、以詩傳史是“詩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這并不能掩蓋其抒發情感的審美本質。宋初詩人楊億在其《讀史白體》一詩中云：“史筆是非空白許，世情真偽復誰知。”其強調詩歌創作要展現“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寫實，這實際上是對詩家有史而無情之創作傾向的批判。此后的韓宗愈亦以“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來定義杜詩“詩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見，宋人將“詩史”作品的紀史與言情功能視為同等重要。受此影響，宋夏戰事詩同樣是以記述客觀史實為依托，以此展現北宋士人在國家遭受戰禍時期的心理感受，蘊涵著濃厚的主觀情感色彩，而這一主觀情感則集中體現在“忠義”二字上，即如黃庭堅所謂的“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此處的“忠義”實則是宋人報國熱情與必勝信念的深切體現。不論是楊億“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鄭工部陜西隨軍轉運》)的威武勢氣，還是梅堯臣“勇脫區區簿書內，壯心應欲請長纓”(《送李涇州審言》)的慷慨情懷，無不是宋人“忠義”之精神的深刻體現，其深遠的濟世之志與濃郁的愛國熱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憤”，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過程中的必然心理過程。在強大的王統和道統面前，士人們只有絕對服從的權利。因而，當面對國家危亡而又無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負時，由“忠”而“憤”的情感便會油然產生。由于軍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擊西夏的過程中連連挫敗。面對朝廷用人不濟、賞罰不明而造成的戰敗局面，文人們對此痛心疾首，并通過詩歌將滿心的忠憤之情展現出來。如陶弼的《兵器》一詩，就以“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蚩蚩悲”來揭示朝廷面對西夏的強大攻勢而舉手無措的難堪境遇。此外，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頓兵閑空細柳”、“西邊用兵地，黯慘無人耕”、“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箭何所施”、“縱橫尸暴積，萬殞少全生”等對邊地戰事慘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報君自說心如石，憂國人言鬢如絲”的炙熱之情，另一方面則是“謀夫憤憤壯士憂，屢獻忠言曾苦口”的難言隱衷，當憂國之情與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時，北宋文人也難免產生“只期名隨扁舟去，掉臂江湖擲錦袍”的退避心態，以及“倚鋤西北望，涕淚沾空襟”的無奈喟嘆。由此可見，宋夏戰事詩在以紀實筆法抒寫社會現實的同時，亦傾注了濃郁的主觀情感，最終達到了以“史”傳“心”的目的，讓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對國家危亡時的復雜心態與艱難處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記史與傳情是“詩史”的核心內涵所在，這必然需相應的藝術形式去加以表現，宋人對此極為重視。如歐陽修就以“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來定義“詩史”的內涵，其所謂的“律切精深”正是對“詩史”作品外在藝術形式的強調。就連以闡發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時的理學家邵雍，在《詩史吟》一詩中亦認為：“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其所謂的“真”和“華”其實就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他在肯定“詩史”作品真實記述社會現實的同時，亦強調形式上的美觀。不論是“律切精深”，還是形式之“華”，它們都是宋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之總體藝術特征的具體體現。

　　在宋夏戰事詩中，我們發現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賊”、“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稱謂指稱西夏。如蘇舜欽《瓦亭聯句》中的“風策策風呼號，羌賊膽開兇焰豪”；鄭獬《羌奴》中的“飽則啼嚙，羌奴敢肆行”；曾鞏《邊將》中的“當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癰理須決”；等等。由此可見北宋文人對戰爭的憎惡。在發表議論的同時，北宋文人亦不忘以聲色工整的句律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如：“悠悠捐歲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沒蕃土》)“氣絕心肝裂，號窮血淚橫。”(王令《何處難忘酒》)“幕府上功連舊伐，朝廷稱慶具新儀。”(王安石《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這些詩句中的“悠悠”與“忽忽”、“心肝裂”與“血淚橫”、“舊伐”與“新儀”的對舉，雖律切精深，但卻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現了北宋文人厭倦戰爭、渴望統一的內心愿望，這既是他們詩歌語言錘煉的結果，同時也是其至大至剛、豪放外發之人格力量的顯現，二者的高度結合，正是宋代文人在歷經宋夏戰爭過程中振作精神、煥發熱情、內心激憤之心靈世界的藝術呈現，從而達到了傳史與傳心的雙重效果，這恰恰符合了“詩史”觀的藝術規范。

　　綜而言之，歷代都有記錄戰爭情況的詩歌，但卻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能夠象宋夏戰事詩那樣，既全面系統又真實動情地記錄了歷經百余年的戰爭情況。不論是就前人對“詩史”內涵規范的角度著眼，還是從宋人對“詩史”觀念彰顯的層面考量，宋夏戰事詩都是當之無愧的“詩史”。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民族戰爭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重要表現形式，同時也是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不論是反映匈奴與秦漢之間關系的漢樂府民歌，還是記述唐與突厥等少數民族之間矛盾與融合的邊塞詩，抑或是記錄宋夏戰爭過程的宋夏戰事詩，它們都具有以詩傳史、以詩證史的“詩史”性質。因此說，古代民族戰爭是我們深入研究“詩史”觀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同時也是以文學的視角去反觀歷史的重要途徑。從此意義上講，將宋夏戰事詩從宋詩的創作總體中“分離”出來，并以文史互證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這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歷史、反思歷史、積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構建和諧社會，都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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