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森意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導源論文
戴維森意義理論是一種思想繼承性明顯的語義論，已之所以被譽為“當代語義學領域的一次革命性思想實驗”，在哲學界、邏輯學界、語言學界引起強烈反響，除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創新性外，與其主要思想導源是分不開的。探討戴維森意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導源，有助于我們弄清這一創新性理論的來龍去脈，從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該理論的深刻思想和重要影響。這一工作往往被我國學界所忽視，這勢必導致對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理解的簡單化和片面化。本文試圖立足于戴維森意義理論的思想內容及脈絡對這一重要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拋磚引玉，將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一、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論—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
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來自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論，即陳述一個語句的真值條件便能給出該語句意義的說明的觀點。戴維森的意義理論基于真值條件分析意義的方案所細致加以闡發的正是弗雷格的這個基本看法。
弗雷格出于探討數學的邏輯基礎的需要，提出了關于語句的真值條件語義論。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關于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和指稱的思想及其貫徹的語義組合性原則。
弗雷格關于思想(語句的意義)和真值(語句的指稱)的論述是圍繞陳述句展開的。他認為，陳述句包含一個思想，思想就是陳述句的意義。他說:“我稱思想為某種考慮真的東西。”語句的意義即思想與語句的真值有關，是借助語句及其真值來說明思想的。那么，什么是語句的真值呢?弗雷格認為，“我把一個語句的真值理解為語句是真的或語句是假的情況。再沒有其他真值。”也就是說，語句的真值是語句的真或語句的假。這樣，弗雷格就明確區分了語句的意義和指稱。他舉例說，“晨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與“暮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這兩個語句都為真，即它們的指稱相同，但它們表達的思想不同，對于一個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其中一個語句是真的而另一個語句是假的。
弗雷格認為，一個語句的意義就是它具有它確實具有的真值而必須滿足的條件，即真值條件。他說:一個語句所表達的思想和涵義是由這個作為語句的名稱據以真的那些條件所確定的，這一名稱的涵義——思想——就是這些條件被付諸實現的思想。心這里，他顯然提出了這一思想:陳述句的意義——思想——陳述句的真值條件，從而為戴維森采用外延性意義理論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論準備。
同時，弗雷格對語句的真值的語義論說明為我們提出了一種語義組合性思想。在構造形式語言時，他使用函數結構來處理自然語言語句的主謂結構。在自然語言中，概念和對象分別扮演了類似于函數和自變元的角色。簡單語句的基本語法形式是:專名+謂詞，這種形式就是一個帶有自變元常項的函數，可以用函數表達式它表示屬性屬于元組的情況。對于語句的語義解釋是，它們有意義和指稱。語句的意義是它的思想，語句的指稱是它的真值。語句是由主語和謂語構成的，因此語句的意義和指稱是由主語和謂語的意義和指稱確定的。主語由專名充當，謂語由概念詞或謂詞充當，因此，語句的意義和指稱是由專名和概念詞的意義和指稱確定的。專名和概念詞的意義就成了語句意義即思想的一部分。專名指稱的對象處于謂詞指稱的概念之下，例如，“天津是我國的直轄市”，其中的“是直轄市”是謂詞，我們可以說，“天津這個對象處于直轄市這個概念之下”。“‘是中’是一種性質”，只不過是“處于中這個概念之下”的另一種說法。這樣，弗雷格就給出了關于簡單語句的語義解釋。
就復合語句而言，弗雷格通過對思想的否定和思想的六種結構的分析，用自然語言刻畫了語句的語義邏輯系統。他在《思想結構》中一共探討了六種結構，這六種思想結構形成一個封閉的整體，其中第一種結構和否定在這里表現為原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以結構I和否定可以推出其他思想結構，這樣就可以把“邢和八”為初始命題聯結詞構造一個命題邏輯系統。
語義組合性原則即語義遞歸性生成原則，該原則揭示了語句生成的內在邏輯結構形式，已表明，通過特定的遞歸生成原則，我們可以從整體上把握一種自然語言所有語句的構成形式，從而從已掌握的有限初始表達式出發理解無限多個新的表達式。因此，這一原則為戴維森的意義理論試圖解釋一種自然語言的使用者的任一話語的目的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論指導。
戴維森認為，如果一種意義理論具有形如意謂的語句作為推斷，其中可被一個語句的結構描述短語所替代，可被一個指稱該語句的意義的單稱詞項所替代，那么，其形式表征是一個內涵表達模型，已是通過找出與語句組成部分相關的同義性概念給出整個語句的意義的。這實際上是在意義理論的范疇內討論意義，除了明顯的循環論證外，還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像指稱論那樣對意義追問的無窮倒退的局面，顯然不符合他提出的有限公理化和無循環性的要求。而采用弗雷格早就告訴我們的真值條件表征意義便能克服這些缺陷，因為“真之謂詞的表征對所需要的那種〔遞歸性〕結構進行描述，并對自然語言的適當的語義學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可檢驗的標準一種不過是為語言定義真的理論比起表面上的分析所表明的更接近于構造一種完全的意義理論。”這一斷言實際上是建立在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說和語義組合性原則基礎上的，表明了它是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
二、蒯因的徹底的翻譯理論—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經驗解釋的理論基礎
戴維森明確承認，他在語義學領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他的老師蒯因。他在《對真理和解釋的探究》的扉頁上寫道:“謹以此書獻給蒯因，沒有他，本書無以問世。”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其意義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徹底解釋理論與蒯因的徹底翻譯理論有著不可否認的親緣關系。
大家知道，蒯因在其自然化認識論理論框架內，提出了旨在為自然語言提供一部從行為到語言的整體上相容的翻譯手冊的“徹底的翻譯”理論。它涉及一種極端的翻譯情形:在一種迄今對從未接觸過的語言的翻譯的情形下，沒有業已存在的翻譯手冊可供依憑，也沒有現存的字典可供借助，語言學家除了自己對陌生語言的說話者的行為觀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翻譯證據。蒯因設計了一個叢林語言學家翻譯土著語言的情形:叢林語言學家對這種語言的翻譯只能從與刺激條件直接相聯系的語句即觀察性場合句開始，把聽到的語句和看到的言語刺激聯系起來，然后通過問詢方式，觀察說話者的言語行為傾向，即說話者在特定的刺激條件下贊同與不贊同的行為反應，通過不斷反復的刺激和觀察，逐漸建立起這種語言與語言學家母語之間的語詞對應關系，編纂一部翻譯手冊。這是一部基于刺激意義的翻譯手冊。
蒯因還將表達式的真假值和土著人對它們的贊同態度聯結起來，從而給出真值函項的刺激意義。因為一個否定式是真的當且僅當被否定的那個表達式是假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某個土著語素翻譯成“并非”，當且僅當，對于任一土著語句p，土著人贊同p之前附加那個語素而形成的表達式，當且僅當他不贊同p;同理，一個合取式是真的，當且僅當它的兩個合取肢都是真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某個土著語素翻譯成“并且”，當且僅當，對于任何兩個土著語句p和9，土著人贊同由那個語素連結p和9而形成的表達式，當且僅當他既贊同p又贊同9;一個析取式是真的，當且僅當它的兩個合取肢至少一個是真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某個土著語素翻譯成“或者”，當且僅當，對于任何兩個土著語句p和9，土著人贊同由那個語素連結p和9而形成的表達式，當且僅當他或者贊同p或者贊同9。如此等等。
對于非觀察性的場合句和恒定句的意義則不能直接通過刺激意義加以確定。蒯因為此建議徹底的翻譯者求助于分析假設。“分析假設的方法是利用動力把我們拋入土著語言的辦法。它是把奇異的新枝嫁接到常見的老樹上的辦法。”也就是說，分析假設不是直接將翻譯者與說話者當下的刺激證據相聯系，而是與翻譯者的概念框架相聯系，這種概念框架在知識或概念的網絡中最終還是要與刺激證據發生關聯的，這種關聯是通過它們與觀察性場合句的關系實現的。
在蒯因看來，無論是刺激意義的翻譯方式還是分析假設的翻譯方式都與翻譯者和說話者的附帶信息有關。這些信息包括語言知識、信念知識等等。因此必然引發翻譯不確定性的論題，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編纂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手冊，所有這些手冊都與言語傾向的總體相容，但它們彼此之間卻不相容。”意義和信息“不可分離地聯結在一起，它們之間的這種不可分離性是蒯因稱之為翻譯的不確定性的關鍵所在。”意義和信息的不可分離性表明了經驗證據確定意義的不充分性。蒯因認為，我們所謂的知識或信念的整體是一個沿邊緣與經驗緊密接觸的人工織造物，如果把整個科學比作一個力場，其邊界條件就是經驗，那么，我們會發現，邊界條件即經驗對整個場是如此的不確定，以至于在根據任何單獨相反的經驗對哪些陳述重新評價上有很大的選擇自由。談一個個別陳述的經驗內容會使人步入歧途。
翻譯不確定性論題體現了蒯因的整體論知識觀。確定語言意義的行為證據和相隨信息的不可分離性要求我們不僅要考慮被翻譯或解釋的語言對象的言內語境因素，還要考慮包括語言使用者的情況在內的言外語境因素。蒯因的整體論不僅涉及到語言系統內各語句之間的一種整體論語義性質，而且也涉及到了語言使用者的信念系統內各元素之間的'整體論聯系，以及語言系統和信念系統之間的整體性關系。正是整體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決定了翻譯工作的性質。同時，一部翻譯手冊的提出和完善不僅僅是聯結表達式的事情，而且是預設相同信念的事情，即使在語言學家開始詢問土著說話者之前也要做出這種假設。否則，一切交流和翻譯活動無從談起。這就是在蒯因、戴維森和其他人著作中所謂的寬容原則。
寬容原則在蒯因徹底的翻譯理論中得到了應用。他在談到對土著語言中的真值函項的翻譯問題時認為，我們只能假設土著語言中的真值函項和我們母語中的真值函項相同。雖然這種做法違背一種所謂的容忍明顯的自我矛盾或不一致性的前邏輯思維(urological mentality)的學說，但我們在翻譯時別無選擇，否則，會使我們對土著語的翻譯顯得稀奇古怪而難以理解，因為任何恰當的翻譯都得遵循邏輯規律。實際上，即使在對觀察句的翻譯情形下蒯因也預設了寬容原則:而對說話者和翻譯者共處的刺激場景，土著人和我們具有整體上相同的心理態度、價值取向和感覺功能，否則，那種刺激意義的方案無法實施。同時，在分析假設時只有預設土著人和我們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語言習慣和知識，我們才有可能去解析土著語言的內容和形式結構，從而建立起一部恰當的翻譯手冊。
前面已經提到，戴維森試圖訴諸塔爾斯基的約定模式的真理論給出一種自然語言的意義理論的形式表征，并且通過這種表征來解釋和說明自然語言的意義。可是，單靠語句本身還不足以說明這種理論的解釋功能。這一點引起了許多人的質疑。因此，如何針對自然語言中豐富的經驗事實為從形式上訴諸真謂詞的外延主義表征方案提供一種恰當的解釋，即如何使之呈現為一種解釋性真理論，必然成為戴維森意義理論的核心課題。在他看來，在一種不預設任何語義信息、概念或知識的極端情形下，立足于人類主體間的可觀察行為的解釋理論有望既能從整體上保持意義理論的外延特色，又能對一種自然語言的說話者的話語作出解釋。這種解釋背景非常類似于蒯因的翻譯背景，即設想的一種完全從頭開始理解一個陌生的語言團體的人類學場景。受蒯因“徹底的翻譯”的思想啟發，戴維森提出了著名的“徹底的解釋”的理論。
不難發現，蒯因的徹底翻譯理論為戴維森解釋性真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營養，戴維森徹底的解釋理論就是直接在蒯因的徹底的翻譯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首先，蒯因和戴維森雖然各自的理論目標不同，但他們最終要求的東西都是一致的—在徹底的情形下尋求一種經驗證據對語言意義的支持關系。蒯因的徹底翻譯理論是其自然化哲學體系的一個論據和例證，而戴維森徹底的解釋理論是其意義理論的一個環節(另一個環節是約定模式的形式表征)，但二者選擇的起點都是相同的，即可觀察行為，都是以言語交流方式為突破口尋求“語言有意義究竟是怎么回事叩這一問題的答案的。其次，在蒯因的翻譯不確定性論題的基礎上戴維森提出了解釋的不確定性論題。戴維森將蒯因翻譯理論的意義與伴隨信息的不可分離性轉變為其解釋理論中的意義和信念的相互依賴性，將蒯因的認識整體論發展到語義因素和命題態度的相互依賴的思想。通過這樣的轉變，戴維森巧妙地將蒯因的翻譯不確定性論題轉變成他的解釋不確定性論題。第三，蒯因的整體論原則和寬容原則在戴維森解釋理論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和發揮而成為其基本原則。戴維森全面啟用蒯因式的整體論。概括起來，除了整體論的語境意義觀外，還在解釋真、信念和意義三者(解釋三元組)之間關系時始終貫穿整體論原則，而且還將這種原則滲透到研究形面上學的真理方法之中。寬容原則在戴維森理論中貫徹得更為全面。在他看來，蒯因的刺激意義范型難免帶有私人的主觀色彩，我們應該回避這種討論方式，其結果是應當全面地運用寬容原則，因此他將其作為一個預設前提全面地運用于說明意義和信念、意義和真、真和信念的相互關系中。
由此可見，戴維森的徹底解釋理論在證據基礎、主要內容和貫穿的基本原則方面都明顯地來源于蒯因的徹底翻譯理論。對此，馬爾帕斯客觀公正地說:“蒯因的工作為戴維森的徹底解釋理論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背景，標志戴維森工作立足點的正是蒯因關于徹底翻譯方案的觀念。正是在蒯因的著作中我們才首次碰到整體論、不確定性和寬容這些在戴維森徹底解釋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的觀念。’，對此，戴維森也坦承，他研究意義理論的不少想法本質上是蒯因的，因此讀者肯定會為他們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如此深入地一致而感到震撼。雖然他們在一些細小的方面有分歧，但是對翻譯的不確定性、整體論和寬容原則的基本看法無疑是一致的。
總之，戴維森意義理論旨在為一種令人滿意的自然語言的意義理論提供恰當的形式表征和經驗解釋，呈現為一種解釋性的真理論，由兩付對子構成:一是意義和真結成的對子，這付對子給出了意義理論的具有遞歸性質的公理化形式表征;二是意義和信念結成的對子，這付對子以徹底的解釋的方式從經驗內容方面表達了解釋三元組(意義和信念)的共生關系。前者受塔爾斯基約定真之語義學的影響，后者受蒯因“徹底的翻譯”思想的啟發，二者的思想立足點是弗雷格的真值條件意義論。這些哲學大師的經典思想，為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石，也正是由于戴維森善于借鑒這些影響深遠的理論成果，使其意義理論注定從一問世就潛在地具備非凡的理論優勢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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