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道德成為底色美文
不知何時開始，大家都在大談特談道德淪喪、道德沙漠化、道德滑坡等問題，放眼望去，盡是一派悲觀激憤的論調。經歷了一次次諸如“瘦肉精”、“有色饅頭”、“藥家鑫案件”等道德危機，我們開始對當下的道德困境產生恐慌，試圖找出一劑良方填補當下的道德缺失。
事實上，對于中國來說，道德的最大困境不在于現(xiàn)狀，而在于立足點。我們知道，西方社會的道德水準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維系的，幾乎所有人虔誠地相信上帝，必須按上帝的旨意去成為善良的人。即使在基督教產生之前，也存在泛神論的原始宗教支撐著社會的道德體系。但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的倫理道德是扎根于血緣關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觀點：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把儒家哲學體系的最高道德范疇——仁——與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相提并論，并要求人們從“親親”關系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進而“泛愛眾”，最終達到仁德之境。至于這樣推己及人的內在依據(jù)，儒家歸之于“禮”。合乎“禮”，才是“文質彬彬”的“君子”。這個看似實用的體系實際上包含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對一個人的行為是否道德的評價標準不是主觀的情感傾向，而是冷冰冰的所謂的“禮”。一個道德的人可以沒有道德情感，只需行動合乎外在的評價標準——“禮”即可。這應是當下道德危機加深的根源所在。
我想孔子的本意絕非如此。孔子是極重視人的真情實感的。他曾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但問題何來呢？應是自董仲舒拿儒學與政治做的那場交易伊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讓儒學從此成為“顯學”，也同時令儒家的倫理體系慢慢變質。當一種個人修身養(yǎng)性的道德規(guī)范上升為國家政治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之時，其原本的“軟約束”必須成為“硬規(guī)矩”。但問題恰恰在于，道德更多的是來自于內在的情感自覺而非外在的規(guī)范約束，道德向來是不可以被強制的。是否成為一個道德的`人是一種個人自覺、自由的選擇，我們不能既不道德，也不寬容。
可是自董仲舒始，道德范疇諸如“孝”、“義”、“忠”、“禮”、“信”開始或隱或顯地具有了強制力。千百年來，我們遵循著它給我們劃定的界限行動，卻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沒人關注道德的依據(jù)何在。當被這規(guī)范勒得幾乎窒息的時候，我們會激烈地反叛，會“打倒孔家店”，痛斥“吃人的禮教”；當面臨道德的荒漠的時候，又會孤單的回望，企圖回溯到文明的源頭區(qū)尋找溫暖。一直以來，對于道德，我們都有一種不確定、不踏實之感。這種不踏實其實源自我們自身。我們總習慣于把道德作為一種外在的要求，總是試圖以一種確定的標準去衡量是不是“合乎道德”，而缺乏“出于道德感、出于責任感”的內在心理訴求。道德遠未內化為自身行為的的底線，而近乎“不得不”遵守外在繁瑣的禮節(jié)。這種道德自覺的匱乏不僅會導致當下的“道德冷漠癥”，更會令道德本身陷入危機。
現(xiàn)在的我們確實遭遇了不少道德危機的信號：“李剛門”、“藥家鑫案件”、“留學生刺母”……我們越來越恐慌：這個社會的道德究竟還能承受多少挑戰(zhàn)？我們都迫切的渴望有種力量挽救日益崩潰的道德。對于這一點，我更贊同鳳凰衛(wèi)視主持人竇文濤的看法：在這個混亂的年代，道德往往倒退到底線實際是正常的。在多元化的時候，退到底線上，反而大家有交流。我們不必急于為社會的道德現(xiàn)狀找出所謂良方，試圖劃出確切的標準。我們正處于道德轉型的時期，危機和希望是并存的。我們可以退到底線上，以寬容的姿態(tài)面對這個道德多元的時代，讓道德成為人們行為的底色，并在多元的碰撞、交流中找到最合適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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