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絳唇·病起懨懨原文及賞析

時間：2023-02-20 17:04:54 潔婷古籍我要投稿

點絳唇·病起懨懨原文及賞析

　　在平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許多人都接觸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古詩作為一種詩歌體裁，指的是與近體詩相對的古體詩，又稱古風、往體詩。那么都有哪些類型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點絳唇·病起懨懨原文及賞析，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病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

　　譯文

　　大病初起，精神困倦，畫堂里落花滿地，使我平添了幾許愁緒。凋零的花瓣在空中飛舞，墜落到石階上，如簌簌而落的胭脂淚，讓人心碎。

　　春天匆匆而逝，人也別離，與誰在花前共舞？愁緒如海，無邊無際。轉首回望那駐春藏人的好地方，而人在千里之外，只有碧波依舊濃翠。

　　注釋

　　1.點絳唇：詞牌名。《清真集》入“仙呂調”，元北曲同，但平仄句式略異，今京劇中猶常用之。雙調四十一字，前片三仄韻，后片四仄韻。

　　2.懨懨：形容精神萎靡不振的樣子。一本作“厭厭”。

　　3.砌：臺階。

　　4.武陵：這里指武陵溪，語出陶淵明《桃花源記》。回睇：轉眼而望。

　　賞析：

　　此詞抒發(fā)了作者病體初愈、徘徊香徑時，悼惜春殘花落、感傷年華流逝的惘悵和哀愁。

　　詞的上片，情景交融，辭意凄婉。“病起懨懨”，即《青箱雜記》所說的“一日病起”，這句是實寫作者當時的情況。由于生病，心緒愁悶，故見畫堂前正在凋謝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幾分憔悴。“畫堂”句，不僅點出了暮春的節(jié)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寫：“憔悴”，既是寫凋謝的花，也是寫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懨懨”，而覺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謝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懨懨”。“亂紅”兩句，緊承“畫堂”句，進一步描繪物象，渲染氣氛。有“畫堂花謝”，即有“亂紅飄砌”。“砌”應“畫堂”，“亂紅”應“花謝”，連環(huán)相扣，正是作者用筆縝密之處。“滴盡胭脂淚”，則情濃意切，極盡渲染之能事。“胭脂淚”，形象地描繪“亂紅”的飄墜，賦予落花以傷感的人情，同時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傷感。

　　下片轉入懷人念遠。“惆悵”兩句，寫前春人去，無人在花前共醉，只有“惆悵”而已。“惆悵”之至，轉而為“愁”，愁且“無際”，足見其懷人之深。最后兩句，更以特出之筆，抒發(fā)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結句的“波空翠”看，作者當是由眼前的“亂紅飄砌”而聯(lián)想到“落英繽紛”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駐春藏人的好地方。但這里并非是實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懷念的人留連之地。不過，人在遠方，雖凝睇翹首，終是懷而不見，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傳神，極能表現(xiàn)作者那種悵惘、空虛的心情。

　　由落花而傷春，由傷春而懷人，暗寄時事身世之慨，全詞閑筆婉妙，深情幽韻，若不能自勝。這種情調與政治舞臺上剛毅英偉、喜怒不見于色的韓琦絕不相類。同樣的情況，還有范仲淹、司馬光等，皆一時名德重望，他們都寫過艷麗的小詞。其實，這倒是一種正常現(xiàn)象，如楊慎《詞品》所說：“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韓偓《流年》詩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況是離魂易黯然。”再者，這與詞的發(fā)展特點有關。詞之初起，便以抒情為上，《花間》之后，便形成了婉約的傳統(tǒng)，韓琦生活的那個時代，詞還沒有突破這個傳統(tǒng)。

　　創(chuàng)作背景

　　韓琦是北宋大臣、名將，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魏國公。此詞當作于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之后韓琦的晚年時期。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八載：“韓魏公晚年鎮(zhèn)北州，一日病起，作《點絳唇》小詞。”韓魏公即韓琦，所謂“晚年鎮(zhèn)北州”，指韓琦從熙寧元年（1068年）至熙寧五年（1072年）任河北路安撫使、判大名府之職。由此可知，此詞是作者北鎮(zhèn)大名等地時，病起觀景而作。作此詞的當時，王安石正大刀闊斧推行新法，反對新法的大臣紛紛遭貶。韓琦對新法是不滿的，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他曾上書請罷青苗法，與王安石發(fā)生了尖銳矛盾，王安石曾為此稱疾不朝，韓琦也因此被解除了河北安撫使的職權。此后，他心情苦悶，憔悴多病，同時也很懷念被貶出朝廷的那些同僚，因此寫下此詞感懷。

　　主要影響

　　綜述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如抵御西夏、慶歷新政等重要事件。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yè)”；在地方，忠于職守，勤政愛民。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步入中年以后，韓琦的思想略顯保守，未能推行大的改革。史家認為：“韓琦最終從慶歷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

　　總的來說，韓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賢相。《韓魏公集·序》亦稱：“公歷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后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政治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韓琦開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后，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楊王趙昉、雍王趙昕、荊王趙曦），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年間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深為擔憂。立儲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鎮(zhèn)、司馬光等人反復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之久，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tài)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后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所以他希望仁宗效仿宋太祖所為，“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于下定決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堂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被確立為儲君，韓琦應推首功。但他從不在別人面前夸耀此事。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嫡母曹太后垂簾聽政。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后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韓琦為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相勸。英宗聽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后，兩宮關系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后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tǒng)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在“濮議”中，韓琦與歐陽修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其生父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將此事交太常禮院討論，爭論持續(xù)十八個月，韓琦等勸說曹太后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并稱為“后”，貶呂誨、呂大防、范純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yǎng)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在尤為重要的五個崗位上，選用“資淺人久任”，力求改變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以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經濟上，韓琦嘗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復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guī)模的均田活動，為后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經他奏請，朝廷設置了“天下廣惠倉”（用于社會救濟的糧倉）。

　　韓琦還請求雇人耕種諸路無主的“戶絕田”（宋代的一種官田），收取相應的糧食存儲，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者。嘉祐四年（1059年），韓琦又奏請革除“監(jiān)牧”之弊，將各路坊監(jiān)以及各軍的牧地，除了用來放牧的土地外，其余“蓁田”允許農戶租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頃，每年給國家課斛斗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較大成績。

　　韓琦到揚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匱乏為由，“于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歷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將義倉“所有斛斗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里額外征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將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將會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將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賑濟貧民”，以實現(xiàn)義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途中若有丟失，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稱“里正衙前”，由鄉(xiāng)戶輪戶的稱“鄉(xiāng)戶前”，韓琦在并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歷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十一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并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只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qū)“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于手背刺字，農閑教習武藝，戰(zhàn)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huán)、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征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fā)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御遼朝南侵，北宋政府就發(fā)布“斬伐令”，規(guī)定這里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并近里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yè)。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qū)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駐軍驕蠻難御。韓琦到定州后，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zhàn)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后，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后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經略陜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于賊？”韓琦到達陜西后，積極調整戰(zhàn)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系上，他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議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yè)，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戰(zhàn)斗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并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斗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歷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zhàn)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yǎng)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fā)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陜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揚州、大名府等地，他都重視邊防，為北宋的邊防事業(yè)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文藝

　　文學

　　韓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他的文章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等，大多“正論凜然”，體現(xiàn)其大節(jié)所在。

　　韓琦為詩不事雕琢，“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黃花晚節(jié)”一聯(lián)，為宋人所傳誦。其余詩作“隨時抒興，亦多寄托遙深”。

　　韓琦的詞作以《點絳唇·病起懨懨》聞名。此詞是他“以情韻勝人”的代表作，是一首“刻意傷春復傷別”的閨怨詞，風格婉約，情韻動人。

　　書法

　　韓琦工于書法，尤善正書，明人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書“師顏魯公（顏真卿）而頗露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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