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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賞忠厚之至論》原文注釋及鑒賞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宋代文學家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應禮部試而寫的文章。此文以忠厚立論，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賞以忠厚為本的范例，闡發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原文注釋及鑒賞，歡迎閱讀。
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①。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②。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③。”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④。”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⑤。”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己。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注釋
①吁（xū）：表示不同意的嘆息之聲。俞：表示應允。
②沒，同“歿”。祥刑：指謹慎用刑。
③四岳：相傳為堯時四方諸侯的首領。
④方：違抗。圮（pǐ）：毀滅。
⑤不經：不合成規定法。
◇鑒賞
本文是蘇軾早年第一篇震動文壇的政論文章，其主旨在于論證刑賞的目的是勸善懲惡，是忠厚道德的最高表現。只有“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賞罰皆以“仁義”為標準，才可以達到大治天下的目的。
全篇文章，以“仁義忠厚”為刑賞的出發點和歸宿，深入細致地論述了刑罰和獎賞怎樣才能達到極為忠厚的程度。其基本思想，是儒家的“仁義”“博愛”觀點，而此種觀點，包含有愛惜百姓、注重教化、慎施刑罰等積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和借鑒。
本文在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在議論文中發揮想象，大膽揣測，化虛為實，無中生有。
譯文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么地深愛著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余，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余，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歷史書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里。
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岳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后，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么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那么圣人的心意，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
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只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詩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創作背景
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時創作的文章。宋代王安石執政后，立即對取士制度進行改革，廢止了考詩賦，而改用經義，以發表政治見解的時務策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以便選拔一些通經致用的人才，為變法服務。這種政論性文體稱為策論。策論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問題展開論述，即論證某項國家政策或對策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側重于考查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宋嘉祐二年禮部進士考試策論的題目。
賞析
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于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卻并非應付考試，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么，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試題出自《尚書·大禹漠》：“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傳注文：“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蘇軾誤記為“賞疑從與，罰疑從去”，于是緊緊抓住這一題目，主要闡明古代的賢君賞善懲惡，都是本著忠厚寬大的原則，主張“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應試之文，佳作極少，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嘆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著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說明，總歸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還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說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這是退一步說，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括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皋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岳任用鯀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通過敘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復以詠嘆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羈縻的才思。關于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復。“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確，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范圍內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軾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通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范疇剖析明白之后，接著進一步又探討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范時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復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余波振蕩，最后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其實此文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于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圣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說理透辟，概括力很強，結構緊密而完整。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歐陽修的高度贊賞，不足為怪。
典故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堯臣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軻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
歐陽修對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他時他問蘇軾，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講述的是國君對于族人犯法的處理辦法。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
這段佳話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祐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謫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后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謚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在政治上屬于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代很有影響。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黃庭堅、米芾并稱“宋四家”。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詞集有《東坡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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