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新聞人讀后感

　　“中國開啟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再展壯志雄心”。中國新時代的新氣象，讓世界矚目。人們感嘆，再過幾年就將迎來建黨100年的中國共產黨，為何能一直葆有埃德加·斯諾當年在延安看到的那股“朝氣”？

　　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百年中國新聞人讀后感，歡迎閱讀。

　　李彬為《百年中國新聞人》寫的序言用了非常煽情的名字——我們的光榮與夢想，和曼徹斯特如出一轍。他用他一貫具有很強感染力的筆觸，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們既不妄自尊大，我們也不妄自菲薄。我們只是想用中國新聞人的故事告訴世界、告訴世人，中國新聞人為了自己的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進步，一樣的出類拔萃、一樣的才華橫溢，同時，一樣的有血有肉，一樣的有情有義！”

　　說到新聞史，學新聞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齒。老師講的毫無生氣，學生聽的昏昏欲睡，但對于這樣一門新聞學的核心課程，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也只好硬著頭皮去背那些報紙的創(chuàng)刊日期，誰是主編，內容和特色有哪些。實在不是什么美差。而李彬也正是有了這樣的疑問，才萌生了重寫百年中國新聞史的想法。

　　書如期完成，和其思想基本同步，以人為主線，講述了報人的平凡生活，講述了他們辦報的艱辛、才華的橫溢、處境的危險，以及氣節(jié)精神的感人肺腑、蕩氣回腸。沉浸在書中，猶如隱身人一般，游蕩在這些新聞人的身邊，冷眼旁觀，世態(tài)炎涼，一切盡收眼底。雖是冷眼，但心卻是熱的。從維新派到革命派到民國到抗戰(zhàn)到新中國的成立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一幅百年畫卷緩緩拉開，炮火紛飛，血肉飛濺，一切我們曾經有過的光榮和夢想，都完完全全地展現(xiàn)在了眼前。

　　曾經，有人把新聞業(yè)列入了最危險的三大行業(yè)之一，但是在當下的中國人看來，這種說法簡直是匪夷所思。新聞記者，無冕之王。社會地位高，來錢來的快，每天開會，吃好喝好，拿完紅包，胡亂編稿，哪有什么危險而言。此次山西霍寶干河礦難案發(fā)后，如此多的記者卷入了“封口費事件”，令人震驚。是該到了拷問記者良心的時候了。正是這些無良記者讓整個中國新聞界蒙羞。

　　拉斯維爾對于傳媒的功能有這樣三條：監(jiān)督社會運行、協(xié)調社會各方面以及文化傳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于社會的監(jiān)督，因此新聞傳媒也被稱為社會的守望者和瞭望哨。而這，也正是給它帶來致命危險的根源所在。監(jiān)督社會，就必須直面權力。然而，權力是剛性的，記者以區(qū)區(qū)肉身去對抗整個惡勢力，所承受的壓力自不必言。因得罪強權而被關被殺的記者不在少數(shù)。北京天橋，70年前，一個叫邵飄萍的記者被槍殺，但正是他以柔弱之軀用手中的筆揭露了一個又一個陰謀，被人稱作“飄萍一支筆，勝過十萬軍”。中國的老新聞人，正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而換取了整個民族的輝煌。

　　眾所周知，正常的社會形態(tài)對于社會個體的重要性，在一個動蕩的年代，在一個社會形態(tài)畸變的時代，人如草芥，隨意踐踏。因此，新聞傳媒對社會形態(tài)的監(jiān)督尤為重要。書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李達1923年因國共合作問題與陳獨秀發(fā)生意見分歧憤而退黨。他或許沒有想到，這段經歷竟成了后來“珞珈山三家村”的主要罪狀。1966年，他給毛澤東寫信：“主席，請救我一命！”盡管毛澤東收到了這封信，也做了批示，這位曾經在白色恐怖年代主持我黨第一份刊物《共產黨》的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依然如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樣沒有逃過厄運，李達喊冤而死。這位曾經以一敵千的堅強報人，卻沒有躲過那場打著“人民”的旗號而行暴政之實的政治運動。這如何不令人反思？

　　如今，大家都在提要提高媒體的“公信力”，公信力如何建構，依我看來，不外乎就是媒體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少一點紅包，多一點思考；少一點領導，多一點百姓；少一點偉大勝利，多一點民生疾苦。這是一個常識問題。雖然現(xiàn)在沒有了白色恐怖，沒有了多數(shù)人的暴政，但現(xiàn)在還有權力的腐敗，還有民生的凋敝，還有社會的不公，還有陽光下的黑暗。勇敢的面對，擔起這份千斤重擔，才真正是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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