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強與尊嚴作文

　　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題，而是我幾十年來一直思索的命題。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現在，我仍為那“著名”人物的行為所困擾，一直找不到答案。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沒能記住他的名字，因為根本就沒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只記得他有一個不俗的外號——“崔大先生”，也有一個不雅的外號——“崔大吭哧”。

　　我認識“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時我任公社農業助理。一連幾天的低溫之后，公社黨委崔書記有些著急，他要我陪他去飲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莊稼的成色，來到了西孟家。當從國堤上下來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時候，崔書記指著兩間低矮的草房對我說：“這住著一位‘大先生’。走，咱們到‘大先生’這看看，跟他嘮嘮今年的災情。”崔書記一向是我敬仰的長者，是位有知識有修養的老教員。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類的話，讓我一頭霧水。

　　跟著崔書記走進低矮的茅草房，只見里屋炕上坐著一位能有六十多歲的老者，這老者長得瘦小，只有一顆長長的門牙與“大”字沾邊。不用崔書記介紹，我知道他就是崔書記要拜訪的“大先生”。大先生與崔書記很熟，他們很快攀談起來。“崔大先生”拿來他觀測到的星象圖來給崔書記和我講，他講的頭頭是道，這更讓我不知他的深淺。最后，他告訴崔書記：“今年是個大豐收年，歷史上沒有。明年是個災年，歷史上也少有。”崔書記一聽明年是災年，不無擔心地問道：“明年是什么災？”“崔大先生”斷斷續續地回答道：“什么災說不準，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來。”

　　“崔大先生”的話我不信。但后來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崔大先生”的預測一點都沒錯。一九八三年大豐收，包產到戶來個開門紅；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糧食大減產。從此我對“崔大先生”關注起來，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

　　聽崔書記說，“崔大先生”是個土知識分子，自小念過私塾，后在偽滿洲前期續讀了幾年高小，尤喜古文，最善天象。“崔大先生”終生沒娶，自己一個人生活著。侄兒們要接他去住，他百般不肯，也不要侄兒們的一分一文，靠生產隊給的“五保戶”待遇過活。零花錢靠自己在生產隊打零工來掙。

　　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被家鄉人傳誦的奇事，有四件讓我永遠也不能忘卻。

　　第一件是到德惠縣城賣柴火。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城里缺柴燒，縣城周邊的人們便在秋日里打些柴火到城里來賣。西孟家雖然距縣城五十多里，但也有人不辭辛苦擔柴來賣，“崔大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一天，“大先生”起大早把柴擔到德惠的集市上，找來一塊木板寫上“一角二分一捆”，賣起柴來。“大先生”辦事認真，他的柴當然是集市中最好的柴，所以比別人賣的柴高出二分錢。當買主來問：“老頭兒，這柴火多少錢一捆？”“大先生”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回答：“牌上有字！”買主皆囁嚅而去。柴當然沒有賣成。在“大先生”的經營策略里根本沒有減價處理這一說，他對自己的勞動充滿著肯定，不難想像，他一定認為減價是對他的勞動成果的莫大的否定。太陽要落山前，“大先生”順著原路把柴往家擔。當他走到四平川時，西孟家生產隊的馬車從后邊趕來，車老板兒一看是“大先生”就把車停下，讓他把柴放到車上，想給他捎回去。沒想到“大先生”從口中蹦出一句話：“你給我捎回去，那還算是我擔來的嗎？我不能占生產隊的便宜！”于是，他自己挑著柴繼續往前走。車老板兒沒辦法只好打馬前行，把“大先生”自然拉在了后邊。當“大先生”把柴擔到靠山屯前大溝子的時候，“大先生”實在擔不動了，他掏出火柴把柴點著，讓其化成灰燼。

　　第二件事是爭“工分”。“大先生”體弱干不了重活，在生產隊只能打些零工，干些像看看麥田的活。開始，生產隊隊長認為這活輕悄，就只給“大先生”記4分的“工分”，“大先生”嫌少便和隊長理論起來，非要5分“工分”不可。他說：“我不頂整個人，頂個半拉人還行。”過段時間，隊長見他兢兢業業，又考慮他是“五保戶”，反正得生產隊照顧就讓記工員給他的“工分”長到和壯勞力相同的10分。“大先生”急了，找到了生產隊隊長，他說隊長不尊重人家壯勞力！“給我記10分你們這不是埋汰人家壯勞力嗎？這不公平，我個糟老頭子怎么能與人家壯勞力比呢？”隊長沒辦法只好仍然給他記5分。

　　第三件事是關于他撿破爛的事。“崔大先生”喜酒，一天三頓不離酒，但每頓不超過三盅，這盅不得大于七錢，也不能小于七錢。對常人來說，這不算開銷，但對他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支出。生產隊解體后，“大先生”便失去了經濟來源，他開始撿破爛，用撿來的廢品換些零花錢。左屯右村的人們都知道“大先生”這狀況，就把家中不用的舊物想送給他，讓他去換錢。但人們知道“大先生”好臉，就假裝把東西丟在大門口，等“大先生”來拿。“大先生”見著這些物件一件不取，連一本書都不動。他對人說：“我是撿破爛的，不是要飯的。靠勞動，不靠施舍活命。”逼得人們只好把整件的東西砸個稀吧爛，東丟一塊西丟一塊等“大先生”來撿。

　　第四件事是“大先生”的遺囑。在農村，一般的老人都希望自己在百年之后有一口好的棺槨，可“大先生”不然。他在臨終前，讓人把村支書叫到跟前，說：“讓村民攤錢，就別‘煉’了，別給村民增加負擔，用炕席一卷埋到東嶺上就行。不用村民攤錢該‘煉’得‘煉’，別搞特殊。但一定要把骨灰撒到東嶺上，那地方高。我要看著全村人過上好日子。千萬別把我往洼地埋，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人要站在高處，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呀。”最后，村民們把“大先生”的骨灰撒到了東嶺上。隨“大先生”一起走的，還有“大先生”寫就的人們看不懂的“天書”。

　　“崔大先生”一介草民，他的為人為事有些離奇古怪，但骨子里不乏尊嚴、倔強，還有些許的執拗。這與國人中的“佼佼者”大相徑庭，國人中的“佼佼者”走得是“圓滑”的中庸路線，凡事都可卑躬屈膝“曲線救國”，他們為達到自身的需求目的，什么原則，什么社會標準都可以盡情地放棄，甚或委曲求全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

　　有人說“尊嚴是無價的”，但我不知道倔強是否有價；我更不知道像“崔大先生”這樣的人，該歸于尊嚴呢，還是該歸于倔強。這倔強與尊嚴到底是個什么關系？誰能把它們截然地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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