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與節本《紅樓夢》議論文

　　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在文學高手的筆下，“瑣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著寫實精神與社會意義，前者是后者的載體，刪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復存在，茅盾與節本《紅樓夢》。

　　茅盾先生并非專門的紅學家，但在紅學發展的歷史上，他卻做了一件連專門的紅學家都不曾考慮和嘗試，因而很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事情，這就是：親自動手對《紅樓夢》進行刪削和壓縮，從而完成了節本《紅樓夢》的敘訂。

　　茅盾敘訂節本《紅樓夢》是在1934年的春天。當時他居于上海，正與魯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聯”的旗幟下，積極從事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而他自己的筆墨生涯也處在一個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整體場景為表現對象的系列小說次第展開，繼長篇《子夜》之后，又發表了《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雜文、隨筆和速寫；文學編輯和文學批評事業碩果不斷，著名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選編完成并出版，廣有影響的“作家論”等理論評論文章頻頻問世。在如此繁忙的情況下，茅盾為什么還要擠出時間和精力，從事節本《紅樓夢》的敘訂？已知的直接緣由是因為開明書店老板張錫琛，向茅盾提出了這方面的邀約，而張與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無法拒絕。至于張錫琛之所以選中茅盾承擔節本《紅樓夢》的敘訂，除了因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學者，具有非凡的藝術鑒賞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深知茅盾極為熟悉《紅樓夢》。據錢君勻回憶，1926年的一天，張錫琛曾親口對他和鄭振鐸講過茅盾能夠背誦《紅樓夢》的事情。當時，鄭振鐸表示不信，為此，張與鄭以酒席相賭。他們在開明書店專搞了一次酒敘，請茅盾、徐調孚、錢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參加，趁著酒興，由鄭振鐸點《紅樓夢》的回目，茅盾背誦，結果茅盾競滔滔不絕，大致不錯地背了出來，以致讓在場的眾人十分驚訝，當然也由衷欽佩。（見《書衣集》）

　　當年的開明書店以出版青少年讀物著稱。該書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葉圣陶撰文、豐子愷插圖，供初等小學用的國語課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贊譽，且影響廣泛，迄今仍在吸引讀者和出版家，前些時，還被多家主流媒體高調宣傳和推薦。張錫琛誠邀茅盾敘訂節本《紅樓夢》，或許就是參照“國語讀本”名家擔綱為學子的經驗與思路，所作的進一步的`實驗和拓展，其主要目的無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學經典和文學寫作技巧，社會文化論文《茅盾與節本《紅樓夢》》。關于這點，茅盾《節本紅樓夢導言》（以下簡稱《導言》）自有交代。該文寫道：“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可以去讀原書，但是中學生諸君倘使想從《紅樓夢》學一點文學的技巧，則此部節本雖然未能盡善，或許還有點用處。”

　　不過，張錫琛畢竟是書店老板，他積極策劃出版節本《紅樓夢》，似乎也不是全無商業考慮。史料證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銷路尚好的圖書主要有兩類：一是教科書及輔助讀物；二是標點翻印的古籍，劉大杰選編的《明人小品集》，施蟄存選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響較大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大都出現于這一時段。而節本《紅樓夢》正好橫跨這兩類圖書，或者說恰是這兩類圖書的交織物，它應當承載了出版者的市場期待和銷售苦心。大約正是出于擴大發行的目的，《節本紅樓夢》正式出版時，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綻：書名所使用的意在區別于原本《紅樓夢》的標識性前綴，不是兩度出現于茅盾《導言》的名副其實的“節本”，而是頗有些莫名其妙的“潔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飾，大約是為了告知市場：“這一部”《紅樓夢》雖然描寫了愛情，但文字是干凈的，并沒有“少年不宜”的內容，完全適合中學生閱讀。殊不知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內行人都知道，《紅樓夢》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練規范、詩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潔工作。這樣一來，所謂“潔本”不僅顯得無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變成了畫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虛。

　　現在，我們具體來看茅盾是怎樣敘訂節本《紅樓夢》的。還是在那篇《導言》中，茅盾很隨意地寫道：

　　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見亞東版《紅樓夢》陳序）在下何敢僭稱“名手”，但對于陳先生這個提議，卻感到興味，不免大著膽子，唐突那《紅樓夢》一遭兒。

　　乍一看來，這段話仿佛告訴人們，在如何敘訂節本《紅樓夢》的問題上，茅盾不僅受到陳獨秀觀點的啟發，而且同意陳獨秀提出的刪節原則，即“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紅樓夢》中的“瑣屑故事”？茅盾未作進一步詮釋，我們還是來看陳獨秀當年的原話。

　　1921年4月，時在廣州執掌教政的陳獨秀，應亞東圖書館汪原放之邀，為初版《紅樓夢》寫了一篇序言：《紅樓夢（我以為用《石頭記》好些）新敘》。在這篇不長的文章里，陳獨秀首先對中國和西方小說進行了一番比較，認為：古代的中國和西方小說同樣善述故事，那時小說和歷史沒有區別，中國和西方的小說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近代以來，西方小說受實證科學的影響，發展了善寫人情的一面，同時將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給了歷史；而中國小說雖然也發展了善寫人情的一面，但卻仍然承擔著傳布歷史的責任，結果是“以小說而兼任歷史的作用，一方面減少小說底趣味，一方面又減少歷史底正確性”。因此，陳獨秀明言：“我們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狀況的純粹歷史家出來，專任歷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心理的純粹小說家出來，專任小說底工作；分工進行，才是學術界底好現象。”接下來，陳獨秀指出：

　　拿這個理論來看《石頭記》，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但是他那種善述故事的本領，不但不能得到讀者人人之歡迎，并且還有人覺得瑣屑可厭；因為我們到底是把他當作小說讀的人多，把他當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頭記》雖然有許多瑣屑可厭的地更多內容請訪問：中國 《茅盾與節本《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