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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拼音的由來
漢字拼音是認識漢字的重要基礎，它是怎么產生的你知道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漢字拼音的由來，歡迎參考閱讀！
1840 年，戰爭爆發。被西方堅船利炮擊碎了“天朝上國”迷夢、第一次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開始重新審視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經過幾番苦苦思索，一些人終于發現了中國落后的“秘密”：西方拼音文字只要會說就會寫，故國民識字率很高，而漢字獨立于語言之外，筆畫繁難，就連一些飽學之士都曾發出“漢字至難”的感慨。“國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緣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蓋因中國百姓學習漢字太難。”目睹此情形，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開始要求對漢字進行改革，甚至要廢除方塊字，改用字母文字。改革呼聲在五四時期達到高潮，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甚至一度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吶喊。
1892 年，一個名叫盧戇章的福建青年，經過十年的努力，寫成了一本名為《一目了然初階》的書。這是第一套由中國人自己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當時盧戇章把它稱為“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但盧戇章的“切音新字”并沒有得到推廣。
1906 年春，“ 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于上海召開，正式將由劍橋大學教授威妥瑪（ThomasFrancis Wade） 整理、傳教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修改之后的“威妥瑪—翟理斯拼音方案”，史稱威妥瑪拼音法公之于世，使漢語拼音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圍內有了較為廣泛的推廣。
1913 年2 月25 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讀音統一會”在北平召開，各省紛紛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的宗旨明確：審定國音，采定字母。五年后，這次會議確定的“標準國音”與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
1928 年，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簡稱“國羅”)。1931 年身在蘇聯的共產黨人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了拉丁化新文字( 簡稱“北拉”)。但是，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著致命缺陷。“北拉”曾經在解放區廣泛推行，甚至取得了與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當地農民學會了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寫信、讀拼音報。吳玉章（1878-1966，中共“五老”之一，著名歷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就曾回憶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 余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但是，由于“北拉”沒有標調，無法解決同音字問題，人們只能靠上下文揣測字義，經常鬧誤會。至于“國羅”，它雖然有四聲的區別，但卻輔以一套很復雜的變讀法則，一般人很難掌握。威妥瑪式雖然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但很多音都拼不準。上世紀40 年代，著名語言學家胡明揚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時就曾留下過一段難忘的記憶。他記得，當時英國老師用威妥瑪式注音點名，當叫道“槍槍槍”時，半天沒一個人回答，后來才有人反應過來，原來是在叫張長江。“槍槍槍是誰？我們誰也不知道。其實，威妥瑪式里‘槍’、‘張’、‘江’都是一個拼法。張長江，就變成了‘槍槍槍’。”不僅如此，民國重要人物蔣還曾被拼為ChiangKai-shek，翻譯過來就是“常凱申”，讓人哭笑不得。
巧妙的民族形式
這種各類拼音法并存的混亂局面，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1949 年10 月10 日，新中國成立僅十天，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便宣告成立，吳玉章為常務理事會主席。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字改革的關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參加“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文字改革工作。
1952 年2 月5 日，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簡稱“文改會”）成立大會上，馬敘倫傳達了毛澤東的新指示。毛澤東認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據現有漢字來制訂。但何謂民族形式，毛澤東等人卻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
經過將近一年的激烈討論和設計，1953 年初，一套新的漢語拼音字母表終于呈現在毛澤東面前。不料，毛澤東在詳細審讀后，認為這套方案雖然在拼音方法上較為簡單，但是筆畫太復雜。他認為，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要一邊倒，不要復雜。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后，委員們開始分頭制訂新的拼音方案，但還是不能讓人滿意。
看著文字改革即將進入死胡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遂于1955 年10 月15 日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一個改變中國文字改革進程的重要人物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他就是被譽為我國“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當時，準備趕回上海上課的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讓他留在文改會。盡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經濟學，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參加過推廣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動。
1954 年，一直對語言文字感興趣的周有光，利用業余時間撰寫了《字母的故事》。“這本薄薄的小書，筆調活潑，深入淺出。對于字母的起源、發展與傳播講得清清楚楚。毛澤東對這本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就在拼音方案小組的委員們對“何謂民族形式”爭論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周有光又發表了一篇名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這樣說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經過一個習慣培養的時期。經過培養，胡琴可以變成國樂，旗袍可以變成漢服，外來的字母可以變成民族字母。對于英語來說，拉丁字母也是外來的字母，用它來拼英語，便成了英國的民族形式了。漢字的形式不適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們與其另起爐灶，還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為“漢語拼音方案”的出臺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此同時，鑒于當時蘇聯已將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國與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張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于是，關于漢語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爭論。
此種形勢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經過仔細醞釀，他于1956 年1 月20 日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毛澤東說，“關于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采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凡是外國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并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
1956 年2 月20 日，《漢語拼音方案( 草案)》出臺，草案明確提出：“擬定漢語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套拼音字母和寫法規則，來拼寫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1958 年2 月11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了這一方案。
100個小時識字1500 個
1958 年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正式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副主席宗春啟在1958 年是剛讀一年級的小學生，他曾回憶說，當時打開新發的課本，“驚訝地發現課本的第一頁是一些曲里拐彎的外國字母。除了方塊漢字之外，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字。”但不久，宗春啟就發現通過這些拉丁字母他能夠學會很多生字。待學會拼音后，他便經常到新華書店去看書，“以前不認識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會兒，我看了好多書，也自己認識了好多字。”
在山西省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吳建生回憶說，1960 年，年僅5 歲的她曾和母親俞冰如從晉南小縣城來到北京，參加十省市注音識字展覽會。當時，一位工作人員把她領到舞臺上，讓她寫“吳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漢語拼音寫出了這句話。會后，吳玉章高興地將這個小姑娘高高舉起。
“在吳建生的故鄉山西萬榮，也因為用漢語拼音成功掃盲和推廣普通話，成為全國的一面紅旗。”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萬榮縣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一直在做掃盲工作，卻收效甚微。《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據當時報告，“一般農民15 到20 個小時就能掌握漢語拼音，利用漢語拼音識字，100 個小時就能識字1500 個”。那時萬榮無論大街小巷、田間地頭、商店食堂，只要有漢字的地方，都被標上了漢語拼音。甚至于萬榮縣的村民，在地里干活休息時，也都互相學習拼音。
從此，漢語拼音開始走進千家萬戶，并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它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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