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長征時三過草地的故事

　　任弼時(1904—1950)，男，漢族，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今天小編就來分享一下任弼時長征時三過草地的故事，相信各位讀者會有興趣。

　　任弼時長征時三過草地的故事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路最長，三過草地，第一次過草地時，我的右腳便被反動軍隊布下的竹簽陣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間急行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帶著一支十幾人的隊伍迅速向阿壩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過反動軍隊布下的鐵絲網，突然腳心一陣劇痛，落在地上再也邁不動步子。戰友提來馬燈一看，一根近0.1米長的竹簽穿過了他的右腳腳掌，腳背上還露出長長一截。

　　受傷只是一瞬間，此后幾個月任老被傷腳折騰苦了。隊伍連續行軍，根本沒有機會停下來養傷。傷口化膿了，戰友便將紗布裁成窄長的細條，蘸了水穿過傷洞，來回扯動，清除里面的膿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隨了鉆心的疼痛，但有什么辦法，那是缺醫少藥環境中遏制進一步感染的惟一辦法。 和平年代現在的年輕人誰還能忍受這樣的痛苦呢?”講到這里，任老喃喃地說。

　　二過草地 鬼門關口揀回性命

　　第二次過草地更險，任老一只腳邁進了鬼門關。

　　1935年下半年，任老時任紅四方面軍總部教導團一連指導員。大軍從阿壩向綏靖方向進發。來到黑水河時，便橋已被毀掉，南岸則被土匪占領。為保證主力部隊過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戰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時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對岸的只有8名。接下來就是一次令南岸敵軍魂飛魄散的突襲，大部分敵軍在睡夢中被擊斃，8人很快便占領了橋頭堡，大部隊順利地搭起了便橋。

　　任老卻因此染上了重傷寒，紅軍缺醫少藥，食物的供應已經斷絕，他的病一步步惡化，常常昏迷不醒，戰友們便抬著他行軍。20天后，部隊走出草地，來到綏靖。此時任老長時間休克，戰友們都誤以為他已經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綏靖灘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蘇醒過來，掙扎著爬向河邊喝水，十幾米的距離，任老竟爬了兩三個小時。當地居民郝老漢發現后將他救回了家。 郝老漢對待他就像親生兒子一樣，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漢膝下只有一個女兒，便想收他為兒子。但任老卻一心想要回到隊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門口，希望看到隊伍上的同志。兩個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揮淚告別了郝老漢老兩口，找到了在該地區活動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隊伍。

　　三過草地 帶年輕戰士草地急行軍

　　1936年7月，任弼時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時，隊伍又從綏靖出師北上。任弼時帶著七八名比他還年輕的戰士在草原上行軍。一天夜里，一位小戰士問任弼時，“科長，將來會是什么樣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實現嗎?”“肯定能”。

　　擴展

　　蘇區工作

　　1930年1月至3月，任弼時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4月至10月，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9月，兼任武漢市委書記。1931年1月7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3月，任弼時與王稼祥、顧作霖等作為中央代表來到中央蘇區到達江西瑞金，參與籌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執行委員。12月，任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

　　1932年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豐前線工作，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與鄧發、顧作霖一起堅持后方工作。10月上旬，出席在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1933年5月中旬，由于博古等認為任弼時執行進攻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任弼時被免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調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偕夫人陳琮英赴湘贛蘇區，約6月上旬抵達中共湘贛省委所在地永新縣城。12月，接替蔡會文兼任湘贛軍區政治委員。

　　1934年8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突破重圍從湘贛蘇區西征，10月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三軍在貴州會師，組成紅二、紅六軍團。兩支部隊來自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習慣、風格。但在任弼時等人的領導下，兩支部隊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后來凝聚成了紅軍的主力部隊紅二方面軍。1935年9月，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帶走紅四方面軍部隊南下，反對中央北上計劃。1936年7月，任弼時率領紅二、六軍團在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任弼時明確指出：我們唯一的道路是北上與中央會合。面對張國燾的不斷拉攏，任弼時堅決抵制分裂計劃，還和紅四方面軍將領分析黨和紅軍團結的重要性，分析中央北上計劃的重要性，使得張國燾的企圖日漸孤立，紅二、紅四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

　　抗戰期間

　　全國抗戰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戰前線，任弼時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回到延安后，受中央委托主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6月11日，與王稼祥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任弼時的報告并作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9年，先后在《真理報》《共產國際》雜志發表《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胡中國共產黨》等文，指導工作人員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譯成俄文，在《共產國際》雜志刊登此文。

　　1940年3月，回到延安，參加書記處的工作。1941年3月，先后4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時局和“七大”籌備工作、中央有關出版報刊發行工作，以及增強黨性工作。任弼時均有重要發言。9月，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42年4月，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通過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批準各系統成立的領導整風委員會；決定中央職工委關于晉東南根據地職工運動的指示，交任弼時、鄧發修改后發出。10月，代表中共中央駐會指導召開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會議，歷時八十一天。任弼時主持開幕式，并在七、八、九日作《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講。1943年3月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解放戰爭

　　1946年后，任弼時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南北，參與中央重大決策。在西柏坡簡陋的農村指揮所里，任弼時協助毛澤東等指揮了三大戰役。1947年春，拖著病體與毛澤東、周恩來 轉戰陜北并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行軍每到一處，都要親自安排住房，布置警衛，組織物資供應，還參與決策研究。時稱是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進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時的血壓很高，心律又嚴重不齊，卻仍時時支撐著協助周恩來工作，協調各戰略區的物資調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隨中央進入北京，主持召開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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