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艱苦奮斗的創業史

　　俞敏洪是新東方教育集團創始人，英語教學與管理專家。擔任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洪泰基金聯合創始人。今天小編就來分享一下俞敏洪艱苦奮斗的創業史，相信各位讀者會有興趣。

　　俞敏洪艱苦奮斗的創業史

　　1962年10月15日，俞敏洪出生在江蘇省江陰市的一個小村莊，父親是一個木匠。高中時候的俞敏洪學習成績并不好。1978年，他參加了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卻失敗而歸，英語才得了33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英語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孫山。高考失利的俞敏洪無奈回到農村喂豬種地。農村平靜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沒過多久，他就受不了了。當時，離開農村到城市生活就是他的夢想，而高考在當時是離開農村的唯一出路。盡管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俞敏洪仍在微弱的煤油燈下堅持學習。

　　1979年，縣里辦了一個外語補習班，俞敏洪擠了進去，這是他第一次系統地學習外語。住在30人一間的大房子里，俞敏洪的感覺好似進了天堂：到了第二年春節，俞敏洪在班里的成績已經進入前幾名。功夫不負有心人，1980年，俞敏洪參加了第三次高考，一舉考進了國家重點學府北京大學西語系。

　　憑借著扎實的外語功底留校任教

　　在北大，俞敏洪是全班唯一的農村生。因為當時家里很窮，俞敏洪穿的衣服幾乎都打著大補丁。

　　當時他的體育老師從來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補丁’，出來做個動作!”因為來自農村，俞敏洪的普通話也不好，蹩腳的發音經常遭到同學們的嘲笑。他之前學的典型的“啞巴英語”讓他從俞敏洪艱苦奮斗的創業史班調到較差的c班。

　　這一系列的不適應沒有把俞敏洪嚇倒。他慢慢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我們那時候攀比的是誰讀的書多，誰在同學面前發表的觀點受重視”，俞敏洪回憶說。普通話不好，他就跟著收音機里的播音員學說話;英語不好，他就天天坐在未名湖畔背單詞。漸漸地，他的英文水平大幅度提高。

　　然而，好景不長。大三時，俞敏洪患上了肺結核，無奈之下，他只好休學一年。當他再次返回學校時，人也變得更加瘦削，對未來一片迷茫。幸好，憑借著扎實的外語功底，畢業時，俞敏洪留在了北大，成為一名英語教師。

　　被迫辭去北京大學英語教師一職

　　教師的生活很平淡，眼看著昔日的同窗們都紛紛出國深造，俞敏洪也萌生了出國的想法。他刻苦準備，然而命運卻跟他開起了玩笑。1988年，俞敏洪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他全力以赴為出國而奮斗時，美國對中國緊縮留學政策。這次的政策調整使得以后的兩年中國赴美留學人數大減，赴美留學的夢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諸東流，一起逝去的還有他所有的積蓄。

　　除此之外，更大的打擊還在等待著他。此前，為了湊出國留學的學費，俞敏洪以北大西語系教師的身份去校外兼職教書，還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辦托福補習班。當留學的夢想破滅后，為了謀生，他只能繼續這樣的生活。1990年秋天，俞敏洪辦補習班的事情被學校發現了，北京大學在校園廣播、有線電視和著名的三角地櫥窗里高調宣布了對俞敏洪打著學校招牌私自辦學的處分決定。對此，俞敏洪沒有任何思想準備。1991年，俞敏洪被迫辭去了北京大學英語教師一職，生活愈加艱難，前途似乎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但正是這些折磨使他找到了新的機會。盡管留學失敗，俞敏洪卻對出國的考試和流程了如指掌，還對培訓行業十分熟悉，他決定徹底加入培訓行業。

　　他常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俞敏洪把他創業的決定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妻子沒完沒了的嘮叨。他以自己那種特有的坦承說道：“我的一些朋友掙到了更多的錢，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覺得，與他們相比，我是個失敗者。”為了給妻兒一個殷實的家庭，被北大“踢”出來的俞敏洪必須面對生活的困窘，必須逼迫自己去闖。

　　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文人對商業的事情總是兩眼一抹黑，辦企業、求生存、圖發展，就意味著必須要跟社會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對于剛從北大象牙塔走出來、社會經驗基本為零的俞敏洪來說，這無疑是一堵翻不過的墻。“創業初期對我的最大挑戰是，我意識到我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了，要與各種職能部門打交道。”這個過程和辦學是兩碼事，曾經讓俞敏洪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他經常鼓勵自己：“改變原有的價值觀，擺脫文人處事酸溜溜的作風，不要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太敏感。做商人臉皮要厚，因為他要遭受挫折、失敗，要被人看不起。”

　　在創業之初，生源很少，他常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數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經常結成冰。有時他實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懷里的二鍋頭抿上一口，然后繼續把廣告貼下去。

　　不貼廣告的時候，他就待在“教室”里。那是位于北京中關村二小的一個10平米、漏風漏雨的違章建筑，除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還未刷完小廣告就結冰的膠水桶，什么也沒有。當時，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廣告，下午，他和妻子就在辦公室虔誠守候，盼望著來報名的學生。俞敏洪在辦公室守了一個多星期，人來了不少，但都是看看四周，看看報名冊，然后又走了，任憑俞敏洪好說歹說，只有三個學生報了名。

　　到了第二年，俞敏洪招的學員慢慢變多。俞敏洪望著越來越多的學生非常高興。1993年，他把培訓學校的名字改成了“新東方”，這三個字里包含著俞敏洪對未來的希望。

　　這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1200人的報告廳搞免費講座，沒想到，一下來了4000人。進不去的學生很憤怒地在門外推搡，還砸破了玻璃，結果把幾十個警察全部給招了過來。警察過來后站成一排，學生根本就不買賬，把警察推開繼續推門。

　　俞敏洪想親自出去平息學生們的怨氣，警察說你出來學生就把你撕碎了。但他沒有聽從警察的勸阻，禮堂里面的課程由其他的同事代講，俞敏洪獨自一人走出了大門，他爬上了一個大垃圾桶，望著底下的學生們。

　　他回憶說：“我的衣服全部脫在禮堂里面，只穿了一件襯衫。我一揮手，我說大家不要鬧了，我就是俞敏洪。”這時，所有的學員都安靜了下來，俞敏洪在外面講了一個半小時。他站在一個大垃圾桶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像革命志士一樣慷慨激昂，講得自己和學生都熱血沸騰……

　　“本來很多學生都憤怒地看著我，講著講著學生就很開心很高興。有的學生把他們身上的大衣脫下來給我穿。”此后，俞敏洪多次到高校、走到學生身邊演講，他的講座經常爆滿。

　　經過這樣的摸爬滾打，俞敏洪從一介書生成長為能打理方方面面事務的合格“校長”。現如今，新東方分布在全國34個大中型城市。2016年度，新東方共招收100多萬名學生，收入逾10億元人民幣(合1.36億美元)。

　　要竭盡全力提升農村地區英語師資水平

　　2016年，“新東方”快要20歲了，俞敏洪在創業之路上也走過了20多個春秋。在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他也不忘承擔起屬于自己的社會責任。

　　他在今年兩會上交的提案中，俞敏洪給出了一組調研數據：我國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下滑，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他解釋說：“在我看來，造成農村孩子進入中國一流大學越來越難的‘罪魁禍首’，就是日益加劇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英語教育資源。”因此，他疾呼，要竭盡全力，大力提升農村地區英語師資水平。

　　此外，俞敏洪還對留守兒童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社會發展太快，中國社會沒有跟上對留守兒童保護的步伐。”俞敏洪說，“留守兒童長大后缺乏對社會的溫暖感，必須進行系統性的補救。”他為此提出了改擴建一批農村中小學寄宿制學校、學校建立健全留守兒童檔案、設立“留守兒童心理救助中心”、各級政府設立專門的留守兒童工作組等一系列建議。“為了近5000萬留守兒童的未來，國家值得加大投入”，俞敏洪堅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