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博士生王磊光，在2月的“我們的城市”論壇上分享了自己春節(jié)回鄉(xiāng)的觀察和感受：返鄉(xiāng)的交通不再那么擁擠，故鄉(xiāng)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卻有失落;相比春節(jié)，喪葬是村民共同體呈現力量的難得時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質的壓迫，而知識在鄉(xiāng)村顯得無力。(2月17日 澎湃新聞網)

　　在近段時間的微信上，這篇名為“博士春節(jié)回鄉(xiāng)手記”的文字被眾多人轉發(fā)。筆者也是從鄉(xiāng)村一路走來，看到這樣的文字總是感覺特別親切，于是在手機上閱讀起來，結果是連續(xù)閱讀兩遍仍舊意猶未盡。如果說，當年社會學者費孝通寫下《江村經濟》為社會學研究樹立了典范的話，而今天在社會學研究領域內，如此飽含真情的“手記”實在是太少。更多的人進入到社會研究的領域內，總是充滿教條的框框，而對于局外人總是難以進入。而王磊光博士的這則“手記”卻另辟蹊徑，有著自身的切身體會，也有著對鄉(xiāng)村社會轉型的隱痛進行剖析，在春節(jié)這樣的日子里，再次將城鄉(xiāng)關系擺出來，讓我們能夠感受到時代變遷中對鄉(xiāng)村的影響，這也許是作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當轉型的歷史車輪進入到鄉(xiāng)村世界的時候，物質開始變得現實與實際。也就是說，更多的鄉(xiāng)村人不再拿“情感”當成聯系人與人之間的紐帶，而是采取物質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家的時候，總是需要帶著顯擺的架勢來開車回家的緣故。很多時候，開車回家并非最佳決策，但對于外出打工的他們來說，或者說對于長期在外求學已經工作的人們來說，開車回家就是“衣錦還鄉(xiāng)”的最佳標簽。而物質和面子其實已經深深植入鄉(xiāng)村社會的脊髓中。人們開始對比的往往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每年能賺多少錢，每年能夠往家中寄多少錢。這些如此現實的一切都擺在鄉(xiāng)村社會中，而這無疑就是轉型最痛的地方。

　　試想一下，當你的同學初中畢業(yè)或者沒有畢業(yè)就開始闖蕩社會并賺錢的時候，你卻仍舊在讀書，直到自己快30歲的時候才開始工作。如果僅僅從賺錢的時間上看，你已經遠遠落后人家至少十五年。在這樣的軌道上，如何才能夠并駕齊驅就成為一個現實隱痛。而這對于鄉(xiāng)村中的人們來說就成為茶余飯后的談資。比如說誰家的孩子還在上學，比如說誰家的孩子不是沒有上學也照樣賺錢嘛。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知識的無力感在鄉(xiāng)村中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歸宿。人們已經不再覺得“知識能夠改變命運”，當然這只是觀念上;現實中，他們依舊希望自己家的孩子通過上大學這條路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從此陷入一種觀念上不接受卻又不得不讓孩子繼續(xù)上學的怪圈。

　　鄉(xiāng)村的明天在哪里?這應該是一個最終的問題。當人們都覺得物質豐腴成為最重要的籌碼，而賺錢多少就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指標，接下來，人們努力的方向也就注定走在同一條賺錢不止的道路上。而正如王小波寫的那樣，當所有人都像大鍋上的螞蟻那樣，都希望朝著鍋邊沿最高的地方爬的時候，最終的結果或者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家都回歸到原點。這想起來就是悲催的，而王磊光博士的“手記”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田野筆記”般的現實樣本，更多的問題需要每個人進行思考，否則，鄉(xiāng)村社會的凋敝或者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