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讀書筆記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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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讀書筆記范文參考1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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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于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于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于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龍？征圣》）；書中不僅有關于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于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于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甚施與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么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于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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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于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于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了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贊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后“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贊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鉆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于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并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么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于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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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很多篇章談到做人的題目，這對當代人具有鑒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以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早晚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題目上夸大最多的題目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說：“***進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以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氣力。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回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欺侮，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論語讀書筆記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輕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看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天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夸大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夸大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么夸大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熟悉，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于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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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而時習之。

　　學而優則仕。

　　儒學對學習非常重視，《論語》開篇就是“學而時習之”，《荀子》則用大段大段的理論去闡述學習的目的、方法、對象，《朱子語類》也有整卷內容關于學習的心態、內容。至于以后的科舉制度，夸張地闡釋著“學而優則仕”的理論，如此大張旗鼓地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古今中外，莫有甚者。

　　孔子時代的學習，想來還是很全面的，作為學生，要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職業技能”，其中文化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說，當時孔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素質教育，孔子的學生對于這六藝各有所長，并非腐儒、書生、書呆子，他們平時能傳播禮樂、文化，謹守禮儀，戰爭的時候又能上陣拼殺，符合著先秦時期士人的傳統。孔子自己對于這些技能也很在行，在《論語》中，孔子自己能操琴、善御、善射，至于禮、書自然掌握更多，只是“數”基本沒有論述，不過，孔子的學生中，子貢做生意很在行，也許他在數的方面有所專長吧。但是，在孔子之后，儒家卻沒有繼續把這六藝堅持下來，子思、荀子、孟子在其著作中并沒有談及這六藝，而是把儒家的基本理念反復論證，更多地是作為純粹的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君王、重臣面前，漢代的經學、宋代的理學、清代的考據學、當代的儒哲學，無不是以文化作為重點，無不是以理論發揚為目的。其原因應還是在于知識的增多以及職業化，個人的能力、精力有限，要想在社會上有所成就，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擇其一而專。論語讀書筆記學，前提是人的不完善，必要條件是有先知先覺者。要完善自身，必須不斷地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學習，先生，也就是先于自己而知、悟者，職業化的先生，就是教師。基于此，師生關系在儒家體系中成為重要的一環，隆師親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雖有夸大，但對于老師的尊重和敬仰可見一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者也”，其對象自然是學生，那么，傳授些什么呢？籠統地方面是“道”，具體的方面是“德”，傳授的方法通常通過解讀古代的文化典籍入手，這也就是我們可以想象出的私塾學生誦經讀書的場面，水平更高的學生，則就典籍中的疑難問題或自身疑問請教于老師，如宋代以來的書院教育。至于學生的年齡和畢業、文憑等現當代的條條框框，在古代并沒有限定，似乎入仕倒是可以作為一個離開書院的標準。

　　學與習是息息相關的，其中的“習”對于古代的學生來說尤為重要，學屬于“傳”，老師可以面對眾多學生傳授知識、技藝以及為人師表，但個人的領悟與否則在“習”中體現出來，例如孔子對于顏淵的溢美之詞毫不吝惜，特別是關于好學方面，其緣由是顏淵能夠自己揣摩，并提出關鍵性的問題或一語中的。而習，當作溫習、思考解，如果擴大一些，習還應該包括踐行，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曾子說，每天都要反省自己“傳不習乎？”至于之后儒學的“知行”范疇，也該包含著學習這一內容。孔子時代的學與其之后的學不同，習，自然也不相同。流傳到如今，學習更多地體現在理論知識方面，以知識的掌握程度作為學習的評價標準，考試制度則是這一標尺的具體體現，但這一標尺并沒有涉及到做人、做事，也就導致著知與行的分離。

　　學與習的分離，知與行的分離在西方哲學中并不在意，如西方哲學對哲學家的評價不在于其人品如何，而在于其著作、成就如何，為師不一定要成為學生的表率，為人不一定要符合道德規范，做事不一定要符合社會規范，哲學家的論述可以與其行為無關，如此等等，儒家與西方哲學的對比，引導出“內圣”與“外王”的兩個方面出來，兩者雖不是各擅勝場，但都屬于社會的各取所需，都具備合理性。儒學更注重于內圣，因而體現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來，對于先生、典籍的理解，盡力去為之尋找出合理性，如果自己的理解和老師所說、典籍所述有所不同，則首先把責任歸之于自我的愚鈍，如是而為可以達至內圣獲得區域性地聲望，不過在懷疑、創造方面則有所缺失；西方哲學的內圣并不在理論視野，即使專門的倫理學也只是屬于“元倫理學”，在善、正義、美德等幾個范疇的'根本來源上打轉，沒有對人的基本和終極要求，根本上仍然屬于哲學的范圍，宗教的道德規范相對來說框得過細，“原罪”的前提并沒有把人的完善放在其中。儒學與西方哲學各有缺失，但是否會互補？我認為難度很大，畢竟儒學強調的是個人的責任和義務，西方強調的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大的社會環境根本不同，除非儒學能根據現代社會的需求，開出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西方能認同儒學的責任與義務。全球化的局面下，興許有可能性，但并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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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力量，叫做仁者無敵，在“禮崩樂壞的年代，無用武之地；穿越千年傳遞到今天，至今仍使我們的心靈感覺到很暖很暖……

　　兩千五百多年前，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諸侯割據，戰亂不斷，社會現實的腐朽需要一位曠世奇才來力挽狂瀾。于是，在這樣的年代里，孔子誕生了。他十分不滿春秋末期“君非君，臣非臣”的禮崩樂壞的現實，主張恢復周禮，實行仁政，它堅信唯有推廣仁義、泛愛世人才可以結束這時代的悲劇，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大同社會。然而，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絲毫沒有被重視，在私欲與暴力橫行的時候，邪惡早已把統治者的雙眼遮蔽，儒家仁學思想不得不因這個時代而落寞沉寂。

　　但是，孔子的偉大并不僅僅在于生前對治國理想的追求，當他留傳于各個時代，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之后，事實證明了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金子總會發光”。從春秋時期的報國無門，到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再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光陰與孔子開了一個玩笑之后，從此，儒家正統的仁政思想登上了歷史舞臺，“仁、義、禮、知、信”正式成為時代的主流。如果說孔子是當之無愧的圣人，那么他的偉大在于用思想影響了中國的歷史，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千年已逝，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他的言論和思想中受益。

　　我想，如果我們在抱怨生活困苦、郁郁寡歡的時候，可以想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果我們在缺乏自信、不敢向前的時候，可以想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如果我們在浪費光陰、荒于勞作的時候，可以想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果我們在許人諾言而背信棄義的時候，可以想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那么，我們的行為一定會因受到《論語》的洗禮而煥發光彩。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中富含著的道理，永遠是簡單樸素的，就像是太陽東升西落，就像是作物春種秋收，亙古不變。于丹曾說過，《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標。

　　是啊，在社會大家庭中，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位置，找到了，便會和諧與共。然而，“文明社會”中卻“沖突”不斷，小到人與人之間的爭名逐利，爾虞我詐；大到國與國之間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我想，如果我們接受《論語》的洗禮之后，其中蘊藏著的力量定會使人人互助共處，社會和諧共存。

　　《論語》給我們帶來的心靈的溫度，不燙手，亦不冰冷。這些道理不像是那些石頭一樣的典籍，需要我們拿著放大鏡翻著《辭海》去讀，然后非常吃力的參悟一輩子。就像是于丹教授告訴我們的，真正的圣賢不會端起架子，板著面孔說話，他們把活潑的人生經驗穿過滄桑、越過千年，傳遞到今天，讓我們仍然覺得溫暖；而他們在千古之前，緘默的笑著、注視著，看我們仍然在他們的言論中受益而已。

　　這穿越千年的力量，借我以風帆，讓我在人生的航程中不斷奮斗前行；假我以羽翼，使我在思想的天空下自由常飛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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