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顏六色的成語故事

　　暮春時節(jié)下江南，在潺潺流水邊一走，漫山遍野鶯飛草長、各色花開，原是萬紫千紅開遍、叫人目不暇接。遠遠看去，五顏六色，好似水彩畫一樣動人。

　　五顏六色，出自清`李汝珍《鏡花緣》第十四回：“惟各人所登之云，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巴金《春》七：“淑英剛跨進門檻，就看見好幾個人站起來，五顏六色的衣服幾乎使她的眼睛花了。”形容色彩復雜或花樣繁多。今也常比喻各色各樣或事物令人分辨不清。

　　說起來，成語中提到顏色的有不少，比如“五彩繽紛”、“五色斑斕”、“五光十色”、“目迷五色”等等。但是這些詞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會涉及“五”，而不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光譜色“七”或者三原色“三”之類，這又是為什么呢？

　　這就要從中國古人對顏色的認識說起了。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經(jīng)懂得利用天然礦植物制作原始顏料。從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彩陶可見，其圖案已用紅、白、黑三種顏色描繪；湖北京山屈家?guī)X遺址出土的彩陶，有褐色和橙色的花紋。

　　另一方面，古代耕和織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中國最早發(fā)明了絲，并把它運用于絲綢業(yè)。與紡織相應，中國的染色業(yè)發(fā)展得也較早。據(jù)古書記載，早在兩三千年前我國的染色技術(shù)就已具備了很高的水平，并且有了專門從事染色的染匠。絲綢染色對顏色的影響，表現(xiàn)在產(chǎn)生了一系列以糸部為義符的顏色字。《說文》記載的糸部顏色字有：縛、縞、綠、縹、纁、綦、絀、絳、綰、縉、綪、緹、縓、紫、紅、繱、紺、綥、繰、緇、絻、綟、絹。新附字有：緗、緋、緅。古人對顏色類別差等觀察得異常精細，即使是非常近似的顏色，也要詳加區(qū)別。

　　隨著時間推移，古人開始對顏色進行基本的歸類，“五色”的概念便產(chǎn)生了。“五色說”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五行說”影響之下產(chǎn)生的。“五行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基本思想，五行指木、金、火、水、土五種基本物質(zhì)。在五行的基礎(chǔ)上，古代的哲學家、思想家又衍發(fā)出五方——東、西、南、北、中。五方可與五色相配。《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云：“正謂黃赤青白黑，五方正色也。”《尚書`禹貢》記載，五色是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這大概是關(guān)于五色最早的記載。隨著五行說的地位不斷鞏固和提高，五色說在古人的觀念中逐漸形成固定模式。

　　古人認為，宇宙萬物雖然千差萬別，但均可歸于五行之列。基于這種思想，他們認為絢麗多彩的種種色品也都由五色構(gòu)成。正所謂“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孫子兵法`勢篇》）。《周禮`考工記`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五色、五方是由五行附會衍生而成，與五行一樣都是古人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借以說明事物構(gòu)成和運動的規(guī)律。五色指古人所說的正色，除五種正色外，古人還有間色之說。

　　《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云：“不正為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古人認為黃青之間是綠，赤白之間是紅，青白之間是碧，赤黑之間是紫，黃黑之間是騮黃。把五行之色視為正色，余色皆為間色，且認為間色是由正色相雜而成，這種“正色—間色”學說可以認為與現(xiàn)代的“三原色”理論有相通之處。從現(xiàn)代色彩學觀點來看，正色確實是重要的基本色。目前印刷、印染和油漆技術(shù)中仍廣泛使用藍、紅、黃三種顏料，以不同的比例調(diào)和配成各種彩色，因而稱之為“三原色”。至于黑和白則視做決定色彩明度的兩端。古人把青、赤、黃、白、黑定為“正色”，是對基本色的正確認識和運用。

　　對“正色”和“間色”的區(qū)分，是與政治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春秋末期盛行宗法制，以等級為基礎(chǔ)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主張一切社會關(guān)系都不能超越等級的規(guī)定，以達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荀子`禮論》）的社會秩序。儒家尚禮，禮的核心是別尊卑，明貴賤。反映在色彩上，就是正色為尊，間色為卑。在服裝的顏色上有明確的等級制度，所著服裝的顏色十分講究。孔子就曾為了維護周禮，極力貶抑紫色，《論語`鄉(xiāng)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即紺、緅、紅、紫都是間色，君子不以之為祭服和便服的顏色，且“惡紫之奪朱也”（《論語`陽貨》）。

　　五色說無疑有它的進步意義。但是，隨著光學認識的發(fā)展，五色觀念卻妨礙了古人對豐富多彩的光色散現(xiàn)象做客觀的描述和分析。

　　自然界常見的色散現(xiàn)象有虹霓和晶體散射兩類。“赤橙黃綠青藍紫，維持彩練當空舞。”彩虹自古為人所喜愛并早在商周時代，就有對虹的觀察認識。如《楚辭`遠游》描寫虹：“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唐初孔穎達指出，“日照雨滴”是虹的成因。宋代孫彥先解釋：“虹乃余種日影，日照雨則有之。”百年后朱熹進一步指出：“虹非能止雨夜，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散射雨氣。”這比西歐培根（1214～1294）主張虹是空中無數(shù)水滴多引起的說法早了一兩百年。南宋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色散現(xiàn)象做過仔細觀察，在《演繁露》中寫道：“凡雨初鬢，或露之未啼，其余點綴于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為圓點，光瑩可喜……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

　　虹是天然的色散現(xiàn)象。關(guān)于虹的形成，直到300年前捷克科學家瑪爾其用三角柱bō璃將陽光散成彩虹，才得到比較科學的解釋。

　　關(guān)于晶體色散現(xiàn)象，其實比瑪爾其還早400多年，我國醫(yī)學家寇宗爽著作《本草衍義》（1119年印行）就有用菩薩石把陽光散成五色圓光的記載：“嘉州峨眉山石與五臺山石相似，出巖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泰山狼牙、信州永昌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zhì)六棱，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珠，則五色粲然可喜。”

　　寇氏的記載中明確指出了這種石材是一種透明的六棱晶，可見引起色散現(xiàn)象不獨是三棱鏡。后來明代陳文燭在1575年寫過的峨眉山記以及明代天臺人士王氏于1588年寫過的游記也都記載了這種石頭以及色散現(xiàn)象。后者不僅見到并收藏了這種“放光石”，而且指出了銅鼓門隙用陽光照射的過程。此后，明代大科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這種“菩薩石”：菩薩石，又名放光石。金石部還有“菩薩石”一條，指明其可以散射陽光，以及在醫(yī)藥上的價值。

　　北宋《楊文公談苑》中記載：“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明末，著名學者方以智對前人觀察到的各種色散現(xiàn)象做了全面總結(jié)，他在《物理小識》中寫道：“凡寶石面凸則光成一條，有數(shù)棱者，則必有一面五色。如峨眉山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壓紙，三面也；燒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峽日射飛泉成五色；人于回墻間向日噴水，亦成五色。故知虹霓之彩，星月之暈，五色之云，皆同此理。”

　　由上述可看出，我國古代色散理論以五色說為基礎(chǔ)。古人認識到日光被透明體散射后產(chǎn)生五色。這就是我國從戰(zhàn)國至清初所達到的認識水平。中國秦漢前關(guān)于虹等色散現(xiàn)象的認識水平與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水平不相上下，而且《楚辭》的創(chuàng)作時代與亞氏生活的時代也基本一致。但中國古人歷經(jīng)2000余年的觀察研究，直到方以智關(guān)于虹等色散現(xiàn)象的描述，仍然未脫五色說之寞臼；而西方經(jīng)歷了同樣時間的研究后，卻得出了正確的七色說，并且用反射和折射理論成功地說明了色散現(xiàn)象的機理。就有可靠文獻證據(jù)的時間而論，中西大致相當，都是從公元前4世紀前后到公元17世紀中葉；就實踐經(jīng)驗而論，中國從先秦至清代，各個時期都有不少人對各種色散現(xiàn)象作過觀察研究，所積累的經(jīng)驗知識和留下的史料不比西方少；就研究方法而論，中西都運用了觀察和實驗方法，而且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觀察研究比笛卡兒的bō璃水球?qū)嶒炘?00年左右。因此，從這幾方面來看，中國絕不比西方遜色。但中國卻未能達到西方那樣的結(jié)果，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古代對光的折射性質(zhì)認識不足，二是受五行五色觀念的束縛。前者影響了古人對色散機理的深入理解，后者制約了古人對色散現(xiàn)象的詳細觀察和描述。

　　五色說，一方面體現(xiàn)了古人對顏色的超前認識，另一方面也制約了色散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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