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作文2000字

　　過了沒多久，我很快就接到了出差組稿的任務。領到差旅費，我便出去取回了自己定做的名片。看著上面印著的“陳清貧，《知音》雜志編輯、記者”的字樣，一時竟頗有些迷惑：自己真的已是《知音》雜志的編輯和記者了嗎？

　　我顛來倒去地把自己的名片看了老半天，才樂顛顛地跑去火車站買火車票。因為此時此刻我的小弟正在北京當武警，因此我最終決定把我第一次出差的目的地定在北京。不想，到了火車站我才被告知，由武昌開往北京的38次列車車票沒得賣！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已沒有時間耽擱的我只好決定還是當晚出發。

　　大約7點鐘，我換上了一套嶄新的警服，又將照相機、雨傘、中國地圖、《知音》樣刊、約稿函、換洗衣物等，一古腦地裝進了一個牛仔包里，然后破天荒地打了一輛出租車，一溜煙地直奔武昌火車站。

　　抵達武昌火車站的出站口后，我掏出警官證對正在值勤的兩位公安同志說：我是武警防暴部隊的，曾多次在這兒參與過查禁三品，這次有急事需要去北京公干，希望給個方便。

　　執勤的公安同志接過我的警官證掃了一眼，沖我笑了笑就往里揮了揮手，我便連聲道謝著大踏步地朝里走去。隨后我迅速在一站臺找到了38次列車的列車長，送給了她兩本近期的《知音》，說明自己是《知音》雜志的駐軍記者，此次有采訪任務，需馬上趕去北京。

　　列車長聽了，滿含歉意地沖我一攤手：“真是對不起，已經沒有臥鋪了。”我忙不迭地說：“不要緊、不要緊，只要能按時趕過去就行。”于是，車長安排坐在臥鋪車廂里的座位上，對付一晚上。

　　次日下午一點十七分，38次列車徐徐駛進了北京火車站。像土包子進城一般的我，自過了保定站以后就再也在座位上坐不住了。我就像動物園下午那四點半的狼一樣在車廂內走來走去，激動不已，一直到下火車。

　　畢竟是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長大的，畢竟是第一次來到首都北京，待我出得火車站以后，回頭看看“北京站”那三個大字，竟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仍不敢相信此時此刻自己是真的正身處于北京城之中……

　　小弟沒有來接我。舉目無親、一片茫然的我背著牛仔包在北京火車站外簡直不知該何去何從，幾個的士司機小心翼翼地上前搭訕，均被一身警服的我一眼瞪回。

　　最后百般無奈之下，我只好見了跟我穿一樣警服的人就打聽。然后，順藤摸瓜地一直倒車到了北京的郊縣，才終于找到了小弟所在的部隊。

　　門衛仔細檢查了我的'證件，告訴我我小弟所在的分隊一大早就出去執行緊急任務去了，可能馬上就要回來，讓我在門口會客廳里等著。

　　不曾想有那么巧，說著說著就見一溜兒新式裝甲防暴車拉著警報一一駛入營區，接著從車上魚貫而下了好幾百名武警戰士。正當我左尋右找、眼花潦亂之時，忽聽人群中有人大聲喊道：“哥哥！”

　　隨著這一聲狂呼，一名高大的武警戰士已越眾而出，然后三步并作兩步地直沖到我的面前。我定睛一看，沒錯，是小弟！不過，他長高了，壯了，也帥氣了許多！才三年不見，一向被我輕視的小弟就已變得得讓我抬頭看他了！

　　小弟是我們兄弟仨中最不愛學習，也最不愛說話的一個，因而我和我家老二兒時便時常在共同的活動中顧自地歡聲笑語，而把焉頭耷腦的小弟孤零零地撇在一邊，一任他去自生自滅。后來我們還為他取了個當時極為形象的外號，叫“窘砣”。

　　常言道：“士別三日，當括目相看。”如今小弟居高臨下地抓住我的肩頭就不放手，他一邊興奮地搖晃著已如風擺楊柳般的我，一邊一連疊的對不起，說未料有突發事件發生，他們一大早外出直到現在才趕回來。

　　好在一大群武警官兵很快圍了上來，小弟方松開手回頭一一地跟我介紹，已快被搖散了架的我才算是緩過了一口氣來。

　　晚飯由小弟所在部隊的領導、及其上級領導機關的新聞工作者陪同，我本人倒不曾想我陳清貧在武警部隊竟大名遠播，一眾人都對我說了不少“久仰”之類的客氣話，并頻頻舉杯，集中火力對付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小名人”。

　　幸好一邊的小弟奮不顧身、頻頻擋架，最終由不勝酒力的我攙扶著從來未有過此類殊榮、而已興奮得開始胡言亂語的小弟，回到了部隊招待所。

　　第二天一清早，小弟請好假，并上上下下收拾一新，然后昂然地對我說：“北京我已混得爛熟，你報出地名，我帶你倒車！”

　　那時雜志社還不興報的票，于是我便隨著小弟從一路車倒向另一路車，一家一家單位的跑。我倆見的第一個人是當代著名作家、電影《搖滾青年》的原著，劉毅然。那一天的劉毅然穿一件綢布對襟大褂，他非常熱情地招呼我倆坐下，然后非常客氣地告訴我們：最近他很忙，恐無暇為《知音》寫稿，但他可為我介紹一些作者和被采訪對象。

　　于是，他先為我寫下了著名作家王朔及著名電影演員馬伶的電話號碼，讓我打著他的旗號去找他們。只是非常可惜，當時這兩個人都不在北京。這就意味著，第一天我們倆整個一個白忙乎。

　　第三天，我倆去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通過朋友介紹朋友、滾雪球的方式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節目組的阿計等人相識。

　　當天上午，五六個人談著聊著，不知不覺中，氣氛便開始熱烈起來，話題也漸漸扯開了。我一時興起，就談起了不久前一次登峨眉山的體會，我說：“人生不同的階段里總有著不同的心境，但樂觀的人總能找出不同的快樂的理由。如出發到峨眉山之前，我已對此行充滿憧憬；而一俟到了峨眉山，哇！云海、飛瀑、奇松、怪石、佛光，真讓人欣慰、興奮到滿足；及待返回到家中，無數甜蜜的回味便又必然是少不了的。”

　　不想正在這時，一邊悶了半晌焉不嘰嘰的小弟突然插了一句：“就怕已走到峨眉山腳，突然括機響了，低頭一看：‘家被淹水，火速返回！’這樣就憧憬也沒有了，滿足也沒有了，回味也沒有了。”

　　眾人一聽，頓時為之哄堂大笑，并連聲叫絕。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和小弟均找到了與陌生人交往時的感覺和自信，而開始與人接觸時的拘謹和惶恐均一掃而空。我成了相聲中的“逗哏”的，小弟成了我的“捧哏”的，我們倆一搭一檔，組起稿來竟極為默契。

　　我倆的最后一站是中央電視臺，“兄弟同心”之下，竟使中央電視臺的文字工作者張斌先生和王紅小姐大為折服，中午在其四樓宴會廳大擺開了宴席。

　　而小弟突然看見一向只是在電視上才看到的熟面孔竟一張又一張地在他面前晃來晃去，竟一時興奮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滿桌的佳肴和來來往往的名人，他不知該怎樣合意地協調才能兩全其美。

　　待我拿著一大摞稿離開中央電視臺的時候，小弟由衷地說了一句：“要是天天過這樣的生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