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北大的演講稿
和朋友聊起電影，講到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想起12月4日，他在北大的演講。那天，我剛剛來到北京，開始新的生活。如今10個月過去了，重讀他的演講，一樣打動心扉。
我是第一次去三峽，所以我也特別感謝劉小東，因為之前我本來想拍一個紀錄片，拍他的繪畫世界，因為我從90年看他第一個個展，特別喜歡他的畫，他總是能夠在日常生活里面發現我們察覺不到的詩意，那個詩意是我們每天生活其中的，這個計劃一直擱淺，一直推后，有一天小東在去年9月的時候說要到三峽拍11個工人，我就追隨著他拍紀錄片《東》，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游客，我們仍然能看到青山綠水，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但是如果我們上岸，走過那些街道，到街坊鄰居里面，進入到這個家庭，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這些現代的人，但是他們家徒四壁，這個巨大的變動表現100萬人的移民，包括兩千多年的城市瞬間拆掉，在這樣一個快速轉變里面，所有的壓力、責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長的歲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們在承受，我們這些游客拿著攝影機、照相機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與我們無關，但是當我們坐下來想的時候，這么巨大的變化可能在我們內心深處也有，或許我們每天忙碌地擠地鐵，或者夜晚從辦公室里面凌晨三點坐著車一個人回家的時候，那種無助感和孤獨感是一樣的，我始終認為在中國社會里面每一個人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們都承受著所有的變化、帶給我們充裕的物質，我們今天去到任何一個超市里面，你會覺得這個時代物質那樣充裕，但是我們同時也承受著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壓力，那些改變了的時空，那些我們睡不醒覺，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不僅是三峽的人民。
所以進入到那個地區的時候，我覺得一下子有一個潮濕的感覺，站在街道上看那個碼頭，船來船王碼頭，各種各樣的人在那兒交會，中國人那么辛苦，那時候就有拍電影的欲望，一開始拍紀錄片，拍小東的工作，逐漸地進入到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我拍一個老者的時候，就是電影里面拿出十塊錢給三明看虧門的演員，拍他的時候，他一邊抽他的煙，一邊非常交接地笑了一下，在他的微笑里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對電影不接受，你們這些游客，你們更知道多少的生活呢？那個時候夜晚的時候在賓館里面我一個人睡不著覺，我覺得或許這是紀錄片的局限，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的一種自然的一種心態。
這時候我節開始有一個蓬勃的故事片的想像，我想像他們會面臨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的壓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峽好人》這樣一個劇種，在做的時候我跟副導演我們一起商量，我說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電影，因為我們是外來人，我們不可能像生活在當地的真的經受劇變的人民了解這個地方，我們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寫這個地區，這個地區是個江湖，那條江流淌了幾千年，那么多的人來人往，應該有很強的江湖感在里面，直到今天誰又不是生活在我們的江湖里面，或者你是報社的記者你是報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產的老板你有房地產的江湖，你要遵守那個規則，你要打拼，你要在險惡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電影里面1.5元就可以住店，店老板一樣，他要用這樣的打拼為生活做鋪墊，想到這些的時候很快寫劇本，在街道上走的時候就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著我的手他說，你們是不是要住店，我說我們不住店，他問我你是不是要吃飯，我說我們吃過了，他很失望，你們要不要坐車，我說你們家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就一笑，望著14歲少年的背影，這就需要主動的
生命的態度，后來我找到他，你最喜歡什么？他說喜歡唱歌，他就給我唱了《老鼠愛大米》，唱了《兩只蝴蝶》，我就非常著急地說，你會唱鄧麗君的歌嗎？教他教不會，他只會唱《老鼠愛大米》，所以用在電影里面，他像一個天使一樣，在任何一個情況里面，人的尊嚴，人活下去的主動的能力，想到這些的時候，逐漸的人物在內心里面開始形成，包括男女主角，我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經在《站臺》里演過生死合同的礦工，在《世界》里演過一個背黑色提包，來處理二姑娘后事的親戚，這次我覺得他應該變成這個電影的主角，每次看到他的面孔，我們倆兄弟少年的時候非常親密，18、19歲以后離開了家，他到了煤礦工作，逐漸就疏遠了，但是我知道他內心涌動著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時候我們話非常少，非常疏遠，非常陌生，就這樣看著偶爾笑一下，想到這個電影的時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就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說什么我就知道，我為什么要一直拍這樣的電影，為什么十年的時間里我不愿意把攝影機從這樣那樣的面孔里挪走。
(掌聲)
我們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個范圍里面了，就意味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世界，其實我們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到我們親人，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地忘記。
(熱烈的掌聲)
他就來到劇組，我覺得演得非常好，一開始的時候，我特別擔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員搭戲搭不上來，怕語言又問題，他說 哥，你不用擔心我聽得懂，他說我們礦上有很多四川的工人，所以陜西話、四川話全部能聽得懂，所以他溝通得很好，跟其他當地的演員，特別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邊聚會的時候那場戲，他的前妻問他一個問題，16年了，你為什么這個時候到奉節找了，我就寫對白，春天的時候，煤礦出了事情我被壓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時候我能夠活著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看看你們，看看孩子。拍得很好，第一條過了，他拉著我說，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這些話說出來，他說為什么把這個理由講出來呢，我們在礦里面什么樣的情況誰都了解，如果講出來，感覺就小了，如果我不說出來感覺就大了。
他說得非常好，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說那么清楚呢，就好象這個電影其實有很多前因后果，沒必要講那么清楚，因為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這個時代的故事，如果我們有一個情懷我們能夠去理解，如果我們能從自己的一個狹小的世界里面去觀望別人的`生活我們能夠理解。
或許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我們假裝忘記，當我們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有一種能力去面對的時候，我們能夠理解，有時候我們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或者這樣的電影，是我們一整代人的懦弱。
(掌聲)
但是我覺得，就好像奉節的人，他們把找工作叫做討活路一樣，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勇氣迎接我們所有的一切，找工作當然是討一個活路，他們不麻木，但是他們樂觀，我覺得忘了這些生動的面孔，在我拍攝電影的時候體內又開始有一種血系逐漸地感染了自己，燃燒了自己，就會覺得我們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女主角，趙濤跟我合作過幾次的女演員，演一個沒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決定的前一夜，原來劇本就寫她是一個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就用一個紀錄片的方式，我就讓演員坐那兒拍她，演員拍了一個多小時，真的很困，很煩燥、慢慢入睡，我準備收工，趙濤講，導演你看墻上有一個電扇，這樣一個巨大的決定巨大的決心其實沒有那么容易下，內心那種躁動不安，那種反反復復是不是可以讓我來吹電扇把四川的潮濕，把四川的悶熱，把內心的焦灼演出來，我們就拍她吹電扇，它想舞蹈一樣，拍完之后我覺得是一個普通人的舞蹈，是一個凡人的舞蹈，任何一個街上匆匆走過的女性她們背后的女性，她們都有她們的美麗，我覺得也通過演員的一個創造拍到了這種美麗。
之后就是在電影里面來來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陰晴不定的天氣，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當我們再從奉節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整個攝制組都不適應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樣的一個快節奏，好像把特別多的美好，特別多的人情，特別多的回憶都放在了那個土地上。
今天這個電影完成了，我們把它拿出來，然后我們選擇在這幾天7號點映，14號放映，這個電影和觀眾見面的時間只有7號到14號，因為之后沒有太多的時間，我們就跳好七的舞蹈，讓好人跟有這種情懷的人見的面，其實這不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我到底想看看在這樣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
(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在今天來北大的路上，車窗外又是那些面孔，在暮色里匆匆忙忙上下班，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種潮濕的感覺，這時候不是一個傷感，可能我自己還有一個夢，這個夢還沒有磨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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