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文言文與政論

時間：2021-06-13 12:55:12 文言文我要投稿

淺談文言文與政論

　　寫在前面的話：

淺談文言文與政論

　　本來不想寫文史的復習方法，因為那個太知識化了，學習過程也單純，基本上沒有技巧可言。我見過基礎好的文科同學，根本不復習也能拿到120分以上；也見過天天背死命記的同學，怎么也上不了100。后者基本上是沒有希望的。如果不是基礎太差的原因，就是寫作不行。王老師那本《要覽》可謂面面俱到，當時我買了一本，準備將來給孩子考高中的時候用，很全很強大。對于我們來講，個人觀點，以為文言文部分和政論部分最為有用。因為政論寫作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借鑒文言文的。很多同學問起我具體的寫作方法，正好我有一篇作業，寫的就是這方面的事，引用的文言文的例子大多能從王老師的書里找到。我稍微改了一下給大家看一看，希望能幫上點忙。

　　引言：政論傳統與文體之辨

　　1936年初秋的一個深夜，毛澤東在對斯諾回憶起他青年時代的歲月時說：“學校里有一個姓袁的國文教員，學生給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綽號。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變文風。我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這里提到的“古文文體”，指的是相對駢文而言的文言散文，因不受格式拘束，顯得質樸自由，有利于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政論散文本是散文的一個分支，而我國古代素來有文人論政的傳統，因此廣義上說，古文無論駢散，很多都具有政論的性質。

　　也許正是受了梁啟超和韓愈的影響，后來毛澤東“新聞記者的手筆”亦能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連一向政見不合的學者胡適都對其文章贊賞有加。現在看來，雖然褒韓貶梁的那位袁老師的觀點未免偏頗，但我們還是能從中看出兩個問題：一是古代政論文影響之深遠，二是古文與現代新聞文體文風的差異。但從文體性質上看，盡管政論文與新聞評論的內涵與特征有相當的不同，說理的藝術與技巧應是一脈相承的。下面，我從選題、結構、文采三個角度，簡單分析一下我國古代政論文的說理藝術對于新聞評論寫作的啟發。

　　一、萬壑有聲——從立意到選題

　　嚴羽《滄浪詩話》中說，作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這八個字用在政論寫作上同樣適用。這里的“立志”，可理解為立意。它產生于寫作之前，包括確定全文的主題思想內容、作者的構思設想和寫作意圖及動機等。對于政論文來說，立意是論辯的開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在新聞評論中，立意的著眼點往往在于選題，就是選擇文章所要論證的問題。關于選題，至少有三點我們可以從古代的名篇中獲得裨益。

　　首先是大處著眼。即選題要有宏觀性，作者應具備整體觀、大局觀，這一點非常重要。無論是什么樣的文章，選題都是首要的方向性的選擇。我們分析古代的政論文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時代背景，因為許多事情，會隨著時代、環境、具體語境的不同而變化，比如王安石的政論文中，很多觀點非常偏頗，但大都是與當時熙寧年間變法的復雜環境相關聯的'；再比如馬基雅弗利在1513年寫《邦主鑒》（The Prince）的同時，在撰寫另一部較長的作品《羅馬史論》（Discourses），而后者顯著地帶有更多的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色彩。因此羅素認為讀《邦主鑒》這本書要特別切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反過來說，我們寫文章時也拓寬視野，只有充分考慮到大的時代環境，立論的時候才會有深度。

　　例如在針對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喬云華《地獄門前：與李真刑前對話實錄》一書的一篇時事評論《李真是權力的影子，不是人性的蛀蟲》中，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僅僅把譴責放在李真的‘人情人性’上，難以服人。李真迅速升遷并獲得不受約束的權力的制度才是問題關鍵。”在引證了歷史上相關的類似事例之后，又總結道：“影子權力分享乃至延伸權力已經成為我們的文化基因，滲透到集體無意識中了。現在分析李真，應該更多的從民族的文化心理、政府的體制選擇、政黨的自我更新等等方面進行深入挖掘。”跳出膚淺的 “人性人情”分析，從大局著眼，看政府，看制度，看國家，這樣的立論才是高人一籌的見解。

　　其次是經世致用。文章合為時而著，投射到新聞文體中來，就是時新性。古文中典型的例子王安石和韓愈的散文。王安石的政論文，大都體現作者的改革觀點，直接為變法服務，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戰斗性。如《上時政疏》，從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總結出歷史教訓，充分表現出王安石對北宋王朝命運的深切憂慮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韓愈主張“文以載道”，他是自己文體改革論的優秀實踐者，其散文《原毀》，批評了責人嚴、責己松的不良社會風氣，也是著名的針砭時弊之作。

　　在現代新聞評論中，主流媒體由于擔負著引導輿論、跟蹤決策這樣的重大責任，在緊跟新聞事態發展的同時，須慎之又慎，應當在直面事實、把話說透的前提下保持“熱運轉”中的“冷思考”。這一點，《XX日報》做得相當到位。比如5月12日汶川地震事件中，5月13日評論員文章《災難中凝聚沉著的力量》、5月14日社論《緊急行動起來》、5月15日社論《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等系列評論文章，均快速、冷靜、務實，除了詳細闡明了救災的種種舉措之外，還特別強調了“以人為本”的主題，與時代精神相契合。

　　再次是陳言務去。觀點要新穎獨到，使讀者永遠有初逢的驚喜，這一點對于新聞評論來說尤為關鍵，新聞媒體是要引導輿論的，不是跟蹤輿論的。人云亦云的結果，只能使媒體失去受眾。王安石名篇《讀孟嘗君傳》，大膽立論，推翻了包括《史記》在內的“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這種立足于經世濟時的國家利益來衡量“士”的新觀點，深刻且奇特，令人耳目一新，過目不忘，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二、盤馬彎弓——從章法到結構

　　議論文的結構其實沒有定法，新聞評論更不是八股文，所謂序論、本論、結論“三段式”的說法也只是評論寫作的一般要求。文章的精彩，往往在于跌宕起伏，因此篇章結構也是贏得受眾的關鍵一環。在這方面，古文中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

　　首先是起句發意。開篇觀點要明確，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實踐起來并不容易。不管立論還是駁論，都要氣韻充沛，有蓄千鈞之力而待發之精神。這一點我們可以多看荀子的文章。他的散文多長篇大論，但論點鮮明，開篇有力。如《天倫》的開頭：“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樣的開頭，斬釘截鐵，為后文論述社會國家治亂興廢的關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008年5月18日的人民時評《有一種惡搞叫喪盡天良》，開篇即亮出觀點，情文并茂，首先就在氣勢上抓住了讀者，文章的開頭有力，往往就成功了一半。

　　其次是精彩論證。行文要起伏，結構要嚴謹，層次要分明，節奏要合理。這一點在諸子百家散文與唐宋名家、明清散文中都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孟子的文章富于雄辯，韓非子長于分析，賈誼政論文辭整飭，韓愈散文氣勢磅礴，歐陽修文章舒徐婉曲，蘇軾散文雄奇奔放……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千秋。具體來說，我們可以簡析歐陽修的名篇《朋黨論》。這篇文章實踐了作者“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援古論今，析理透辟，值得借鑒。

　　文章開頭即提出“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的觀點，打破了“君子不黨”的陳舊觀念。接著分析君子之朋、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從正反兩方面列舉史實，得出結論。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自己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借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目前我們有些報紙上的新聞評論，看上去滿口新詞，眼花繚亂，實際上結構混亂，不知所云，是應當向古文認真學習一下的。

　　第三是收尾利落。同時行文應簡潔，力求做到篇中無閑句，句中無閑字。古文自不必說，文言文本身具有簡潔的素質；而對于新聞評論而言，則是特別要強調的。這是一個速變與速朽的時代，沒有人喜歡拖泥帶水的文字。博士賣驢，書卷三紙還不見“驢”字，這種章法放到今天是注定要淘汰的。古文中亦不乏短小精悍之作。我們看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駁俗反常，筆勢峭拔，辭氣凌厲。對于現代的新聞評論而言，一般都有篇幅的限制，因此關鍵在于提高文字的“含金量”。此外，收尾的時候，還是學古人扣一下題比較好，如2008年4月15日人民時評《高校領導對評估女秘書“畢恭畢敬”？》收尾利落，觀點突出。

　　三、要眇宜修：從氣韻到辭情

　　“韻”本是音節中的一個成分，這里我們用來指代古文的韻味，也就是精簡、流暢、蘊含詩情的含蓄美。至于“氣”，則是中國古代詩文素來講究的“文氣”，是歷代文人溫經課業、摩山范水才獲得的東西。放到今天的評論寫作中，我們大多談論的是“文字表現力”。

　　首先是文字本身。要清芬得體，簡樸合度，特別注意不應以辭害義。華麗鋪張的辭藻有時在新聞評論中沒有任何意義，關鍵是準確、流暢，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另一方面，現代文雖然比古文通俗直白，但文字同樣需要推敲，煉字也是必要的。我們應當多讀荀子的文章，電視、廣播評論力求音韻鏗鏘，平面文章也要瑯瑯上口。

　　其次是適當抒情。詩可以群，好文章也可以，情感是最容易溝通的。新聞評論素來講究“事、理、情”，說理和抒情并不矛盾。但是說理貴乎直率流暢，抒情則需回環往復。在現代評論性文章中，如何將二者巧妙結合，是一個比較難處理的問題。我覺得關鍵在于綜合性的把握。在這方面，梁啟超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少年中國說》堪稱典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現代新聞評論中也不乏這樣的佳作。《南方日報》2008年5月14日評論員周虎城的評論《今天，我們都是汶川人》中，依次說到了冰雪災害、膠濟鐵路撞車、祖國統一、抗震救災、改革開放三十年、即將舉辦奧運等多個熱門話題，本來極容易使中心論點散亂，但因為“我們都是汶川人”這一情感上的統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章就這樣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第三是使用修辭。政論文中常見的修辭自然是比喻、排比、類比等，關鍵是表達的效果。有豐富閱讀經驗的人都知道，好的文章總是令人吃驚的，這里不再舉例。最后，還是要說一說文采適度的問題。采用的新名詞、新術語也要注意規范性，我們畢竟不能人人達到莊子的水平，使用新詞要以不妨礙表達準確為度。

　　結語：合理繼承與科學發展

　　我們不否認新聞是即興之作。但在新聞寫作中，新聞評論是比較特殊的一類文體，寫作方式也相對靈活，長話可以短說，小題可以大作，而思想性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從我們古代的政論文中獲得很多啟示。

　　創造往往從模仿開始，但模仿也要注意鑒別和取舍。辯證地說，所有的事物都有兩面性。《韓非子》中有個故事，說一位婦人在裁褲子的時候，看見做樣子的舊褲子上有個破洞，便也照樣在新褲子上剪了一個破洞出來。我們不要學這個婦人，要在熟讀古文、充分吸收的基礎上自然運筆，避免生搬硬套，照單全收。

　　此外，要在取長補短的同時，努力求新求變。寫文章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也要與時俱進，墨守成規只會令文氣死板，從這個意義上說，“通變”的重要性遠遠高于復古。這是時下一些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的評論文章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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