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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傳》第九章 成名
引導語：張愛玲什么時候開始寫作?何時成名?成名的作品是哪些?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張愛玲傳》第9章《成名》原文，我們一起閱讀了解相關信息吧。
從發表《中國人的生活與時裝》開始，張愛玲算是步入文壇了。但《二十世紀》是洋人的文壇，張愛玲不是林語堂，不論就感受性而言，還是就對中文的喜愛程度而論，她的中國情結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滿足于那種輕倩的介紹方式。雖然三年沒碰中文，她肯定還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設想成她的主要讀者，何況她自小就鐘情于小說，心心念念于那個更廣大的想象空間。洋人要看而比較容易看懂的是介紹性的文字，小說對于他們顯然是更費解的。張愛玲要靠英文寫小說成名，近乎不可能，即使以后她以英文寫了多部小說，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到底是上海人》中恭維上海人，說“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假如我們不全然當做是籠絡讀者的套語(事實上也不是)，則我們不妨說，她想象中真正能與她心照的讀者還是她的同胞。
所以就在“賣”洋文行情很不錯的時候，她挾著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去叩上海文壇的門了。而且一旦在中國文壇上站穩了腳跟，張愛玲便與西文雜志揮手作別，雖然《二十世紀》一直出至1945年歐戰結束才停刊，而賞識她的梅奈特肯定繼續向她約過稿。這一停就是好幾年，直到50年代初她離開祖國大陸以后，她才重新揀起那支寫洋文的筆。
不知是因為以往投稿漫長的(有時是無望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還是她學會了一點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經有了足夠的自信，總之這一次懷著對成名急切渴望的張愛玲沒有將作品投進郵筒，聽任它到編輯大人的案上去碰運氣。她寧可去“面試”。經母親這一系的親戚、園藝家黃岳淵的介紹，她帶著稿子拜訪了《紫羅蘭》雜志的主編周瘦鵑。
周瘦鵑筆名紫羅蘭庵主人，是鴛蝴派(又稱“禮拜六派”)的代表性作家，很早即因發表在早期《小說月報》上的小說《愛之花》而一舉成名。其后他與王鈍根一起主編《禮拜六》雜志，該雜志以“寧可不討小老婆，不可不讀《禮拜六》”相號召，其消遣游戲性質一望而知;他又曾經是《申報》副刊《自由談》的主持人，而在新文學作家黎烈文接手改組之前，該副刊一直是鴛蝴派的重鎮，因此之故，周素來是新文學陣營重點攻擊的對象之一。
鴛蝴派雖然從民國初年起就一直受到新文學陣營的激烈批判，并且一度為時勢所迫，交出了《小說月報》等幾個重要陣地，但通俗文學這一塊仍然是他們的天下，都市中發行量較大的雜志、副刊也仍然是他們的地盤。周瘦鵑身為好幾家有號召力的雜志、副刊的編輯，在上海灘文壇、在鴛蝴圈中——盡管新文學作家從來不把鴛蝴派的圈子視為文壇——算得上是個“泰斗”級的人物，絕非單是耍耍筆桿的尋常通俗小說家可比。有一度報紙上曾有人寫文章，斥他把持文壇，外稿多擲進紙簍，甚至不煩過目，夾袋中人的稿件則即使拆爛污亦照登不誤。張愛玲不會自低身價，通過關系將稿子硬塞入周瘦鵑的“夾袋”，然而此次張愛玲是經周的老交情黃岳淵(周酷愛園藝，1949年以后還寫過專談花卉草木的書，那時是黃岳淵庭園中的常客)之介到紫羅蘭庵登門拜訪，她又是名門世家之后(舊派文人對門第、家學之類一向是津津樂道的)，紫羅蘭庵主人當然另眼相看。
此次相會，老少二人談得甚是融洽。張愛玲待人接物時給人“夾生”之感，但她在長輩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嘗自言一向對年紀大的人感到親切，對年歲相當的人稍微有點看不起，對小孩則是尊重與恐懼。這一回她在周瘦鵑面前雖是執禮甚恭，卻也還自如。她向周說起她母親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實讀者，她母親且曾因他一篇哀情小說中主人公的命運而傷心落淚，并寫信央求作者不要安排如此悲慘的結局。周瘦鵑聽了自然大為高興。讓張愛玲高興的卻是這位主編對她奉上的小說十分欣賞。還未讀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周瘦鵑便稱名字起得好，大約他聞到了傳統小說的氣息。“五四”以后，文學青年多將舊小說視為落伍，現在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姐，這個正給洋雜志寫文章、理應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實可喜。他倒沒有細究這名字其實亦新亦舊，中西合璧——篇名中出現冒號是地道的洋派格式。
周瘦鵑的直覺沒有錯，將兩篇小說一氣讀完，他更可以相信這一點。它們與強調嚴肅性、思想性，鄙薄娛樂性的新文學大異其趣，從取材同可讀性看似乎倒是與鴛蝴派小說不無相共之處。難得的是周瘦鵑于堅守舊式趣味之外還是個鑒賞力較高的人，他通洋文，翻譯過西洋小說，是舊文人圈子中為數不多的對西方文學有所了解的人之一，他不僅看出張的小說有《紅樓夢》的影子，而且看出張在寫作中受到毛姆的影響，且斷言它們可與毛姆的小說媲美。水晶稱周瘦鵑將張的“二爐香”與毛姆小說相提并論，不過是“順手牽羊的說法”，意謂周毫無眼光，看不出張的成就超過毛姆多多，只是人云亦云把毛姆誤認作大作家，借此恭維張而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96頁)可是張愛玲喜讀毛姆的作品，也的確受其以遠東殖民地為背景的小說的影響(尤以“二爐香”最明顯)，雖然吸引她的主要是里面特異的殖民地的情調和氛圍。周瘦鵑看到的大約就是這種表面的相似，然而在鴛蝴作家，看到這一點似也屬不易。周瘦鵑很快拍板：兩篇小說都用。《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隨即出現在《紫羅蘭》的復刊號(該雜志1922年夏由周瘦鵑創辦，后因故停刊，1943年5月正式復刊)和第2期(1943年6月)的顯著位置上，這可不是因為熟人關系對張愛玲的優待了。周瘦鵑還在這兩期的編輯例言中花了不少筆墨向讀者推介這位文壇新人，并追敘了與張相識的因由。
眼見得當小說家的夙愿將償，闖進文壇的計劃已經順利邁出了第一步，張愛玲自有莫名的興奮。出于對老輩人的恭敬，也出于感激之情，她請周瘦鵑到家里喝下午茶，與她同住的姑姑也在一旁陪客。不請吃飯而請喝茶，這大約又是張愛玲已經習慣的英國式的待客方式了。周瘦鵑對客廳里精致典雅的陳設、器皿以至精美細巧的點心贊不絕口，后來又將受到的這番招待形諸筆墨。
周瘦鵑待這個晚輩不可謂不厚了，奇怪的是張愛玲很快改換門庭，從此再沒有替《紫羅蘭》寫過稿。或許她覺得同后來與她聯系密切的幾家雜志相比，《紫羅蘭》的檔次低了些，在純文藝圈中不被人看重(《紫羅蘭》后來的確也不甚景氣，原為月刊，后來落到不定期出版)。或許她發現另幾家刊物更與她氣味相投，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把她推向文壇的頂峰。不管怎么說，眼下《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剛出手的張愛玲急于讓手里捏著的稿子來個天女散花，在更多的雜志上打響，擴大知名度，以期早日品嘗到成名的喜悅。于是她同時向幾家雜志進軍。
張愛玲的“二爐香”并沒有立即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但是文藝圈內卻有不少有心人由此注意到這位后起之秀，《萬象》主編柯靈即是其一。柯靈是以編劇本和寫雜文出名的新文學作家，也是著名的編輯，先后編過《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大美晚報》副刊《淺草》、《正言報》副刊《草原》等。孤島時期他與文載道、周木齋等人創辦《魯迅風》旬刊，以雜文形式反對投降，宣傳抗日。上海淪陷后，《魯迅風》的人大多留在上海，然而各奔前程。柯靈不改初衷，仍孜孜矻矻，想在淪陷區的烏煙瘴氣中為新文學保住一塊地盤。1943年夏天，柯靈受聘接編了商業性雜志《萬象》。
《萬象》原先的主編陳蝶衣和它的老板平襟亞都是鴛蝴派人物，該雜志的內容也是風花雪月的軟性文字，大體上和《紫羅蘭》一樣，走的是鴛蝴派消遣娛樂的路線。柯靈接編后，《萬象》的作者隊伍為之一變，師陀、唐弢、鄭定文、王元化、傅雷等人都為其撰稿。可以說，柯靈接編后的《萬象》一方面力圖辦得生動活潑，一方面從一開始起就轉為新文學雜志了。
接編之初，柯靈自然特別留意物色合適的作家。一日偶閱《紫羅蘭》，“奇跡似地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柯靈的驚奇可能出于兩個意外：其一，此時此地，突然冒出這等好文章;其二，這樣的佳作居然出現在鴛蝴派的雜志上。柯靈有此“發現”也是他的較為溫和的性情(不存黨同伐異之見)、淪陷區的特殊環境(新文學作家隊伍凋零、星散)以及他的身份(編輯)使然，因為新文學作家以至后來的左翼作家通常對鴛蝴派雜志上的作品是不屑一顧的。
可能多少有這方面的考慮，柯靈想通過周瘦鵑邀張愛玲為《萬象》寫稿時躊躇再三(當然拉旁人“發現”的新人為自己寫稿也非易事)，最后還是作罷。然而，張愛玲的才氣給柯靈留下的印象太深，請不來這位鋒芒初露的作家，心中始終不能釋然。誰知就在此時，張愛玲自己找上《萬象》編輯部來了。張帶來了她的一部小說，請柯靈看一看。此次晤面是作者與編者的交道，不像上一次中間還夾著熟人的關系，少了一些寒暄客套，然而盡管談話很簡短，卻是愉快融洽。幾十年后，柯靈用“喜出望外”來描述他當時的心情。既然他早就存著這份心，那稿子實際上是必用的，這就是登在《萬象》1943年8月號上的《心經》。
從這一期開始直到1944年6月，《萬象》幾乎每一期上都有張愛玲的作品：《心經》之后有《琉璃瓦》《琉璃瓦》似乎在別處碰過壁。周班公在《傳奇》座談會上曾提到他看見過《琉璃瓦》的原稿，可是他“奉命”將其退還作者了。其時他當在某家刊物做編輯，但不知是哪一家刊物。，《琉璃瓦》之后緊接著就是《連環套》的連載。但是張愛玲與《萬象》的密切關系很快成為過去，在以后直至抗戰結束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她再沒有在這里發表過一行字，而且《連環套》未登完就不登了。個中原委，有人推測是起于迅雨(傅雷)的一篇評論，該文對《金鎖記》大加贊美之余，對張的其他小說，尤其是《連環套》多有針砭，辭氣誠懇而尖銳，而柯靈在編者按中對此文又有高度評價(詳見后文)。當事人柯靈先生否定了這種猜想，只是對真正的起因語焉不詳。張愛玲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是自覺寫得太糟，亦感到寫不下去，“只好自動腰斬”(《張看》自序)。可是當時張至少在公開場合對《連環套》之糟糕是不認賬的，為此而行“腰斬”豈不是有服輸的嫌疑?更說得通的原因可能還是和《萬象》老板平襟亞的矛盾，他們因稿費等問題而起的磨擦在小報上傳得沸沸揚揚，這一年的8月二人還在《海報》上打過一場筆墨官司。但是柯、張二人的私交一直很好，幾十年后，已屆耄耋之年的柯靈先生回首前塵，追述兩人的交往，寫下一篇《遙寄張愛玲》，情真意切，讀之令人回腸蕩氣。
幾乎與《心經》發表的同時，張愛玲的另一篇小說《茉莉香片》在《雜志》上登了出來。此番張愛玲是自己找上門去，是一般的投稿，還是《雜志》看出苗頭，主動找上門來，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雜志》顯然從一開始就看中了她。隨后一期上登出的《到底是上海人》很可能是約稿，即便不是，此文也肯定是編輯告知她讀者反應后她以小品形式給讀者的一份答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此后兩年左右的時間里，使張愛玲青云直上，風靡上海灘的諸家刊物中，不惜血本、出力最多的，首推《雜志》。
《雜志》的背景要比《紫羅蘭》、《萬象》來得復雜。過去的出版物有商業性刊物、同仁刊物、黨派刊物之分。商業性刊物以營利為目的，看重的是銷數，全以讀者大眾的趣味為歸依;同仁雜志是一些文學、藝術或學術上有相同志趣的人辦的出版物;黨派刊物則是某個黨派的喉舌，受其控制，接受其津貼，人們常稱其“有來頭”、“有背景”。《雜志》大體上應劃入第三類。《雜志》與另一刊物《新中國周報》一樣，均附屬于《新中國報》，而《新中國報》的后臺是日本人(《新中國報》是日出一張的大報，沒有過硬的后臺，這樣的大報在淪陷區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新中國報》報社的社長袁殊、主編魯風(即劉慕清，1949年后曾任上海公安局長楊帆的主任秘書)都是中共地下情報人員。袁殊的公開身份除報社社長之外，還有國民黨中央委員，還曾任汪的江蘇省教育廳長。但是他們的使命是情報而非宣傳，報刊的作用更在掩護，《新中國報》自然是親日的面目。《雜志》的情形又有不同，它的取徑似在給日偽文化活動方面撐撐場面。除不見政經外交時局等硬性文章外，包括各種類的文字，實地報道、人物述評，以及不定期刊出的特輯、座談會記錄是其顯著特色。它與《紫羅蘭》一類消閑雜志的不同處在于態度嚴肅，其社評、編者例言多次聲稱要走純文藝的路線。在淪陷時期的上海，《雜志》也許是首屈一指的文學雜志，它聚集了張愛玲、洛川、郭朋、谷正魁、章羽、石揮等一批有才氣的作家，又有特殊的背景，能夠大張聲勢地活動，其實力絕非其他文學雜志可比。
因為有這樣的實力，《雜志》能夠給張愛玲帶來的名聲、風光，自然是其他刊物辦不到的。《萬象》一度是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綜合性雜志，它當然可以讓張愛玲在讀者大眾和文學愛好者中打響知名度，但是《萬象》肯定無力(當然也無心)將她推上極峰，將她引入上層社會的交際圈。《雜志》能做到這些，而且顯然十分愿意為張捧場喝彩。從刊載張愛玲的作品起，《雜志》上叫好聲幾乎就沒斷過(胡蘭成的《評張愛玲》也是分兩期登在這里)。每期的編者按中幾乎都有推許張氏小說的文字，而《傾城之戀》曾被當做重頭戲，《雜志》而外，又在《新中國報》的文藝副刊《學藝》上刊載。《雜志》出版社推出了張的小說集《傳奇》，隨即出面組織文學界的知名人士座談該書。不僅如此，1943年8月份首次發表張的小說，11月份《雜志》就安排張出席了朝鮮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歡迎會(朝鮮當時也在日本的治下);日本人投降前夕，又曾舉辦納涼晚會，主賓是張愛玲和“滿洲國”的電影明星李香蘭。不管張愛玲本人意愿如何，她又作何感想，在這些場合，她隱然已被視為代表此間文壇做“國”際文化交流的人物。
張愛玲生性不喜政治甚至厭惡政治，《雜志》雖有日本人的背景，但不公開談論政治，她當然愿意看到這一點，對《雜志》助她成名，她自是欣喜之外還要加上感激。投桃報李，她把最得意的小說都給了《雜志》：除上舉登在《紫羅蘭》和《萬象》上的幾篇，加上刊于《天地》的一篇《封鎖》之外，《傳奇》中的所有小說最初都登在這里。約有大半年的時間，《萬象》、《雜志》都是逐期都有張的作品，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張并非不分彼此地對待兩家刊物，給《萬象》的稿子顯然分量較輕。雖然張從內容到技巧口口聲聲為《連環套》辯護，但即便在當時，她自己對該作的散漫、平庸肯定也心里有數。
如果說周瘦鵑的《紫羅蘭》幫助張愛玲在文壇順利出了道，那我們可以說，是《雜志》讓她成了名(她的成名作應是發在《雜志》上的《傾城之戀》)。
在小說贏來滿堂彩之后，張愛玲又開始亮出她的另一樣拿手戲——散文，并且立即打響。她將曾刊于《二十世紀》的兩篇文章《依然活著》、《中國人的生活與時裝》用中文重寫一過，題作《洋人看京戲及其它》、《更衣記》，投給當時名噪一時的散文半月刊雜志《古今》，很快在8月、9月登了出來。
《古今》雜志社的社長是朱樸，曾任汪政府交通部的政務次長，與周佛海關系密切，汪政府的朝野人物都在《古今》上面寫文章。朱樸手下的兩員大將周黎庵、陶亢德都是林語堂出版物系統的人物，后者曾編《宇宙風》，前者曾編《宇宙風乙刊》。駕輕就熟，合時合宜，該雜志走的仍然是《論語》、《宇宙風》的性靈、趣味路線，不同處是更偏重考據、掌故、文史隨筆之類，紳士氣減弱，而更有一種中國文化本位的隱逸氣、名士氣加遺老遺少氣。
《古今》可說是男人的天下，當時上海各雜志的班底中都頗有幾位女作家，反觀《古今》，月出兩期，除蘇青、張愛玲外，絕少女性出現在其陣容中。這一方面是因為為其寫稿的頭面人物多，名流雅士多，女流之輩絕難插足其間;一方面也是刊物的取向、氣味使然。張愛玲的名字接連在上面出現，也說明編輯看出她的文章實在不同凡響，不可等閑視之了。可是張愛玲很可能察覺該雜志的種種氣味與自己的性情不相投，而且縱能躋身其間，它亦不能讓自己昂首鶴立，獨上青云。所以兩篇文章之后，《古今》再不見張愛玲的名字，她轉向了馮和儀(蘇青)辦的散文小說月刊(實以散文為主)《天地》。《天地》是上海淪陷時期另一家走紅的雜志，因主持人為女性，該雜志頗多女性色彩。
張愛玲與蘇青氣味相投、私交甚篤，而作為主編的蘇青是很樂意將張作為雜志的頭號“種子”抬舉的。自《天地》創刊后的第2期發表《封鎖》起，張的稿件幾乎與《天地》的壽命相始終，給稿最勤時，同一期《天地》上你可以看到她的名字出現三次以上(包括作插圖、封面設計)。
由此我們約略可以看出張愛玲對刊物雜志取舍的標準了：檔次高，實力強之外，還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讓她在上面唱大軸戲，雖非同仁雜志于她卻有同仁雜志的意味。《雜志》、《天地》遂成為與她關系最密切的兩家刊物。
從5月份在《紫羅蘭》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起，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張愛玲迅速“占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相繼問世。且看1943年11月里同時發表的她的作品：《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刊于《古今》;《金鎖記》刊于《雜志》;《琉璃瓦》刊于《萬象》;《封鎖》刊于《天地》。文壇登龍，雜志為徑，文壇金字塔正是著名雜志堆疊起來的。準此而論，張愛玲可說已是一步登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淪陷時期的上海這個特定的時空里，文壇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文學趣味的各個文學圈子似乎都是順理成章地接納了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獎。我們大致可以說，《紫羅蘭》代表了鴛蝴派的趣味，《古今》承襲了周作人、林語堂的“閑適”格調，《萬象》堅持著新文學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的傳統，對“新文藝腔”大張撻伐的《雜志》則想走純文藝的路線，而它們竟一致對張愛玲表示推許。在新文學史上，這樣的情形即使不是僅見，也肯定是少見的。
張愛玲傳的讀后感
讀了許多年的張愛玲，也自卑了許多年。在她強大的文字之下，在她蠱惑的氣氛之圍，我甘愿自己是個卑微的崇拜者。我絞盡腦汁想搞明白一件事，便是她筆下那些精妙句子是如何鍛煉組成的。在我看來，那些睿智而尖刻的文字是她與生俱來的天賦的最佳證明，在遣詞造句這件事上，她似乎并未窘迫或者苦惱過，她是天生的作者、天才的講述者。我愛她的才情，崇敬她的`倔強，同時也為她抒發的關于“咬嚙性的小煩惱”而困惑不已。她說自己一直在寫那些“男女間的小事情”，她寫得不隱晦、寫得戲謔、寫得樂此不疲，或許她的志愿便是能夠看清世間情愛的真正風貌吧。
她用文字和小小的情愛世界談著戀愛，同時也身體力行地體驗著情的傷、愛的深沉。她是那種很執拗的女人，仿佛她看上的，都是上帝事前就為她準備了好久的。她與胡蘭成的情事，轟轟烈烈、不卑不亢;她同賴雅的相遇，歷經風雨、甘苦自知。她似乎從來沒有抱怨過，對于愛情。她酷愛描寫月亮，似乎只有那清冷的月光才能溫暖她日漸冷靜的心;她朋友不多，但知己卻有兩三個;她一生傳奇，如今更是聲名顯赫，可在世時她仿佛更愛深居簡出，對繁華不甚感冒;她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可我們永遠不懂她心中的神又是誰。她是張愛玲，她是一抹勾魂至魅的月華，亦是一段拂塵而去的傳奇。PS：這本《張愛玲傳》是張氏傳記諸多版本中個人覺得最舒服的，愿張迷們能夠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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