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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愛國手抄報內(nèi)容
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這看似平常的話語，道出了最深刻的愛國理由：國家是小家的寄托，更是個人的寄托；國家是物質(zhì)利益的寄托，更是精神家園的寄托。下面我們?yōu)榇蠹規(guī)硇W生愛國手抄報內(nèi)容，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小學生愛國手抄報內(nèi)容篇一
夏完淳，是那個特定歷史時代的兒子，同時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戰(zhàn)時期以夏完淳事跡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的話劇《南冠草》曾激動過多少誓以熱血拯救祖國的中華兒女！今天，盡管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但對祖國的義務(wù)沒有變，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沒有變，因此在他的身上，我們同樣能汲取許多做人的力量。
對青少年來說，夏完淳這個人物有著不可磨滅的榜樣作用，而且他的無論是做人還是事業(yè)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們深思的價值。在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許多關(guān)于神童的記載，但他們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閃爍一時便沒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傷仲永》對這種情況加以了分析，對社會上不正確的培養(yǎng)神童方法進行了指責。確實，這些天資聰慧的'孩子將來有可能成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讓這些還未完全成熟的孩子喪失進取心和清醒的認識，飄飄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時又不再繼續(xù)學習，因此大多數(shù)孩子很快就江郎才盡，像仲永一樣沉溺于大人的指揮和機械的創(chuàng)作中，“泯然眾人矣”。
陳繼儒曾寫詩贊：“包身膽，過眼眉，談精義，五歲兒。”
現(xiàn)代愛國詩人柳亞子先生在青年時期讀了夏完淳的詩歌后，敬慕不已，寫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我亦年華垂二九（即十八歲——作者注），頭顱如許負英雄。”以自比自勵，從完淳的詩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藝術(shù)營養(yǎng)。四川辛亥革命元勛熊克武回憶說：“我在家念私塾時，特別喜歡明末夏完淳的詩文，一面抄寫，一面熟讀，至今還可背誦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zhàn)的民族文藝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說：“我早年從《藝海珠塵》內(nèi)得讀《夏內(nèi)史集》，誦至他16歲所作的《大哀賦》和《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這幾篇，有時熱血上涌，有時酸楚欲絕，不知不覺的使我對于這一位青年抗戰(zhàn)的民族文藝家敬佩不已”。聞亦博在《明代模范學生夏完淳傳記》中說：“他的一生，始終不肯休息，不肯妥協(xié)，燃燒著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詩句中發(fā)生偉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寫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實多少倍了”。文壇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對夏完淳的詩作進行詳細評點。
小學生愛國手抄報內(nèi)容篇二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書”，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優(yōu)秀品質(zhì)被人們喻為“沒有字的教科書”，教育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
徐特立斷指血書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愛國主義教科書。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書，有機會閱讀了《民報》、《猛回頭》、《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發(fā)生了變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并指引學生關(guān)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1909年的夏天，他應(yīng)約在修業(yè)學校作時事報告。他痛斥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無所不至的侵略，列舉了一樁樁傳教士毒害中國人民的慘案，他越講越憤怒，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忽然，他跳下講臺，跑到廚房取出一把菜刀，當眾砍下自己左手的一節(jié)手指。他用鮮血寫下了：“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大字，表示對帝國主義的憤恨和雪恥的決心。因為流血不止，他暈倒了。事后，省內(nèi)外許多報紙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消息，徐特立的愛國壯舉教育了各界人士，激發(fā)了許許多多教師和學生的愛國熱情。
作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著樸素節(jié)儉的優(yōu)良品質(zhì)，這是一本難得的修身教科書。早在湖南一師的時候，徐特立的生活節(jié)儉，就是全校聞名的。他的住處簡簡單單，沒有大皮箱，沒有大柜，沒有什么值錢的家具，有的只是破舊的書籍。當時，長沙教育界有一個風氣，中學教師被認為是有體面的人，出門都要坐轎子，顯示紳士派頭。可是徐特立卻從來不坐轎子。他在長沙師范當校長，又在一師兼課，兩個學校相距約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著“釘鞋”，打著雨傘，夾著講義，從不缺課或遲到。一些教師看了很感動，慢慢地也都學著不坐轎子了。
1937年，徐特立領(lǐng)導著陜甘寧邊區(qū)的教育工作。黨中央剛進駐瓦窯堡的時候，當?shù)刂挥幸凰鶎W校。一天，徐特立去聽課，他穿著破皮襖，腰系一根繩子，學校的教師還以為他是紅軍的馬夫，沒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馮雪峰一起去聽課。馮雪峰向教師們介紹了徐特立，教師們大吃一驚，原來那穿著極為樸素的“馬夫”，竟是邊區(qū)教育部部長。有兩首小詩描述他在延安時的儉樸生活：“延安諸老惟公特，生活簡單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補綻，自煮瓜果充糧食。”“少騎公馬多徒步，不要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冰饃饃，一天開會好幾處。”
建國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質(zhì)條件好了，他依舊保持節(jié)儉的作風。他常對親屬說，生活上的.簡樸，不僅可以省下錢來用于公共事業(yè)，更重要的是不脫離群眾，鍛煉人的革命意志，培養(yǎng)人的高貴品質(zhì)。他的衣被鞋帽都是從延安時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補的，他就堅持不換新的。后來，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雙皮鞋，平時也不穿，只是因為要經(jīng)常出席一些重要宴會和參加外事活動的需要。他在飲食上也十分簡單，一直愛吃五谷雜糧和蔬菜。開始，他和中央宣傳部的部分工作人員住在一起，房子很舊，也較擠，孫輩回家就睡在辦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組織上要給他蓋幾間房子。他幾次表示不同意，說等將來生產(chǎn)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慮。后來經(jīng)過多次說服，并將修建費減去了1/2，他才勉強同意。他住在香山時，很少一個人坐小車。他跟警衛(wèi)員算過一筆帳：汽車、汽油是用實物或黃金從國外進口的，從香山到城里，來回幾趟就把一個中農(nóng)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來進城居住了，他還常常以步代車，保持了優(yōu)良傳統(tǒng)。
1968年11月28日，91歲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偉大的師表，他為中國教育事業(yè)奮斗的一生，永遠為人們緬懷，被人們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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