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段落分層講解

　　導語：《魚我所欲也》一文本身的結構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論點應當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賢者能勿喪耳”。

　　魚我所欲也原文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wéi)茍(gǒu)得也;死亦我所惡(wù)，所惡(wù)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wù)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bì)患者何不為(wéi)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bì)患而有不為(wéi)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wù)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dān)食(shí)，一豆羹(gēng)，得之則生，弗(fú)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cù)爾而與之，乞人不屑(xiè)也。

　　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wèi)宮室之美，妻妾(qiè)之奉，所識窮乏者得(dé)我歟(yú)?鄉(xiàng)為(wèi)身死而不受，今為(wèi)宮室之美為(wéi)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qiè)之奉為(wéi)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wèi)所識窮乏(fá)者得(dé)我而為(wéi)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wèi)失其本心。

　　譯文

　　魚，是我所想要的東西;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東西。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得到，(我)會舍棄魚而選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東西;道義也是我所想要的東西。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我)會舍棄生命而選取道義。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但還有比生命更想要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茍且偷生的事情。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厭惡的事，所以有禍患(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沒有比生命更想要的東西，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們沒有比死亡更厭惡的事情，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禍患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按照這種方法可以生存卻不采用，按照這種方法可以躲避禍患卻不去做。是因為有比生命更想要的東西(那就是義)，有比死亡更厭惡的東西(那就是不義)。不僅僅是賢人有這種思想，每個人都有這種思想，只不過賢人能夠操守這種道德不丟失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得到它就可以活下去，失去它就要死。(如果)沒有禮貌地吆喝著給人(吃)，就是過路的饑餓的人都不會接受;用腳踢著給人家，即使是乞丐也因輕視而不肯接受。高位的俸祿如果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義就接受了，那么這種高位厚祿對我有什么益處! 是為了宮室的華美，為了妻妾的侍奉，為了所認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從前為了(道義)寧死也不肯接受(施舍)，現在為了宮室的華美而接受了;從前為了(道義)寧死也不肯接受(施舍)，現在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從前為了(道義)寧死也不肯接受(施舍)，如今卻為了所熟識的窮人感激自己而接受了它。這種行為不可以停止嗎?(如果不停止的話，)這就是所說的喪失了人本來的思想，即羞惡之心。

　　出處

　　選自《孟子·告子上》(《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題目是編者加的。中心論點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或者是“舍生取義。”解題：孟子主張人性是善的，他認為人生而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只要不使這些善心喪失，就在道德方面具備“仁義理智”

　　段落分層

　　第一層(從開頭到“舍生而取義者也”)：提出本文的論點。作者先講一個生活常理，即在魚和熊掌不可以同時得到的情況下，一般要“舍魚而取熊掌”，以這個生活常理為喻，自然地引出在生和義無法同時兼顧的情況下應該“舍生而取義”的結論，這也是本文的主旨。

　　第二層(從“生，亦我所欲也”到“所惡有甚于死者”)：對論點進行具體的分析與闡釋。第一層中用比喻論證的方法引出論點，雖然很巧妙，但比喻畢竟不是嚴密的論證，第二層就直接對論點進行較深入的分析與闡釋了。

　　作者先從正面來講：雖然生命是我所喜愛的，但是，因為我所喜愛的東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去做茍且偷生的事;雖然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是，我所厭惡的東西還有甚于死亡的，因此即使是死亡之患，我有時也不避開它。這里所說的“甚于生者”就是指“義”;所說的“甚于死者”就是“不義”。于是，為了“義”，可以“舍生”;即使死掉，也不做“不義”的事。

　　接著，作者又從反面來申述觀點：如果人們所喜愛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們厭惡的東西沒有超過死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死亡之患的辦法，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這里隱含的意思是，一旦將愛惜生命和懼怕死亡發展到極端，那么在生命受到考驗的時候，人的行為就會失去準則，做出讓人不齒的事情來，最終，人的價值和尊嚴喪失殆盡。因為暗含了這樣的意思，因此，“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這兩句話，具有警醒人心的作用。

　　第三層(“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作者進一步指出，其實人人都有向善之心，之所以只有“賢者”才能做到“舍生取義”，是因為“賢者”能夠保有“本心”而已。

　　第二段運用的是舉例論證法。作者以“一簞食，一豆羹”為例告訴我們，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簞食，一豆羹”，當它關乎生死的時候，也能考驗一個人的品德。“呼爾”“蹴爾”而與之，則“行道之人”與“乞人”都不屑受之，這就是人沒有喪失“本心”的表現。

　　又舉有的人“不辯禮義”地貪求“萬鐘”為例，說明喪失“本心”的表現。“一簞食，一豆羹”雖然比“萬鐘”少得多，可是“弗得則死”，看來更為重要。這里作者又運用了對比論證法，將“一簞食，一豆羹”與“萬鐘”作對比。按財富的數量說，“萬鐘”自然是多的。但是，“萬鐘”決定的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一簞食，一豆羹”決定的卻是生命，自然要比“萬鐘”更重要。通過這種對比，既讓人認識到將“禮義”拋到腦后，貪求富貴的行為是多么地不值得，也讓人醒悟到“本心”的喪失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人應該時時反省自己才行。

　　寫法介紹

　　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借以說明“我”“舍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于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并不能證明人就能“舍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幾句話中。后面幾句中的“舍生取義”、“不為茍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前后，進行回環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證明“舍生取義”。而是用“舍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茍得”)為論據證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

　　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蘊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接著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后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

　　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通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饑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通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后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性。

　　通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通過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

　　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了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著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說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孟》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孟》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于把它作為論說文的范文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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