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魚我所欲也》賞析

時間：2024-07-11 20:22:08 魚我所欲也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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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魚我所欲也》賞析

　　《魚我所欲也》這篇佳作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以及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孟子《魚我所欲也》賞析相關內容。

孟子《魚我所欲也》賞析

　　魚我所欲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賞析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在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為什么要舍生取義呢?孟子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證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義)，所以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以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以上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不過，上面的論證只是講道理。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著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著，“蹴爾”是用腳踢著。這幾句說：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著叫別人吃，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腳踢著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可見，孟子寫這段話是有根據的。“所惡有甚于死者”，當面忍受別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厭惡，所以寧愿餓死也不愿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舍。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用說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舍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這種現象該如何解釋呢?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上確實存在“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鐘”是古代的計量單位，六斛四斗為一鐘，“萬鐘”指豐厚的俸祿。為什么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鐘俸祿呢?萬鐘俸祿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以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愿受侮，現在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舍生取義之心，后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說：“是亦不可以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不是可以罷休了嗎?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以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評語很有道理。有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敗的危難之際，能夠寧死不屈、舍生取義，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時，卻不顧廉恥、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違法亂紀為親戚朋友謀取私利，這不就是“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嗎?他們確實是喪失了原來的立場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責“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不但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和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意義，而且也提醒后人應該時時刻刻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貪圖爵祿而干不合禮義的事情。不過，孟子說：“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認為每個人一生下來就具有仁、義、禮、智等善心，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是后來“失其本心”，這樣解釋沒有強調后天教育和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是他的唯心主義性善論的表現。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后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托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并送給孟子萬鐘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用，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見《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說的“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孟子在本篇中對舍生取義精神的頌揚，對“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批判，對后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義”奉為行為的準則，把“富貴不能淫”奉為道德的規范，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詩》中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都是與“舍生取義”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孟子》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用一句就可以說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說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用比喻，本篇以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以“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說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擴展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被韓愈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為“亞圣”。

　　孟子的言論著作收錄于《孟子》一書。其中《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國也》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等篇編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

　　主要影響

　　思想綜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全書雖非全是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

　　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于天下。

　　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舍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稱為“亞圣”。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為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將《易》《書》《詩》《禮》《周禮》《儀禮》《公羊傳》《谷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大學》和《中庸》被認為是孔子弟子曾參和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這樣，《孟子》一書便與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以后《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圣公”，以后就稱為“亞圣”，地位僅次于孔子。在明清兩代，官方規定，科舉考試的八股文題目必須從《四書》中選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書便成了明清兩代士子們的必讀書之一。

　　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朱元璋曾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并詔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次日錢唐上疏力爭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諭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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