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

時間：2024-10-02 00:18:57 余秋雨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

　　余秋雨是我國著名作家、學者，他的散文作品廣受大眾的支持。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

　　余秋雨散文走紅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是學理所支撐起的大氣。余秋雨從學術傳播的有效性出發，試圖把學術成果裝在散文這只美麗的容器里奉獻給讀者，把學理融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來的人文風度，侃侃而談的灑脫文風贏得世俗社會的厚愛，溝通了雅和俗兩個一向相距遙遠的美學層面。客觀地說，余秋雨的學術突圍、學術普及的行為以及他的散文所表現出的學術品位，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撰文論述。本文試就余秋雨的學術普及的理念、途徑及影響就教于讀者。

　　倡導學術傳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轉型期的文化態度》一文中，倡導學術研究、學術傳播應堅持有效性的原則，指出了中國學術研究、傳播長期以來的癥結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內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認為許多以實證為旗號的學術行為，由于實證的對象瑣碎不堪，幾乎兌換成了無效的旗號。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詩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證數十年;《紅樓夢》某一回的字里行間可能暗示某個人物若有若無的隱私，盡畢生之力搜輯校考，這樣的情景，在高層學術界不難看到。學術研究當然不能排斥細節考證，但考證的耗費應該與這一細節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細節很小卻能折射大問題，那么考證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長考證的終點仍然只是細節本身，也就造成了對自己和讀者的雙重浪費。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識到這場苦澀的學術自耗游戲已經做得太長，無效和低效的課題因其遙遠而變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課題因立足凡塵與平民百姓處于平等態勢，三下兩下便棄沒了學術的尊嚴。這種情景，反過來構成對文化人的重壓，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選擇了那條縹緲、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這種現狀，余秋雨呼吁學術研究者要有關愛人類的責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種專業都能因關愛正在劇烈變異中的周際大地而漸漸建立起一種現代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建立起與社會進行能量交換的可能，只要出現了這種可能，那么盡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晉玄學、唐詩宋詞，也會全神貫注，產生強烈反響。反之，即便你在論述現代化，也只能云遮霧罩，不著邊際。

　　第二，促進學術傳播的高效性。長期以來，中國的許多學者，傾畢生心血研究學問，但累累碩果始終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狀態，不為大眾所知，這是生命和資源的雙重浪費。導致這種局面，無外乎有兩個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單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學術化的表述模式，滿腹的學問，一經表達便高深莫測，艱澀難懂，普通大眾不愿讀之。其二，傳播渠道太過單調。為數有限的學術期刊，是其主要的傳播媒介，讀者是學界同行，與大眾傳媒無緣，與平民百姓無關，學術研究越來越脫離大眾，成為象牙塔里少數人的智力游戲。難以實現學術資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價值也是低效傳播。

　　身為學者的余秋雨，面對學術傳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積極地思考：“能不能讓我的著述，寫得有更多的人閱讀?我從有效態度出發，不懼怕‘媚俗’之名，用年輕人也愿意觸摸的散文筆調來寫一部部史論著作，最后，在《山居筆記》中干脆用散文來探討一個個復雜的文化學術問題。”①余秋雨的文體試驗一舉成功，他的散文一時洛陽紙貴，這時有人以暢銷為根據否定其書的學術品性，面對這種責難，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說：“其實寫出來的書沒人閱讀并不能證明學術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寫豈不更好?對莘莘學子、饑渴的讀者，表現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認為，為學術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種高貴，為學術文化力求溝通也可能是一種高貴。”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奧的學理寫得深入淺出，讓學術真正地走向民間，余秋雨認為應做到兩點：其一，采用大眾化的話語方式。話語方式的轉換，“這不僅需要把這個學理完全鉆透，不留生澀部位，而且還需要把自己的心靈與它緊緊相融，只有這樣，才能說學理如敘家常……。”③其二，主張學術與現代大眾傳媒的對接。余秋雨認為在文化的大眾化過程中，學者起著一種面向民眾傳播和推動藝術創造的作用，為了促進雅文化走向大眾，學者要走出書齋，走向傳媒，傳統學術也要尋求新的傳播平臺。以前，學術思想的傳播主要是借助于學術期刊和報紙等紙質媒體，受眾比較固定，社會影響力也相對有限。而現在，電視媒體主動邀請學者，學者積極走上電視講壇，使學術有了更強勢的傳播平臺。強勢媒體對于大眾來說，是獲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傳媒和學術相結合，做好了是雙贏――學者贏得了觀眾，媒體贏得了品位。《百家講壇》的熱播，就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借助于散文傳播學理

　　余秋雨要實現他的學術突圍，也就是說要把科研成果從狹小的學者閱讀圈，推向更廣闊的大眾閱讀空間，他有意識用散文這個大眾能接受文體傳播他的學術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較其他散文更具學術色彩、學術品位。這種學術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選題具有學術價值。古往今來，散文的寫作往往是有感而發，率性而為，但余秋雨則把它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來對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經過精心的策劃和篩選，因為他拒絕無效或低效的文化傳播。其散文選題的學術價值表現了歷史和現實的傳承和對接。在新時期社會大轉行的過程中，他對現實的人格層次和人格結構很不滿意，所以余秋雨走出書齋，背負著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間，通過對一個個古文化遺址的尋訪和考察，來研究中國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誕生了《文化苦旅》。這部散文是他對如何健全當代中國群體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筆記》篇篇都是一個宏大的歷史課題，作者干脆用散文來探討一個個復雜的文化學術話題，那么艱深的.課題、那么龐大的篇幅、那么豐富的資料，都在貫穿著“中國文化與社會災難”、“中國文化的精神歸屬”兩大主題。《霜冷長河》直接切入現實人生，以友情、名譽、謠言、妒忌、善良、年齡、死亡等當代民眾都深感困惑但又繞不開的難題為論題，一一加以論證剖析。

　　第二，立論新穎，論證嚴密。散文一貫注重主觀感受的抒發，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發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許多散文開篇亮明觀點，語出驚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進，頗具學術魅力。比如《都江堰》開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獨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三峽》的首段便開宗明義：中國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峽。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強健，否定長城情結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正統論視異族掌權為逆端，但作者認為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它的統治者常常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向死角，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論的新穎，除了推陳出新外，許多具有填補空白的開拓意義：他借東北流放者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生存災難;就渤海的興亡來討論社會災難與群體生命的關系;借山西商人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救助貧困的災難;借海南島來討論廣義的精神家園。

　　第三，頗具論文寫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題的闡發避開了傳統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議論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議論闡發他的見解，尤其是《霜冷長河》的論說色彩更濃。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語言長于議論，通篇洋溢著由理性支撐起的大氣。另外，他的散文有時體現出源于學術思路的求證模式和論文式的序列分析結構。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結構：山西之富的史料證明――山西之富的歷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敗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劃出了層次，頗像一篇生動活潑的經濟論文。在《借我一生》這本書中，余秋雨就“中華文明為何延續不斷之因”這個論題提出了七個論點：通篇結構嚴謹，前后照應，儼然一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還有《十萬進士》、《關于謠言》、《談小人》等篇什都用類似的特征作了詳細的論述。

　　學術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顯得很有底蘊，有一種由里向外透著的大氣，這使他的散文擁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備的學術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時也正是這種學術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溫馨、濕潤，而且結構也趨向模式化。

　　學術傳播的領軍作用

　　余秋雨學術突圍的成功，對學術普及起到了領軍的作用，引發了一大批精英學者的跟進，通過書商和傳媒的推波助瀾，把這一學術傳播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第一，《百家講壇》搭起學術擂臺。《百家講壇》是中央電視臺2001年7月9日開播的匯集名家名師的講座式欄目，余秋雨當然成為《百家講壇》的座上客，他解析的《文學創作中的未知結構》深得觀眾的好評。之后，劉心武的紅樓夢新解，閻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易中天的品三國，紀連海的清史紀曉嵐、多爾袞，于丹的論語心得，王立群的漢代人物，康震的李白、蘇東坡……把節目推向了高潮，演講者也成了學術明星。《百家講壇》從紛繁復雜的節目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品牌欄目――《百家講壇》，壇壇是好酒。《百家講壇》的異軍突起，打通了電視傳播學術的“腸梗阻”，成為學術走向大眾的橋梁。

　　第二，出版社架起學術云梯。隨著余秋雨具有學術品位的散文的走紅，觸覺敏銳的出版商意識到學問中所暗含的商機。各大出版社，一反往日對學術出版冷漠的態度，爭先在象牙塔窗口搭起一架架云梯，鎖在深閨人未識的學術宮娥，雖然還有幾分矜持、幾許羞澀，但畢竟還是順著云梯，款款地走向大眾。2002年山東人民出版社推出系列學人隨筆《茶座》叢書，復旦大學出版社依托雄厚的學術資源，一流學術領軍人作者，推出“名家專題精講系列”學術隨筆，《百家講壇》火爆以后，各大出版社紛紛爭搶分割這塊蛋糕，一時形成《百家講壇》出版熱。

　　第三，書店辦起學術講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余秋雨在各大圖書館、書店的學術講座不計其數，開拓了學術傳播的新領域，引發了書店學術講座熱，并正在形成一種文化品牌……如國家圖書館面向大眾推出的雙休日學術文化系列講座“文津講壇”，三聯書店開始舉辦“文史悅讀”，單向街書店的“文化沙龍”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一種休閑和充電的場所。

　　被稱為“余秋雨第二”的易中天說：“我一貫認為學術是一種好東西。好東西就應該有更多的人去分享;而要讓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換一種表述方式，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初衷。”④越來越多像余秋雨、易中天這樣的學者，主動調整自己的話語方式，把學術傳播到民間，再加之媒體、受眾的積極參與，把學術普及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注釋：

　　①②③余秋雨：《轉型期的文化態度》，《黨政論壇》，1999(2)。

　　④易中天：《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

【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相關文章：